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转型经济中的中国经济增长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2月24日—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就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增长和发展中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一、关于中国的收入不均问题

　 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凡的成功案例。在肯定了杨小凯等人关于分工的理论对此已经做出了很有意义的解释的基础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Eric Maskin教授认为，中国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并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同时也有它不利的一面，专业化的分工导致了一部分人越来越富有而另一部分人却越来越贫穷，所以在中国收入不均的问题日益显现。

　 据此，Maskin教授详细分析了中国收入不均的成因。基于现实，中国比美国有更高的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比率，这表明中国在低比率的产品生产上有比较优势；美国反之，那么，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两国有很大的可能进行贸易，而贸易的结果应是中国内部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但这与现实相悖。

　 Maskin教授通过建立一个几何形式的模型，分析比率不同的两国（中国、美国）中 ，不同素质的劳动者的匹配问题，借助一个假设的产出函数，得出如下结论：全球化之前，低比率国家的低技能劳动者从与之匹配的本国高技能劳动者那里获利；全球化以后，该类劳动者的自我匹配导致工资下降，该国高技能劳动者因与高比率国家的低技能劳动者的匹配导致工资提高。其政策含义就是提升低比率国家的低技能劳动者的技术水平。

二、关于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比较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指出，通常对中国与东欧转轨的比较有三种视角，第一种视角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东欧的改革是失败的，其原因是中国和东欧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但这种观点把复杂发转轨问题简化为战略选择的问题，却没有对两种模式的发展初始条件给予足够的分析；第二种视角认为中国当前道路选择的问题更为严重，中国将会为此支付高昂的长期成本，但这却忽略了过程的重要性，也无视发展阶段的不同，毕竟制度取决于发展水平而不能凭主观意愿而设定；第三种视角认为中国和东欧初始条件和环境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对中国、越南和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指标、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表明，发展道路的选择和经济绩效的不同源于深刻的制度环境。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外开放、制度和地区间的竞争，这意味着中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于激发经济主体的竞争意识，以日益广泛的贸易活动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内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在众多的制度指标中，贸易自由度这一指标最为突出，中国以开放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模式在国际分工中发挥了自身的众多优势。
可见，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转轨发生在不同的初始条件下和环境中，结果的差异很大。中国的经济改革至今为止是成功的，它的经济增长可以用经济学中的通常变量来理解。中国的增长今后要想保持持续性，应该进行深一步的包括国企、银行、政治体制等制度改革。

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的黄有光教授指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为了继续推进这种改革，那么寻找既定制度环境下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则变得非常重要。按照古典理论及杨小凯的新型古典理论模型，这种因素就是劳动分工，而按照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模型则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更为根本，黄有光认为没有分工就不会有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劳动分工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增长同时在强化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又在继续推进分工的发展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所以单纯的专业化分工对生产力的提高收效甚微。就长期而言，在给定制度政策的条件之下，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必须而且必然相辅相成，三者对经济增长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同时经济增长又在逐个推进三者的深化和广化。蒙纳士大学的刘淑香更为看重这其中分工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卫平教授以竞争力的视角分析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价格优势上，但这种发展模式早期却已经牺牲了工资标准、环保等重要的长期发展的因素，随着中国分工网络的日益发达，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整个营销网络体现着一种核心竞争力，可见核心竞争力未必在于高科技的水平，而在于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发展而又有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此外，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这是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遵循世界经济的规则，温特主义的兴起又给中国提供的一个新的机遇，中国又能力向着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在“标准化”的模式下中国有着加速发展的巨大潜力。
　

　 蒙纳士大学的Christis Tombazos分析了其中国际投资的影响，他根据新H—O模型结合实证分析了专业化的外在效应等问题。

　与黄卫平教授不同的是，关于竞争力的问题，蒙纳士大学的史鹤凌副教授更看重企业规模与竞争力的关系，运用有关专业化的理论可以证明，对供应链的细分（专业化）也可以在厂商规模下降或很小的条件下，实现报酬递增。

　　蒙纳士大学的Dietrich Fausten则着重分析了中国FDI的构成。

　　国务院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博士通过市场、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程度，扩展了张五常的内生外部性定理，解释了谁应提供了城市公共设施的问题，其中心结论是：只要市场足够大且产权界定容易，市场才能提供公共设施。

　　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教授则回应了钱颖一教授的观点，指出先有制度而后有增长，而制度又是认为确定的规则，所以改革是重要的。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使得中国渐进式的发展道路能够在传统的框架下，实现经济绩效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义平教授以浙江民营经济的案例，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民营经济的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其统筹发展、和谐的心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