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0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2020）“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经济”在明德主楼728会议室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春海教授主持，分为开幕式、主旨报告和嘉宾演讲三大精彩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为开幕式致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晋斌教授发表主旨报告。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贺力平，中国社科院国家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孙杰作为嘉宾发表演讲。校内外师生、媒体等百余人线下或线上参加了本次论坛。会议由中国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致辞。刘元春副校长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世界经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为应对疫情冲击，发达经济体采取极其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政府债务持续屡创新高，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脱离市场经济的发展实情。金融资产价格的超级修复与实体经济的艰难复苏形成鲜明对比，全球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倾向。另一方面，全球经贸格局也正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区域化加速发展阶段。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美国优先、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导致世界经贸关系紧张，中美经贸摩擦没有缓和的迹象。因此，未来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如何变化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进而提出四个问题供嘉宾讨论：第一，拜登正式入主白宫后，世界经贸秩序会否发生重大变化？是逆转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还是在WTO框架下恢复多边体制？第二，2021年美国刺激政策的收缩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何种影响？第三，美元信用的变化会否带来全球利率的上扬？会对新兴经济体外汇市场产生何种影响？2021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第四，资产价格存在泡沫的背景下，2021年国际金融市场会遭遇哪些“黑天鹅”？ 最后，刘元春副校长对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开幕式致辞结束后，论坛进入主旨报告环节。

首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以“百年变局与国际合经济秩序演变”为题发表主旨报告。雷达教授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当今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所做出的重要判断，在今年得到了进一步印证。百年变局不只是大国实力的变化，不只是国别间总量的变化和地位的转换，而是世界经济体系、制度、特征的变化。从过去百年的历史来看，全球多边合作开放是趋势，百年变局的未来应该是更加文明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其次，雷达教授认为过去的“百年”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对殖民体系的替代。他指出，过去一百年里英国被美国替代。我们容易忽略美国体系和模式不同于欧洲这一历史事实：美国的崛起更能包容欧洲工业化的成果，而欧洲离开了殖民体系即刻沦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小国”。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崩溃瓦解，政府的规模和作用范围也在战争期间得到扩展。凯恩斯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此外，过去一百年最瞩目的经济成就是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老牌发达国家并没有被排挤，因为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依靠财富创造效应、而非财富转移效应。因此，合作共赢是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雷达教授还谈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中的共性与特殊性。所有经济成功增长的经济体都很好地适应了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世界经济环境，但中国在加入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仍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次，雷达教授回顾了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两个发展时期。第一阶段是1945-1960年，主要实行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贸易发展平衡；第二阶段是1960-2008年，随着固定汇率、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国际金融和投资的自由化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导致贸易失衡。最后，雷达教授进一步提出四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第一，拜登政府的政策走向。相比于特朗普，拜登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改革将走得更远。第二，中国特色的制度与国际秩序的相容性。第三，“百年变局”的思考纬度是过去一百年，但经济学分析有时间边界，在不同时间维度下的考察会得出不同结论。第四，雷达教授指出他的报告依照历史发展的逻辑，但学说史的逻辑也可以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思路。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晋斌教授发表以“2020国际金融大动荡及未来展望”为题的主旨报告。首先，王晋斌教授对比了1929大萧条、2008年次贷危机和2020年大动荡，指出三者的演变逻辑不同、应对不同、结果也应该不同。2020年大动荡的股市平均日跌幅是百年难遇的。不同于大萧条期间的自由放任政策和次贷危机的经济救助规模，美联储采用了“无上限”的宽松政策和财政赤字货币化，坚定“做多”。本次动荡下的金融市场也没有过多的杠杆和有毒资产，而是疫情冲击导致投资者疯狂抛售，引发剧烈动荡。其次，王晋斌教授介绍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基本状况。股市和房市价格创新高、远超过次贷危机时期，出现金融资产价格的超级修复。美国需要修复金融资产，其重要性在于房价和股价是美国经济的财富基本盘。只要稳定财富基本盘，就不会出现金融危机。王晋斌教授据此提出，美联储“无上限”的宽松政策与货币是央行负债的传统理念相冲突，货币是否是国家资本？是否会出现泡沫化？他认为，当前高资产价格和市盈率的原因在于美国无风险收益率的大幅度下降。最后，展望了2021年可能面临的四大新问题：第一，美国2021年的财政杠杆会大幅度收缩。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政策将导致无风险利率的上扬。第二，偏弱的美元或成为美国新一届政府的选择。第三，人民币存在升值趋势，将利好资产市场，但不利于出口。第四，2021年国际金融市场虽有调整，但不会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主权债务违约的压力取决于利率上扬水平的程度，如果无风险利率依然能够压得很低，国际金融市场将平稳运行。第四，不排除美联储使用利率管制曲线或者扭曲操作。

主旨报告结束后，由三位嘉宾分别分享主题演讲。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贺力平发表以“百年变局的经济金融含义：一点新析”为题的演讲。首先，贺力平教授指出百年变局对中国及世界的意义。中国不仅在经济规模上从东亚和世界崛起，也创造了中国道路的新范式。百年变局对欧美的意义则在于：第一，中国的经济体量超过苏联，为欧美带来了新的挑战；第二，与苏联不同，中国从相互经济联系中获利甚多；第三，苏联没有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深度介入全球治理结构的变迁。其次，贺力平教授指出当前国际经济竞争更多是地缘经济的竞争，存在和平性、半开放性、无限博弈、市场规模和开放性决定国际吸引力、科技竞赛、货币和金融的较量等特征。其次，贺力平教授认为中美经济金融将呈现“半”脱钩前景。美国未来对华政策会出现五大特征：增加安全审查、加大技术出口限制、增加集体施压、限制人员交流以及增加个案制裁。最后，贺力平教授讨论了应对金融脱钩风险的出路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及“去美元化”这一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减少持有美元资产，但我国对外币资产的高需求尤其对美元资产的高需求，是妨碍人民币国际化和去美元化的重要因素，也构成了中美两国在金融“半”脱钩中的不对称局面：中方持有大量美元资产，而美方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很少。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矛盾，建立新型的金融制度，让居民真正信任我们自己的货币与金融资产。

中国社科院国家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李向阳以“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为题进行演讲。首先，李向阳提出两个问题：新冠疫情这一外生冲击是否会转化为内生冲击？如果认为会，则需要讨论后疫情时期的变化，并引出“后疫情时期中国究竟是全球资本的避风港，还是面临去中国化？”的问题。其次，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指出关键在于理解疫情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重塑：第一，以AI、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降低了对劳动的需求，疫情加快了这一进程，企业利用不同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动力会下降；第二，疫情使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进一步强化。疫情导致民众、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意识、国家意识空前提高。政府干预的合法性和范围增加。第三，企业投资布局的导向发生从“效率优先”到“韧性优先”的转变。追求效率最大化导致全球化分工越来越细化，但也增强了供应链的脆弱性。疫情冲击使全球价值链重塑将以增强韧性或抗风险的能力为导向，以缩短、区域化、围绕最终消费市场布局和去中心化为发展方向。最后，李向阳教授判断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平行的区域价值链：以中国作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和以美国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在“双循环”顺利实现的前提下，“去中国化”与“避风港”可能在未来同时存在。

中国社科院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孙杰从美国经济的角度发表了他的看法。首先，他认为现今美国经济正遭受着灰犀牛与黑天鹅叠加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国家，美国呈现出小周期波动但没有探底的趋势。从小周期来看，美国经济已进入下行；从大周期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美国经济存在过多消费、过少储蓄、过多财政赤字的失调特征。所谓“灰犀牛”是指美国在两个周期都走到下行阶段，再叠加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这两股力量对世界和美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其次，孙杰总结了疫情的四大特点:第一，疫情作为典型的外部冲击，经济学家无法预测它的爆发、持续时间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将根据各国的经济结构表现出不同特征。第三，疫情对美国的经济冲击比以往任何危机都更强烈。第四，由于疫情尚未结束，美国经济自第二季度断崖式下跌后，尚未走出V型反转。最后，孙杰从五个方面指出疫情对政策和经济形势的深层次影响：第一，疫情以来的货币政策变化意味着美联储的职能和货币政策目标发生了转变。2008年危机之后美国的货币政策从“价格稳定”转向“保障就业”，本次疫情冲击则更突出“危机救助”的功能。第二，当前货币政策没有通货膨胀的顾忌，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效果已得到充分发挥。第三，特朗普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上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第四，抗疫政策会带来结构性变化、影响长期增长趋势。第五，虽然疫情给经济造成重创，但劳动生产率反而上升。这一现象源于AI技术的使用和失业结构等因素。

本届世界经济论坛就此圆满落幕。于春海副院长代表论坛的主办方，再次感谢远道而来的嘉宾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