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凌晨，我收到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丁凯同志发来的短信，告知宋涛老师走了。这一噩耗，使我感到很突然。四个多月前，即去年9月30日下午，我与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丁凯三人专程去世纪城时雨园看望宋涛老师。他在客厅里坐着轮椅接见了我们。他虽然年过白寿，满头银发，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很好，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聊天半个多小时。他颇有感慨地对我说：“当年我任系主任的时候，你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现在也两鬓斑白了。”我说：“我也76岁了，您整整比我长20岁。”这次相见，他给我的印象是：身体硬朗，没有什么大病，活到一百多岁不成问题。我万万没有想到，刚刚转过年来，他就匆匆地走了，那次会面，竟成诀别，令我悲从中来。
　　宋涛教授是我的师辈，我与他相识已有半个多世纪了。1955年9月，我考入人民大学经济系读本科。那时，宋涛老师已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常委，还任中国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杂志的编委等职务。我最早认识他是于上世纪50年代拜读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文，但那时还没有见过他本人。
　　60年代初，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于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有几次，宋涛老师邀我参加讨论经济系李宗正等老师写的论文，我的发言得到宋涛老师的赞同与鼓励。从此，我就与宋涛老师相识了。
　　十年动乱一开始，人民大学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宋涛是什么人”的大字报，妄图把他当作“三反分子”、“走资派”来打倒。当时，校园里批斗干部成风，充满了恐怖气氛。但老实说，我内心深处对那些被批斗的干部并不认为是“走资派”或“三反分子”。据我所知，宋涛教授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就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之后，他一直任教于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和人民大学，数十年如一日，克己奉公，勤勤恳恳，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我确信他不是什么“三反分子”、“走资派”。所以，当我们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要向宋涛（时任校党委常委）和张腾霄（曾任校科研处处长）二位老师了解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的问题时，我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之一，特意向与会者说明：“我们应当让他们二位坐下来谈，要和风细雨地与他们交谈，决不能用批斗、训斥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我们的确是这样做了。这与当时动辄就批斗干部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应当说，在宋涛老师身处危难之时，我为仍能和颜悦色、客客气气地对待他而感到欣慰。
　　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随着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宋涛教授从北京师范大学、我从清华大学先后都回到母校。宋涛教授任校党委常委、经济系主任、校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和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等职务；我则任复校后第一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1983年被任命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的副总编，1986年又被任命为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从此，我和宋涛教授之间的工作交往和一起参加的学术活动日益增多，彼此的友谊也与日俱增。
　　上世纪80年代，学校为了便于开展职称评定工作，将当时全校的18个经济类的系、所，划分为两个组，即经济学一组和经济学二组。经济学一组的组长为宋涛教授，组员有我、吴树青、卫兴华和周新城等教授。经济学一组包括八、九个单位，而每次分配给的教授职称名额却很有限，难以满足各单位的要求。面对这种矛盾，宋涛教授能够坚持标准，坚持公平、公正原则，采取民主、协商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后再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总是一次投票就能全票通过，圆满地完成职称评定任务。在与宋涛教授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良多。宋涛教授卸任后，由我接任组长。在以后的职称评定活动中，我们继承宋涛教授开创的优良风气，发扬民主、协商精神，从而使我们既能顺利完成职称评定任务，又增强了兄弟单位之间的团结。
　　宋涛教授曾连续两届（第一、二届）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在此期间，我曾于1987年和1991年两次作为特邀的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参加学位评定工作。第一、二届的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都是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资深教授和大学校长，如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刘诗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黄达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陶大镛教授、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南开大学钱荣堃教授、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等等，宋涛教授作为召集人，对各位评议组成员都十分尊重，而大家对他也很敬重，再加上他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工作中又善于协商和发扬民主，所以，经济学科的学位评定工作总是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中圆满完成任务。
　　宋涛教授在担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的十年中，虽年事已高，但他尽职尽责，对学会的工作抓得很紧。一年内举办多次专题研讨会，他每会必到，并亲自主持会议。每次会议都开得很成功，与会者收获颇大。我曾多次被指定在会上作专题发言，并积极参加总会的活动。那时，在北京市众多的学会中，经济学总会开展的学术活动最多，是办得较好的学会之一。这些都是和宋涛教授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宋涛教授卸职后，由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接任会长，我由人民大学推荐担任了该会的副会长。之后，我们继承宋涛教授的优良作风，继续努力把学会办好。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多年中，宋涛教授的住处由人民大学城内铁狮子胡同1号搬到西郊林园6楼，学校给他在红二楼二层安排了一间办公室。那时，他已寿登耄耋，每天提着一个暖水瓶到水房打了水就去办公室了，一天之内上午、下午和晚间三个单元在那里伏案工作10小时以上。他非常珍惜时间，绝不在办公室闲聊。为此，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告示，要求来访者珍惜时间，谈完工作即可离开。他经常打电话把我叫去，和我讨论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他侃侃而谈，我如坐春风中。讨论一结束，我立即告辞，生怕耽误他的宝贵时间。
　　宋涛教授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一生致力于经济学学科建设。他撰写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供高等院校师生和国家机关干部学习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当代帝国主义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宋涛文集》、《 <资本论> 辞典》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等。其中，《 <资本论> 辞典》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都是数百万字的宏篇巨著，是集中全国几十名著名专家、学者来编写的。我和卫兴华教授有幸被他聘请担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的理论篇（60多万字）的分主编，并与苏星教授一起协助宋涛教授修改、统纂了该书的部分书稿。我以能为宋涛老师做一点事而感到高兴。
　　宋涛教授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他与他的同辈、同行的专家学者教授们相处的很好，彼此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乃至成为挚友。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孙冶方和许涤新，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陶大镛，复旦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关梦觉等等，都是他的知心朋友。在宋涛教授那里，完全没有那种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的陋习，他这种高尚的品质是我们后辈学子学习的榜样。
　　宋涛教授十分爱护教师和学生，关心他们的成长，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和提携。我虽然与宋涛老师不在一个教研室，但也经常受到他的教诲、培养和提携。宋涛老师出于对我的培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他主持的，在杭州、太原和贵阳等地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和《资本论》学会的年会上，都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或作学术报告。由于宋涛老师的提携，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经济学卷），将我也名列其中。宋涛老师对学生的关爱更是众所周知的。就在他去世的前四个月，还亲自给我打电话，一再嘱咐我对他指导的一名博士后学生的就业给予帮助。
　　宋涛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他从教70多年，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了，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宋涛老师，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继承您的遗志，加倍努力工作，完成您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