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行为实验BEEF）近期推出介绍国内“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系列专访，敬请关注。

本期推出中国人民大学王湘红教授的专访。

王湘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副主编。1996年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获博士学位，师从行为经济学家Linda Babcock和George Loewenstein。1997-2006年在美国SAS Institute Inc. 任计量经济师。论文发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世界经济》，《金融研究》 等国际国内学术刊物上。2006年回国任教，教授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政策，消费行为等。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ChinaBEEF）联合秘书长，行为经济学促进会中国区代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首届行为分会委员。

罗俊副教授对王湘红教授的线上专访

罗：王老师您好，自2006年起，您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是最早一批回国从事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海归学者。请问是什么样的缘分或故事，让您当时萌生回国教授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想法？毕竟那个时候国内对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王：我在美国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但毕业后关于该方向的职位比较稀缺，因此我先在业界工作，但内心还向往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后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让我看到了这个领域发展的希望。

我本身早已“蓄谋已久”想回到北京，在一次国际会议的招聘宣讲会上人大经济学院的杨瑞龙院长宣布了人大关于招聘“海归”经济学家的意向。然后我前往人大经济学院的官网探寻一番，找到了周业安老师关于行为经济学的论文，不禁豁然开朗。一方面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回国成为我的一种祈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与变革，这对经济学这类社会学科的研究来说更具意义。不论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生活体验者，还是一个研究者，我认为出国和回归都是一段有意思的经历，出国和回归都会体验双向的文化冲突，这之间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之后我与杨老师取得联系，得到了到人大任教的机会。回国后感觉生活体验和研究体验都非常多，因为中国和以前有着太大的差异。由于曾经在国外有过学习和生活的体验，又能观察到一些与以前学到和看到的非常不一样的机制，我希望能有广阔的平台和渠道和大家交流我曾经学习到的东西。

人大有专门的实验室、有广阔的渠道、有足够的能力，我认为这是一个万分难得的机会。在我回国任教后，感觉能够在人大学生食堂用餐是特别幸福的。之后，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也感受到了国内外的差异，因此之后做的第一个实验是关于“退货政策”方面的。后来逐渐地观察到国内零售业退货政策已经比以前成熟多了：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与工商局、消费者、实体店员等聊起退货，他们都像是如临大敌；而现在面对退货都已经习以为常。我们确实能观察到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慢慢地其实会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自然得到应用，这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而这一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

罗：王老师，您1996年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获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行为经济学家Linda Babcock和George Loewenstein，接受了系统的行为经济学训练，并在QJE, JEBO等知名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上世纪90年代，应该正是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结合，在主流经济学界兴起并被逐渐广泛接受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研究领域，那个时候在国外主流经济学界对于行为与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兴起过程有着怎样的态度转变？

王：因为我们学校有这么一些老师在做交叉学科的研究，包括Herbert Simon，他其实是Professor in Psych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我导师（Linda Babcock）的专业领域本来也是Labor Economics，所以我们运用行为经济学方法首先做的是与谈判相关的研究，然后George Loewenstein是Social Decision Science，都不是一个院系的。美国那边比较鼓励博士生自我探索，所以我们在寻找课题导师的时候，是要整个学校去了解，看看哪些老师的方向自己感兴趣。之所以选择行为决策的研究方向，是因为学习经济学课程的过程中觉得很多东西都不太符合现实，就觉得这行为实验这个领域是比较有趣的，然后就开始着手研究。

但那时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并未在经济学领域广泛传播，在那个时期，美国的Russel Sage Foundation支持了一个行为实验经济学的Summer Program。该项目每两年办一次暑期班，会集中这个领域的一些先驱经济学家给各校报名来的年轻老师和博士生上课，然后我就在96年暑期去了UC Berkely参加第二期的暑期班。那个时候给我们授课的大咖一部分曾经是诺奖获得者，另一部分是后来得了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包括Daniel Kahneman、Richard Thaler等，给我们集中授课两个星期，讲的是我们现在授课的行为决策知识。同时Alvin Roth在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就在我们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隔壁，也是做实验经济学的，后来也得了诺奖。

所以说，我们也是赶上了这个时代，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在这个时代从事行为经济学研究的魅力，他们曾经是先驱者，在没有人探索的时候，开创了行为实验经济学的先河，从实验室实验到田野实验的逐渐推广，为经济学向新的领域开拓付出了许多心血。在他们推广行为经济学后，我们发现其确实为经济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后期的经济学诺奖得主可以说是用这样的一种研究范式做了很多不同经济领域的工作。我觉得与这样一群研究者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在这段经历中，一方面我体验到了经济学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体验到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发展。比如说在我们读书的年代，出国留学的中国人非常少，而外国人不会念我们的中文名字。我在最初的时候还固执地想坚持让美国人学中文，我在国内的时候用英文名，而出国之后就坚决让美国人学习中文，他们每个人对名字的发音都不一样。但过去很多年之后，我发现他们的播音员在说中文名的时候就能说得非常好，发音非常标准，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多，也足以体现中国的迅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

罗：您一直致力于借助行为科学的方法，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决策，从而助推（nudge）公共政策更为有力和高效的实施。在您看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在哪些领域，可以做哪些事情，促进政策的科学制定；并且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参与这样的政策设计对于民众和政府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王：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行为实验方法之所以有如此的发展事实源于经济学传统理论的一些局限性，其发展的特色之一就是更符合现实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在公共政策领域更有实践意义。刚回国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经济学领域更加强调宏观，大部分的学者都从事于宏观经济的研究；但现今研究方法的发展正在慢慢地进步，逐渐融入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我们从事行为实验的研究者已经开始与一些政府机构以及大型企业，例如阿里巴巴、美团等合作；但在真正的政策实施上还差一些，我们需要想办法用研究成果和智库资源更好地结合来推动政策的制定与有效实施，把行为经济学的内容应用到其中，比如Richard Thaler曾在白宫任职经济学家。我们可能需要找到一个合适节点，以合适的方式去努力，得以使真正的行为经济学家参与政策制定和实施，而不是只有宏观经济学家。

目前我觉得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相较于政府机构，企业对其的接受度更高，因此需要更多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除了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的应用上，微观统计一般给予研究者一个结论，而行为经济学“助推”的方法是真正的从制定与实施上提供帮助。可能我们作为研究者在还未达到那个层面之前，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是更系统地说明在某个领域一些比较系统的“助推”方法。比如我研究的一个项目是关于女性领导力发展的研究，我们就可以集合一些比较系统的方法，总结出行为规律，应用于政策制定与实施。

罗：您运用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特别是收入分配、消费行为、女性发展领域有很多研究发现。您觉得您关于这些研究对于如今国内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建设有着怎样的应用价值或政策启示？

王：最初的行为实验经济学发展是在系统地总结人们现有的行为如何偏离传统的经济理论，仅仅研究到如何偏离，但未提出如何在现实中系统地应用。从这个应用角度，我提出一种看法，即从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助推扮演的是一种介于自由主义和完全强制之间的一种润滑剂的角色。“nudge”的方法它助推政策的推行，但又强调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因为强制不一定都有好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因此，我希望能广泛地使用助推的理念去实施一些政策，在政策机制设计上就朝着这一方向去努力，这对于我研究的女性领导力发展、消费领域推广的健康消费和环保消费等问题都有很大的意义。

此外，我曾经研究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现在国家提倡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强调自愿的慈善捐赠以及公共品贡献等。我觉得如果用行为实验经济学的“助推”方法，配合系统的政策设计，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不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实际操作，只是关注收入差距大小而不没有考虑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不同的过程可能影响收入分配的效率、公平、和主观福利效应。正如我们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的名字一样——《助推政策优于一刀切的管制和自由放任》，助推根据个体微观的行为规律、偏好和动机等出发去设计政策，促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罗：您参与很多学术服务和活动，除了共同发起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ChinaBeef）以外，还参与ESA国际会议的组织，兼任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期刊的副主编，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成员，世界行为经济学学会中国区代表等。您在参与这些服务和活动中，作为群体代表发声或为学术团队做出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感受或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

王：在参与国际组织与会议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刚开始中国人非常少，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慢慢地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多，以及行为实验经济学领域的逐渐火热。在硬件方面，刚开始可能只有人大等少数高校有行为实验室，后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建设了行为实验室，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论坛不断扩展，我感受到了中国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壮大。国外对中国发展的认识不断更新，从刻板印象变得更为多元丰富，从奥运等大型赛事的举办、国际会议召开的增加也能看出。我们学校本来将组织2021年ESA的亚太会议以增进国际交流，但受到了疫情的阻断，目前计划23年恢复召开线下会议。我们能逐渐地发现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我确实发现首先要在学术领域萌发种子，然后研究的成功逐渐才能应用到实践上，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峰会（迪拜，行为委员会）

罗：我们知道ChinaBEEF的logo是您亲自设计的，您也很热爱生活，经常会在朋友圈分享很多美好的景色或事物，您觉得行为与实验的学术研究与自己平时的生活之间会有着怎样的碰撞呢？您是否觉得从事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需要一双能从更加细微处发现事物关联或规律的“眼睛”呢？

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的经济学家是数学家，他们研究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往往依赖于二手数据，所以他们可以做到自己不是非常有生活经验或者有观察力，他们需要会数学，通过分析数据来推导理论和公式。而行为实验经济学从一手数据出发，作为社会中的公民、消费者、劳动者，他们可能都需要具备这样的体验，能为社会推出更好的行为实验研究的主题。因此从我的博士论文开始，几乎所有的研究主题都受到外界和现实生活体验的强烈冲击，然后去设计了这些研究。

第一个研究的labor negotiation，是从中国刚到美国，在美国那里发生谈判事件，这在中国的当时难以想象。而且发生的是教师罢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冲击。因为他们将劳动者视为一个经济人作分析，试图达成如何激励、如何考虑作为一个劳动者和不同类型经济人之间的均衡。分析如何发挥各自的权利 、各自的话语权，同时要用机制设计来提高效率，所以在谈判设计上讲究机制本身在开始就应当设计成让他们容易自己达成谈判协议。虽然美国有的州允许罢工，但并非鼓励罢工，在谈判过程上、法律规定上是设计成让人们愿意主动地说出真实的底线，提高谈判效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学习，因为在国内不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而这是一套机制，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角度。

第二次受到的冲击是在回国后发现消费者的地位与美国不同，在国外消费者感觉就是“上帝”，而国内当时非常抵触消费者退货。因此我做的第一个实验研究是消费的退货政策，与工商总局合作分析研究消费者投诉数据，与淘宝合作研究“七天无理由退货”政策。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最终目标应该是作为机制设计者，在研究清楚行为规律后，考虑效率与公平问题。目前我们也是在研究这类问题，比如除了简单的退货政策，我们还关心体验类消费和物质类消费。我认为体验类消费有可能得到的投诉更多，因为其不容易标准化，比如一旦过完节假日，旅游类消费的投诉迅速增加。我们提倡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拘泥于消费、经济的提升，还需要关注消费过程带来的效用多少。我确实在美国会有一种体验，一旦感到郁闷，就可以去购物，他们对客户的待遇就能让人开心起来，而在国内作为消费者有一定的体验风险。目前国内的物质类消费环境有了很好的提升，退换货系统升级，但体验类消费还有待提高，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在逐渐改变提升。

这些都是行为实验经济学能够发挥用武之地的地方，在人们无法争辩出是非对错时，用实验建议一下得到结论。所以作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确实需要一种敏锐感受生活的观察力。我自己有一种比较general的行为模式是在“朋友圈”不发工作的内容，去各个学校访问的时候可以记录下美好的风光和当地的市场环境，让学术研究的过程有更丰富的体验，也帮助我们开发更多的研究课题。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最终让大家在生活中获得快乐和提升。

王湘红教授交流访学时的摄影作品与记录（西南财经大学、牛津大学、杜克大学）

王湘红教授摄影作品获中国人民大学摄影比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