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9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政经大讲堂第十四期：习近平经济思想”系列讲座第二讲继续进行。考虑到疫情防控等因素，本讲继续采用汇贤学堂与学术志等直播平台进行，线上听讲人数超过2万多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富胜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题进行了讲授。

顾海良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狭义与广义的区别主是看研究者所处的主体经济形式，当代中国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此之外的研究几乎都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接着，他从四个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了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狭义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要求

回顾经济思想史，恩格斯第一次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反杜林论》第二篇中，恩格斯提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并且做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判断：“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是恩格斯划分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他把当时经济学研究的规律分为两类：一类是“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另一类是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前者是狭义政治经济学，后者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广义政治经济学还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对占据“主体”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一种是对“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经济关系的研究。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一个完整的世纪，其显著特点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在19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它是一种科学的预测，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才逐步形成和发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开始形成和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已经占据“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20世纪下半期形成、在21世纪接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新形态。

20世纪下半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共同体”内异质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并存，这对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研究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应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研究异质“共同体”的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因此，从广义政治经济学上，除了“主体”经济关系之外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以异质经济关系、经济制度为基本格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共同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形态。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开始形成，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形成。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一是1949-1956年中国“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阶段；二是1956-1978年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阶段；三是1978-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进入新时期的阶段；四是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

在第一、二个阶段，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概括为九大理论：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三是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理论；四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五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六是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发展的理论；七是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八是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九是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2017年12月，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涵盖七个“坚持”在内的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体系，对党的十八以后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做了概括。七个“坚持”指：一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核心要义；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基本立场；三是“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四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五是“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六是“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七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

2020年“十四五”规划期间，总书记以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界，对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深入探讨，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系统阐释，升华了新时代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境界。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

首先，在方法论上，总书记提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发展，否则往往会出现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问题。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一定要注意这种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机联系。”

其次，《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的论断是武断的、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

然而，对于《资本论》的理论及其体系也不能照搬照抄。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这是对《资本论》最好的发展。

最后，高度重视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 进行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深入分析，从中得出新理论和新观点。

除了这四个方法论和基本观点外，他又提出了十大问题，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变化及其特征问题，新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资本主义经济演进过程及“新形态”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低迷趋势及其根源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关系的作用及其变化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阶层分化和就业、失业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贫困化和两极分化问题，新兴工业国发展及其与当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变化及其性质问题，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问题。这十大问题和之前的四个方法论、观念问题一起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四、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拓新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为背景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赓续。总书记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今时代变化所做出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判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重大课题研究上，他从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判断上，从“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战略擘画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重大课题研究的总体要求和根本方向作出阐释。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应该包含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深入分析世界经济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二是“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三是“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四是“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四个重大课题是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六个大问题：一是“坚持发展优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四是“坚持创新驱动”；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是“坚持行动导向”。这四大战略课题和六个大问题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构想。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富胜教授对顾海良教授的精彩讲授表示衷心感谢。他认为，顾海良教授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的系统概括和揭示，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需要学者们仔细分析和深化研究。

新中国建立七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史”已经完成，现在需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生活史”，需要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马克思主义学者、政治经济学学者共同努力。谢富胜教授再次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对顾海良教授和今天云端听课的学员们表示感谢。

至此，本期政经大讲堂第二讲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