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教研室主办世界经济研讨会在明德主楼729会议室召开。来自世界经济专业的赵昱同学对发表于的前沿论文“Institutions, Bailout Policies, and Bank Loan Contracting: Evidence from Korean Chaebols”进行了分享报告。这篇文章由密歇根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AOUL MINETTI与韩国中央银行政策研究室研究员SUNG-GUAN YUN共同撰写，主要以韩国为案例，研究了新兴经济体的机构对金融契约的影响，来间接的揭示机构(政府、企业集团、银行等)对信贷市场的影响。

      两位作者之所以选择韩国，一方面有数据方面的方便，但同时也是由于韩国的财阀企业和政府之间一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韩国政府通过与财阀们的紧密合作，实现了自身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也留下了备受诟病的韩式政府和企业关系。由于韩国政府坚持对大企业实行”too big to fail”的政策，在产业政策、金融信贷、法律保护等方面为大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的便利，对韩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留下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对大企业进行改革，也成为了每一任韩国总统最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两位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新兴国家政府为了避免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出现破产等情况，倾向于在信贷过程中，为他们提供有偏向的政策。这种偏向稀释了债权人的利益收入，忽视了对债务公司的监管，加速了公司的无效经营。在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韩国企业机构（财阀）和政府对财阀在金融市场的行为影响非常大。金融危机之后，IMF等国际组织为韩国提供援助，而对财阀进行改革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前提条件。比如要求韩国政府对一些财阀企业实行破产，通过修改《商法》，强化了审计人员以及贷款银行在企业金融信贷中的地位，通过成立韩国金融监督院，对财阀的财务进行定期的检查，要求财阀上交和子公司的合并报表，提高财阀财务账务的透明性，等等。因此，量为作者认为韩国是进行实证研究的最好例子。

      作者发现贷款合同的结构和价格能够非常好的反映出机构与政府的力量对金融契约的影响，所以选择了银团贷款和贷款价格两个指标来进行研究。一般在银团贷款中，贷款的牵头银行需要对借款人有一个完善的风险评估，当借款人风险较高时，贷款牵头行将承担较高的报销风险，牵头行所承担的份额也就越高，贷款的集中度也就越高，从而牵头行也将享受到较好的贷款价格。在1998年韩国施行财阀和金融市场改革之前，由于韩国政府对财阀们的保护政策以及财阀集团内部交叉贷款协议和互相背书，使得韩国的银行机构对财阀的风险评估十分不到位，低估了财阀贷款的风险，于是银团贷款的集中度较低，贷款的价格也维持了较低的水平，与LIBOR的差很小。同时期韩国政府的保护政策的偏向度为Cheabol Tier1>Chaebol Tier2>Non-Cheabol（几乎无保护政策）金融危机之后的改革，削弱了政府对财阀贷款的保护作用，那么改革后的财阀对银团贷款集中度的影响将降低，对贷款合同价格的影响也将变弱，特别是在第一梯队的财阀。作者根据前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假设：①即财阀公司的银团贷款集中度要小于非财阀公司，改革之后，这种差距缩小，②财阀的贷款合同利率与非财阀公司的贷款合同利率与Libor的差更小，改革之后，这种差距缩小。最终通过实证回归的方式验证了自己的假设。

      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了政府对企业和企业集团采取的偏向性的政策，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契约。事实上，贷款合同的结构和价格是贷款人对借款人风险评估的结果，也是贷款人对借款人经营状况进行关注的激励。但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财阀之间的交叉背书情况，严重的扭曲了韩国财阀银团贷款的结构和价格。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IMF的要求下，韩国政府对金融体制和系统进行了改革，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

      本次Seminar由经济学院赵勇副教授主持，范志勇副教授做主要点评。来自人大经济学院的雷达教授、王孝松教授、以及教育学院的詹宏毅老师等其他院校的老师和学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者就论文谈到的韩国经济背景、98年亚洲金融危机情况以及文章中的实证回归模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场气氛活跃。

供稿：赵昱；编辑：杨菲；核稿：陆美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