2018年春季学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成功联合举办了十期（总第236-245期）宏观经济学研讨会。至此，宏观经济学研讨会已经走过了十一个年头，累计举办245期。陈彦斌教授是宏观经济学研讨会的创办人和主持人，经济学院博士生刘哲希是本学期研讨会的联系人。

　　 宏观经济学研讨会旨在通过追踪与研讨国际宏观经济领域最高水平的前沿文献，为与会者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定量宏观模型提供借鉴思路，从而推动对中国宏观经济重大问题的研究。每期研讨会由一位主讲人对一篇理论文献进行精讲，并邀请一位优秀青年学者进行深入点评。本学期宏观经济学研讨会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薛涧坡副教授，经济学院陈朴副教授（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刘凯副教授（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周璇助理教授（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小亮博士以及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郭豫媚等多位老师作为点评人。每期研讨会的主讲文献和PPT均上传至网络（www.docin.com/mydoc-88265459-1.html），以方便大家对相关文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大宏观）也会定期发布宏观经济学研讨会的相关信息。

　　 本学期研讨会主要聚焦于宏观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刘哲希（总第236期）主讲的文献“On Interest Rate Policy and Asset Bubbles”通过对Gali（2014）的模型框架的进一步完善与拓展发现Gali（2014）提出的紧缩货币政策会刺激资产泡沫扩张的结论是不成立的。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发现，对无供给弹性的泡沫资产来讲，宏观政策无论如何干预都无法改善社会总福利水平；对于有供给弹性的泡沫资产来讲，宏观政策需要抑制新增泡沫资产的规模，并要试图降低资产泡沫破裂风险。郭豫媚（总第237期）主讲的文献“Rethinking the Power of Forward Guidance：Lessons from Japan”从适应性预期的角度解释了前瞻性指引难题，即为什么现实中前瞻性指引的效果远不及理论研究中的效果。文章认为，前瞻性指引难题与公众预期有关，现实中公众预期具有适应性预期的特征，而模型中通常假定公众具有理性预期，这也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何日本的前瞻性指引效果比美国更差。周璇（总第238期）主讲的文献“Rethinking Stabilization Policy: Evolution or Revolution?”回顾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稳定化政策。文章指出金融系统对于现代化经济的稳健运行至关重要，未来需加强稳定化政策的力度，且更加注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的相互协调和配合。王兆瑞和周欣锐（总第243期）主讲的文献“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Policy”研究了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文章发现，当经济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会受到一定抑制，尤其是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因此，文章认为，当面临经济不确定性程度提高时，货币政策应该更加积极并注重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随晓芹（总第244期）主讲的文献“The Effect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on Bank Lending Behavior”探讨了美国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文章发现，第一轮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对信贷增长有较强的推动作用，第二轮操作却没有这样的效果。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第二轮量化宽松只是针对长期国债而非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目标资产类型的不同导致量化宽松政策对信贷的刺激效果出现了差异。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不能仅着眼于数量，更应该核心关注目标资产的异质性。

　　 此外，本学期研讨会还就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等宏观经济领域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刘凯（总第239期）主讲的文献“Dollar Funding and The Lending Behavior Of Global Banks”研究发现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总部位于欧洲的全球银行大幅削减了其美元计价贷款。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和计量实证分析发现，导致这一现象的核心机制有两条。一是，相比于这些银行在欧洲是通过对风险不太敏感的储蓄存款进行融资，在美国市场它们则主要通过对风险较为敏感的共同市场基金进行融资。二是，外汇掉期市场的摩擦使得这些银行难以充分地通过吸收欧元储蓄来为美元借贷提供融资。文章从微观机制上证明了全球银行在全球资本流动和全球信贷市场联动方面所起的作用，为研究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溢出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韩少华（总第240期）主讲的文献“Credit-Induced Boom and Bust”以美国对掠夺性贷款的监管政策变化作为自然实验，检验了信贷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文章结果表明，信贷扩张可以在经济扩张期内显著刺激房价上升和就业扩张，但也会使得经济衰退期内房价下跌和就业衰退的幅度加大。陈小亮（总第241期）主讲的文献“New Evidence on the Aftermath of Financial Crises”基于一国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构建了一个新的定量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进行了定量刻画。进一步地，文章使用所构建的指标，对1967-2012年间24个OECD国家所发生的金融危机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国家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而且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小得多。陈朴（总第242期）主讲的文献“Diagnostic Expectation and Credit Cycle”研究了诊断预期下人们产生的代表性偏差和信贷市场的关系。文章发现，代表性偏差会导致市场主体外推市场发展趋势或忽略市场风险，这一特征能够解释信贷市场和宏观风险的变化。黄源（总第245期）主讲的文献“A Behavioral New Keynesian Model”改变了传统新凯恩斯模型对于经济活动中参与人理性预期的假设，认为人们对于未来利率和产出等变量的预测都是有限理性的。据此，文章通过构建包含行为因素的新凯恩斯模型，解释了现实中一些国家在面临利率零下限约束时经济依然处于唯一均衡而非多重均衡的问题。

　　 十一年来宏观经济学研讨会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每期研讨会都有来自人大本校、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数十名师生参加。同时，宏观经济学研讨会培养了一批既熟知中国现实问题又与国际前沿理论接轨的高水平创新型研究人员，他们已前往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波士顿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世界顶级名校攻读博士学位，并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以及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Applied Economics等国际SSCI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多名优秀人才已在耶鲁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及科研机构任职。此外，宏观经济学研讨会也向国家机关与研究机构输送了大量视野开阔、理论扎实又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

（编辑：陆美贺；核稿：李佩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