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8日下午2点，首届香樟国际经济学论坛的平行论坛于线上举行。分论坛1以“企业出口行为”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孙浦阳教授主持，来自三所高校的四位研究生带来四篇文章。在近三个小时地充分讨论下，与会者收获颇丰。

第一位演讲人为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王冰洁博士，其分享论文为《“最强小镇”与中国出口企业“内卷”》。本篇文章从企业“内卷化”现象切入，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出口企业“内卷”现象的异质性影响，并解释了该影响背后的机制，最后给出了打破“内卷”困境的方法。文章认为产业集聚与出口企业出口绩效和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异质性分析文章发现，这种产业集聚的内卷效应主要反映在低技术行业中。文章验证得出，产业集聚通过降低企业出口产品的多样性、降低企业议价能力以及降低企业资金流动性三条机制，对出口企业的出口量和经营绩效带来损害。最后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提出产业垂直关联可以方便企业获得中间投入和提高成本加成，产业集群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二者结合能够有效地帮助出口企业打破产业集聚下的“内卷”困境。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张霆博士对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自己的五点建议。张霆博士指出，第一，文章中使用的数据在2010年后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可能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第二，文章使用的产品价格数据是企业-产品-目的国三维度的数据，在企业层面回归时可能需要价格加总；第三，产业集聚平方项的工具变量需要进一步说明是否为合成工具变量的平方；第四，文章的被解释变量较多，前后存在不统一的现象；第五，文章的机制检验部分可以尝试使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第二位演讲人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张霆博士，其分享论文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出口依存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探究》。本篇文章通过构建模型和实证分析，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以及产生该种趋势的机制。文章基于两国模型推导得出两个假说：第一，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出口依存度会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第二，导致该变化的机制是从工业化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的变迁。文章使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wind数据库和CEPII数据库构建了77个经济体1980-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加入滞后一期项、使用工具变量和系统GMM等方法处理了内生性问题，证明以上两个假说在实证分析下依然显著成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王旭阳硕士认为本篇文章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提供了很好地理论和政策支持。同时他提出：文章认为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为工业化-后工业化，但有些特殊国家的发展过程并非如此，例如新加坡等，可以考虑加入这类特殊国家发展过程和出口依存度变化的研究。

第三位演讲人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王旭阳硕士，其分享论文为《融资约束能改变出口贸易中的升值效应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研究》。本篇文章从异质性模型入手，深入研究融资约束如何在汇率变动下对制造业出口产生影响，并为完善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环境提供政策建议。文章构建了以生产率为核心的异质性贸易模型，并将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系统性机制引入模型中，分析发现：第一，汇率变动对出口会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因企业异质性而不同；第二，融资约束在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作用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文章使用中介效应检验证明了以上两点，并通过三类分组检验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文章得出，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出口额具有负向影响，而融资约束在汇率变动与出口额当中存在着遮掩效应，从而可以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增加出口量，融资约束缓解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融资依赖程度高、中高技术以及资产规模较大的制造业。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朱婷博士对文章进行了点评，朱婷博士认为这篇文章选题新颖，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共同使用较为充分地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同时她提出了四点疑问：首先，企业层面的理论模型和行业层面的实证数据可能会使得实证结果无法完全贴合模型结果；其次，已有文献已提出出口对融资约束存在缓和作用，实证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再次，分组检验中的技术水平分组和资产规模分组具有较高的相似度；最后，行业融资依赖程度同时用作异质性分析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那么异质性分析部分的合理性需要进行考虑。

第四位演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朱婷博士，其分享论文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本篇文章放松了企业假设，通过引入风险厌恶型企业建立了多产品贸易模型，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对企业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及机制，模型得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将会缩小企业产品范围，促进企业专业化风险。作用机制包括两点：第一，企业将通过增加产品范围来分散不确定带来的收益风险；第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若导致竞争程度增加，则企业会缩小产品范围来应对竞争环境的变化。文章综合使用多个数据库数据，构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企业产品范围两个主要变量，实证结果证明理论推导结果正确，机制检验结果也十分稳健。通过企业融资约束和生产率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缩小了融资约束较低以及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王冰洁博士认为本篇文章扎实新颖，内容详实。同时王冰洁博士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第一，异质性分析中只能进行显著性对比，可以通过加入交互项进行系数大小的对比；第二，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涵盖到2013年，可以在文章中说明选择200-2006年数据的原因；第三，政策建议部分可以补充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变化对企业福利的影响和鼓励专业化生产与文章结论的对应关系。

分论坛2以“全球价值链”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祝坤福副教授负责主持，来自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马晓丽、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张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方明朋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祝坤福先后进行论文汇报。分论坛2参与人数众多，线上气氛活跃，与会人员热烈讨论、收获颇丰。

第一位演讲人是来自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马晓丽，其演讲论文题目为《国内价值链长度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本篇文章在Halpern et al.和Kee and Tang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国内价值链因素，构建了国内生产分割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的理论模型，采用 2000—2013 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国内价值链长度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国内价值链长度对低生产率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以及参与国内价值链生产分割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割在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方面是互补关系以及推进市场化进程和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能够增强国内价值链培育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共四点研究结论。

评论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张玺首先肯定了文章内容的丰富性和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其次从数据、理论、实证以及国内生产分割四方面提出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包括：题目是否可以直接用《国内生产分割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做机制分析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是否一样以及详细说明内生性来源。演讲人马晓丽对相应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回应。

第二位演讲人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张玺，所带来题目为《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减排效应吗？来自中国 218 个城市的经验证据》的论文演讲。本篇文章利用海关数据库测算2000-2016年中国218个城市的GVC嵌入度，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GVC嵌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进一步指出四个研究发现，第一，GVC嵌入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这一发现；第二，出口规模、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创新在GVC嵌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途径中起到中介作用。第三，产业结构合理化及资源依赖度在GVC嵌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途径中起到了调节作用。第四，中国的低碳试点政策取得一定成效，能够有效促进城市GVC嵌入的减排效应，并抑制GVC嵌入产生的增排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祝坤福对报告内容进行评论，指出“城市不出口不代表不嵌入GVC”（GVC嵌入度计算方法）、“城市间的产业关联比国家间的产业关联更加紧密”（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机制差异）、“城市的用电量不等于该城市的碳排放”、“VS嵌入度指标的计算”、“指标选取”以及“回归中的显著性水平标法”共六个问题。

第三位演讲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方明朋，报告了题为《中间品进口竞争、供应链联系与供应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论文。本篇文章尝试从中间品投入产出背后的供应链联系出发，探究关税削减下中间品进口竞争对国内同类供应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作用及机制。从综合考虑不同的下游采购市场，中间品进口对供应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竞争效应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下游行业国内投入品需求变动的来源是什么？以及沿供应链视角进一步延伸，中间品进口竞争的冲击又是否会凭借生产供应联系，对更为上游的中间品供应企业加成率产生间接影响这三个问题展开分析。得到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中间品进口竞争总体趋于抑制国内供应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第二，进口采购商对非进口采购商的挤压以及国内外中间品的替代导致进口竞争降低了下游采购企业的国内中间品投入，这使得国内供应企业的市场份额缩减进而导致成本加成率降低；第三，中间品进口竞争的确可通过供应链的间接联系对上游供应企业加成率产生负向的传播效应，但随企业距下游行业距离的上升而减弱。最后基于结论提出三点启示。

评论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马晓丽，一方面肯定了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创新点；另一方面就文章题目、文章结构设计、样本识别以及实证回归结果等四方面提出建议。如题目中供应企业指代不清楚、应该将文献综述和理论机制分析分解成独立的两部分、样本识别中忽视了从不出口中间品但是向国内供应中间品的企业、在回归模型中应当控制进口固定效应以及异质性分析部分所有制的表格结果不够直观等。

最后一位演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祝坤福，报告主题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属地和属权增加值研究”的论文。首先，祝教授指出本文研究背景，作为世界最大的双边贸易流，中美贸易发展情况是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现行的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全球价值链收益核算框架，没有考虑跨国公司在中美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会严重影响中美贸易收益测度的真实性，并扭曲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下，祝坤福教授从构建全球跨国公司资本收益转移矩阵、提出全球生产链收入核算框架，以及在属地原则和属地原则两个视角下分析中美双边投资与贸易利益分配共三方面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思路与贡献；其次，阐述中美贸易失衡由参与GVC的方式差异，中国境内跨境投资收益迅速增长，中美跨境投资收益平衡与贸易相反，和属权视角下的中美经贸失衡大幅降低共四点研究发现；最后，指出四点研究结论：第一，中国对美出口以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传统最终品贸易为主，美国对华出口主要以满足中间品生产的全球价值链贸易为主。第二，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资本收益的净流出国和净流入国，属地增加值的统计结果会高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收益，同时低估美国的收益。第三，中美双边投资收益占比都在上升，在双方投资市场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第四，贸易总值和属地增加值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会被过分夸大，中美双边贸易在收入视角下更为合理。

评论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方明朋对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包括内容详实，创新性强等。此外，就“文章题目与结论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中美增加值贸易的单独论述是否可以作为文章主要研究结论”两方面提出疑问与建议。

分论坛3以“国际金融”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徐进主任担任分论坛主持人。分论坛的参会人员有：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刘杨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罗用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措和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胡子天。

徐进主任表示对分论坛参会的老师和同学的热烈欢迎，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借此机会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首先，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措进行汇报，论文的题目是《双边本币互换有益于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吗》，文章基于2012-2019年我国与128个境外和地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文章研究发现，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贸易结算职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额度对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篇论文的点评人刘杨晖讲师指出该篇论文主题具有深刻现实意义，也对文章写作和数据选择处理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建议。

第二位汇报人是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刘杨晖。刘杨晖老师汇报的论文题目是《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Original Sin》，文章创新性地指出汇率波动性会降低各国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国际债券在国际债券中的份额，并且分析自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来这一趋势的减弱趋势，并针对通胀水平，贸易规模等指标进行了国家间的异质性分析。本篇论文的点评人是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胡子天。点评人建议考虑国际债券发行导致的汇率政策内生性问题，并且考虑将部分异质性指标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解释本文结论的可能性。

第三位汇报人是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胡子天。胡子天汇报的论文题目是《汇率、进口产品选择与进口增长——基于企业层面的引力模型》。文章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进口增长的背后，企业如何选择进口产品。分别从企业进口产品整体技术水平，进口产品性价比和产品种类三方面开展探讨，构建了汇率变动影响企业进口贸易的引力模型分析框架。进一步地研究表明，汇率升值导致的进口增长主要是企业对进口产品更高性价比和更多种类的选择，而没有选择高水平的进口产品整体技术，此外，企业开拓未知市场进口新产品时，会首先采取低技术结构的进口策略，对产品性价比的选择具有差异性。本篇论文的评论人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罗用文。罗用文指出本文提出的三个影响机制对现有理论具有一定的贡献，并且所采用的多产品企业异质性研究视角具有较大参考意义。

第四位汇报人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罗用文。罗用文汇报的论文主题是《资本项目渐进开放对企业外币债务融资及经营的影响》，文章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样本，从企业层面研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资本项目渐进开放的相关影响。文章指出，资本项目渐进开放是企业增加外币债务融资的重要因素，资本项目中关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管制放款会促进企业外币债务融资，而直接投资的管制宽松则会抑制这一过程。资本项目渐进开放的作用受到企业规模、国内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并且能够降低融资成本、促进投资、改善盈利能力，但有可能增加外汇风险。本篇论文的评论人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措。杨措认为本文创新点突出，在研究主题、研究数据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对文章的创新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予以充分肯定，并且建议在后续改进的过程中考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就代理指标选择和核心解释变量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交流。

在所有论文汇报结束后，徐进主任对分论坛内容进行总结。徐进主任表示本次分论坛采取的一对一点评制度具有很好的效果，对本次分论坛的汇报人和点评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本次分论坛上汇报的论文研究扎实、重视细节，取得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效果，达到了首届香樟国际经济学论坛举办的目的。

分论坛4以“国际投资”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刘晓光担任分论坛主持人。分论坛的参会人员有：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魏婧冉、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姜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汤龙、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连星。

首先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魏婧冉进行汇报，其论文题目为《In the Crossfir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Consumer Boycotts》，该论文以跨国公司面临挑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为背景，估计了不同的员工政治态度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使用控制旅行需求变化的三重差分设计，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广泛报道了一些员工的有争议的政治观点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客运量对国泰航空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与公司受到员工和客户价值观差异的不利影响的假设一致。然而，负面影响是暂时的，会在一个季度内消退。

姜伟副教授评论称该论文故事有趣、新颖、对现实有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讨论，第一，是否应该先做双重差分，再做三重差分，三重差分要做两次平行趋势检验；第二，不显著的结果如何进一步解读，是否稳健；第三，商务舱的影响大于经济舱的原因是什么；第四，机制检验中航线水平分析和异质性分析是否属于机制检验等等。

第二篇论文由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姜伟副教授进行汇报，论文题目为《美国对华投资与美国右翼崛起》，其研究主要采用 2004-2016 年美国 2769 个县的面板数据，构建地区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冲击数据，考察对华投资对美国右翼势力崛起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对华投资对美国右翼势力崛起存在双重影响机制，一方面，美对华投资对右翼势力崛起有显著直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去工业化”在投资与投票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美对华投资对美国右翼势力崛起的正向影响有部分是由“去工业化”间接引起的。从地区来看，“去工业化”在投资与选举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在美国南部地区最为显著，在西部地区比例较小。从时期来看，2009年后的中介比例相较于 2009 年之前有轻微的降低，因此认为美国 2009年实施的“再工业化”政策起到了微弱的效果，然而这一效果影响并不持久。

刘晓光副教授评论认为，如果想使得讨论更严谨，应该进一步分析相关行业的数据。汤龙博士进行思考后提出几点看法：一、中介变量是否能有更好的衡量方式；二、如何界定右翼势力崛起而不是增长；三、如何区分高端工业化的诉求和低端工业化的诉求。杨连星副教授也提出了几点看法：一、去工业化的指标包含的含义太多；二、去工业化的逻辑可以捕捉选民利益代表的指标；三、政治周期的因素可以将政党类型考虑在内。

第三篇论文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汤龙进行汇报，论文题目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 OFDI 的影响研究》，主要是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显著提高实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和金融资产种类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并在非国有企业以及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强的金融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效应更强。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且金融化、跨国并购以及二者的共同作用均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在推动企业根据自身异质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而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发展，引导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改善企业融资条件，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杨连星副教授评论称该论文内容非常详尽，但在论证逻辑上首先应该认证企业金融化本身，其次就是验证金融化本身的同时，第二部分再去验证研究假设，最后杨老师称可以深挖OFDI的类型来丰富异质性假设。

第四篇论文由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杨连星副教授汇报，论文题目为《数字金融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来自企业双向投资的微观证据》，该论文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试图融合金融供给侧和需求侧，全面探究数字金融对企业双向投资的影响。该文基于北大数字金融指数和国泰安微观企业数据库，通过多种估计方法研究发现分析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企业双向投资，但在企业规模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差异；数字金融对大中型企业、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双向引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该论文进一步以资本错配指数、金融产品多样性、融资约束指数、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作为中介变量，全面揭示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双向引资的影响。

魏婧冉对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进行了总结，但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如：首先，模型构建部分是否应该添加城市固定效应；第二，是否应该尝试多维固定效应；第三，是否应该在行业或城市层面做聚类；第四，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第五，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主要影响中小企业，是否可以用中小型企业的数据进行尝试等。

分论坛5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编辑部毛日昇主任担任分论坛主持人。分论坛的参会人员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石慧敏、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尤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周钰丁。

在讨论会前，毛日昇主任简要介绍了本次会议的成员与内容，指出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考察高质量贸易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完善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篇论文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石慧敏副教授进行汇报，论文题目为《Trade shocks and Bank lending; Evidence from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of Chinese Firms》，该研究主要利用来自中国的信用登记数据，考察了反倾销贸易冲击对国内银行贷款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个标准差的贸易冲击导致违约可能性增加7.2%。银行对冲击的反应是提高抵押或担保要求，并缩短贷款期限，但贷款利率基本不变。此外，银行将向受影响借款人减少1.5%的信贷提供，而与银行保持良好关系的公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免受这种特殊的需求冲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尤炜评论认为，实证检验反映了反倾销对于银行贷款中违约风险、信用评级、利率、期限以及贷款金额等一系列银行贷款指标的影响。研究的逻辑和结构清晰，所得出的结论，也相对比较稳健，在方程设定细节以及控制变量选取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

第二篇论文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尤炜进行汇报，论文题目为《The Medium-Run Effect of a Deadly Epidemic on Firm Exports: Evidence from the 2003 SARS Outbreak》，该研究结合了涵盖中国2003年SARS患者的数据集和海关2000至2006年间月度微观贸易数据集，运用DID方法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SARS风险对企业层面的出口基本没有影响；而另一方面，企业出口所通过的海关城市受疫情影响较大则会对企业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尤炜助理教授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国际买家避免从受疫情重创的海关购买商品，但难以区分商品的最终地理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周钰丁博士评论认为，整体而言，论文的研究结果为出口企业中期在面对一种致命但迅速消失的流行病进行适应性调整提供了大量证据。包含出口对象、出口关口选择、出口商品种类等特征，对于流行病的管控重点也有指导意义，例如严重的流行病造成的破坏主要通过贸易路线的关键节点发生，在这些地方采取的控制疫情的措施可能也会格外有效。多重的稳健性检验以及机制检验确保了结论以及影响机制的可靠性，在短期、中期影响的区分，实验组与对照组划分标准方面可进一步深入探究。

第三篇论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周钰丁博士进行汇报，论文题目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生产率与贸易高质量发展》，该研究基于2000-2013年工企-海关数据库，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且该效应广泛存在于各个出口行业，国有、高质量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而企业生产效率及其他系列特征是产生作用的重要媒介。此外，研究结论还表明，市场力量以及配套措施完善可以在长期内平抑不确定性对于产品质量的冲击，而行政力量则在短期内提升了企业对于政策波动的耐受性。

石慧敏副教授评论认为，文章研究结论较为丰富，各种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探讨确保了文章的可信性，相关机制研究明晰地阐明了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出口质量的作用机制，调节效应则加深了对于市场、政府力量的认识，在理论模型的作用机制方面可以进一步地完善逻辑链条。

分论坛6以“网络、组织与贸易”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赵勇副教授担任主持人。分论坛的参会人员有：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博士生胡增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博士研究生毛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尹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赵勇副教授致辞，并对参会的各位老师表示诚挚的欢迎，对各位同仁给予本次会议的支持表示感谢。

在报告部分，第一篇论文由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的胡增玺博士生报告，其论文题目为《Internet Linkage and Export Growth——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Alleviation》，该研究基于2009年国家间的互联网域间超链接数据，作为国家间互联网连接的代理变量，缓解了以往文献中潜在的测量误差问题，并使用引力模型研究了网络连接对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如果两国间的互联网连接提高一倍，将促进约27%的出口贸易。此外，在考虑风险因素后作者发现，与低风险进口国和低风险行业相比，互联网连接能够更好地促进一国向高风险进口国和高风险行业的出口，反映了互联网连接的风险规避特征，为传统的社会联系与贸易文献提供新的证据。

第二篇论文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博士研究生毛健同学分享，其论文题目为《产品周期、质量和企业外包》，该文在传统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模型提出并分析了为什么有些企业在转移的时候会选择先在南方建立子公司生产(FDI)直到产品变得更成熟再转移给南方国家企业(外包)，而另一些企业选择跳过企业内转移阶段，直接外包给南方国家企业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将产品质量引入产品周期的不完全合约框架，该文从理论上证明了，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选择高质量的中间投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并在外包给南方国家企业前先进行企业内转移。相反，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产品周期中只会直接进行外包。此外该文还通过实证检验相关结论，对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型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最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尹达同学以《Do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ke human beings happy? A trade gravity-grounded IV approach》为题，基于2005-2018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贸易引力模型构建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变量，完善了文章的识别与推断。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居民的幸福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降低了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在经过一系列识别策略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此外，不同人群对于人工智能的反映不尽相同，年轻人、男性和高收入高技术工人以及制造业工人的幸福感受人工智能的冲击更为强烈。

在本次会议吸引众多老师和同学的参与，各位参会者围绕论文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讨论，得出了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会议气氛热烈，交流充分，与会者受益匪浅，期待未来继续参与和支持相关学术活动。

分论坛7以“数字经济与技术”为主题，由《产业经济评论》执行副主编、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余泳泽教授主持。分论坛的参会人员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明、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统计系副教授、经济统计系主任王康、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师方玉霞。

第一位演讲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明，其论文题目为《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如何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技术选择》，他分别从选题背景、边际贡献、理论分析、经验分析几个方面展开讲解，他指出对进口中间品可以从“质”、“量”和“种类”三个维度考察，文章专注于进口中间产品的“种类”维度，力求捕捉进口中间产品种类变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产品进口种类增加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互补和生产技术溢出效应这两大途径影响企业技术选择，异质性分析显示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私营企业和中低生产技术水平企业的技术升级促进作用更强，且来自高收入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品种类扩张对企业技术升级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统计系副教授、经济统计系主任王康对该论文作出了评论，他建议该文章进一步梳理创新点，对于计算公式中的一些表述再做斟酌，文章机制变量的指标选取可以再做深入研究 。

第二位演讲人是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统计系副教授、经济统计系主任王康，其论文题目是《解析企业竞争力微结构视阈下数字化赋能作用机理的统计研究》，文章从解剖企业竞争力微结构视角下系统研究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机理，首先运用全面量化统计解析思想，结合企业竞争力理论，建立企业竞争力微结构理论与方法；然后在此框架下，运用前沿统计方法，系统解剖企业竞争力微结构复杂系统，探索数字化全方位赋能的内在机理。他指出，这一研究有利于打开企业数字化的"黑箱"，为精准数字化目标的实现提供经验证据。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师方玉霞对该论文作出了评论，她一方面肯定了论文选题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新颖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从厘清理论分析逻辑、增加现实联系、统一显著性P值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第三位演讲人是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师方玉霞，其论文题目是《中国数字经济的测度、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他从引言、文献综述、指标体系和方法、测度结果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以及结论与政策建议六个方面展开讲解，文章首先基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交易三个维度构建各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测算各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利用ArcGIS技术和Kernel核密度估计绘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图，分析其空间演化特征，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分解，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来源；最后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采用空间杜宾空间模型识别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丰富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明对该论文做出了评论，他一方面肯定了方老师的文章具有前瞻性，另一方面从增强文章创新性、增加文章特色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最后余泳泽教授做了总结，他首先指出三篇文章都围绕数字经济和技术进行研究，分别采用了测度、统计和计量三种不同的方法，其次肯定了评议人对文章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最后表达了对于文章顺利发表的祝愿。

分论坛9以“贸易政策与集聚”为主题，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问教授马湘君老师主持，分论坛的参会人员还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董梓梅、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钱家悦。

第一篇论文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问教授马湘君老师汇报，其论文的题目为《The Swing-State Bias in US Trade Policies – Evidence from Trade Agreement and Trade War Periods》。马湘君老师的文章主要关注于美国选举制度中的摇摆州。文章认为，政党为了争取摇摆州的选民，会制定偏袒于摇摆州的主要行业和选民的政策——体现在贸易政策上，就是会对摇摆州集中的行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了一个成型的摇摆州模型并加以数据验证。此外，针对美国摇摆州的研究对我国在贸易战中制定反制措施也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董梓梅评论认为：首先，文中针对测算误差采用了反向回归（方程两边变量交换位置），为何这种方式能解决测算误差？其次，关税不仅仅受到选举的影响，还受到中美之间政治博弈、行业保护主义倾向是否强烈等因素的干扰，那么本文中所得系数是否受到一些干扰？再次，本文如果进一步进行一个安慰剂检验、从反事实的角度来说明将会增强文章说服力。

第二篇论文由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董梓梅汇报，其论文的题目《市场规模扩大提升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吗？——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了2000-2013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对城市整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市场规模进行测度，实证考察市场规模优势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市场规模的扩大会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来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大城市和处在城市群中的城市而言，市场规模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于中小型城市和非城市群的城市而言不显著；且相对于非港口城市而言，港口城市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此外，环境污染和政府过度干预会阻碍市场规模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钱家悦评论认为，首先，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对科技创新能力会产生影响，本文的中介效应或可采用双重链式中介效应来分析；此外，如何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采用夜间灯光亮度来衡量？

马湘君老师进一步评论认为：附加值对于不同的产品而言差异显著，采用了企业水平的数据，但却加总到行业来分析，会在较大程度上损失有效信息。

第二篇论文由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钱家悦回汇报，其论文题目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城市规模与开放性经济发展》。文章利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中国海关贸易匹配数据筛选，获得贸易中介企业，并且使用城市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贸易总结的空间集聚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而当前我国贸易中介集聚水平尚未达到U型拐点，处于正向效应占主导地位的上行发展阶段；异质性检验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贸易中介在特定经济空间的集聚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集约边际存在异质性影响。且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层级的调节。

马湘君老师对钱家悦同学的文章提出了几点评论和建议：首先，关于贸易中介的定义建议给出更多的背景介绍和举例说明；其次，数据中将所有“仅在海关贸易数据库中存在、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不存在”的企业归为贸易中介，是否会将大量产值低于500万的非贸易中介企业纳入？这些企业是否都是影响出口的国际贸易公司？这些企业又是否包含大量出口企业；最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直接出口企业和间接出口企业的影响机制不能从回归分析得出，只能作为可能的解释。建议作者对直接出口、间接出口企业作出更为明确的定义和区分，从相关文献中获取关于影响机制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