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胜：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本期政经大讲堂第十三讲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富胜教授进行讲授。

谢富胜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过程中，通过侵略和殖民等途径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落后国家的社会形态相连接，导致落后国家发展进程受阻，产生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新的历史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政治经济学有三大理论创造：第一，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第二，落后国家从工业化到现代化的中国经验；第三，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

关于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谢富胜教授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包括明确社会性质或该社会发展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者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必要前提。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的特征，并提出要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号召，但没有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如何改变了落后国家的社会性质。1937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出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的创立，提供了分析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学理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应用到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判断中，用基本矛盾判断社会性质，用主要矛盾判断社会发展阶段，从学理上阐明了建国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不仅反映了客观发展环境的变化，更是我们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识别、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理论创造。

关于落后国家从工业化到现代化的中国经验。谢富胜教授认为，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规律，阐明了现代性的实质。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研究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并不意味着“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国情，我们党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一旦初始的工业积累完成，国家和政府应当在积极制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的同时，以顺应市场规律的方式“干预”经济。因此，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的原则和方针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在公有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层层推进，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新理论范畴，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中国是唯一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不仅实现了平稳过渡和快速增长，还突破了后发工业国依附性发展的路径，避免了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原则，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路径选择。可以说，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同时，新发展格局也体现了我们党的忧患意识和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是新发展阶段下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新的体现。紧紧把握重要战略机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将续写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历史，还有机会使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典范国家。

关于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谢富胜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重点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利益共同体的内涵，阐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普遍联系。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在落后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是新的历史实践提出的全新问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发展了两大阶级的对立关系，强调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地区的破坏作用。斯大林进一步将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对立关系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因此，帝国主义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利益共同体对立关系的理论，但却忽略了蕴含在马克思人类社会共同体理论中的资本主义各国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思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帝国主义论为指导思想审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既有对立又有联系，随后提出了中间地带思想和三个世界理论。随着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中国面临着加强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需求。邓小平继承毛泽东超越意识形态局限性的三个世界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世界各民族之间具有超越阶级利益共同体的普遍依赖关系，并在列宁垄断资本理论基础上，深刻论述了发达国家资本的二重性质，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实现自身发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在新的历史站位重新审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从中华民族关于“大同”社会的思想中吸取营养，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既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思想一脉相承，始终将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与世界普遍交往的思想作为分析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理论基础。

谢富胜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创造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特点。阶段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并形成了适应该阶段实际情况的经济思想。连续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每个阶段形成的经济思想，都集成了上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继承发展并创新马克思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高峰。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还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深刻地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呼唤，也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引领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