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经济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一个时期以来甚至流行过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没什么经济思想，没读过《资本论》，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外行。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主要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因为毛泽东后期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又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错误。二是毛泽东没有写出像《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系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论著。这种认识不符合事实，应当加以纠正。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普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在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他都认真加以阅读，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他读了许多遍。他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历史和现状的材料，撰写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理论”等重要的经济报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指南。不过，总的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在哲学和军事等方面，对经济学的关注相对来说比较少。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工作成为全党的工作重点，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成为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创造性地提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艰难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积累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宝贵思想，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要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促进共同发展；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等等。这些观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作了创新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导、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会在实践上反映出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等具有重大理论创新和指导意义的光辉文献。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他强调，“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地学”。1958年和1960年期间，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他自己则身体力行，提出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邓力群等同志一起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研读，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谈话后来被汇编成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的一座思想宝库，它全面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既肯定了苏联教科书的正确方面，同时指出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社会主义必须重视社会集体福利事业；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波浪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经过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要改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社会主义建设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保障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等。这些见解，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进行的探索奋斗，不仅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对于我们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可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其一，关于科学技术的大跃进和技术革命。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最早提出了跨越式发展和自主创新的思想，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毛泽东强调，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其三，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其四，关于商品生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得出结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针对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不仅在哲学、政治和军事思想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在于他背离了自己提出的这些正确的理论和主张，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深刻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