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作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当前以及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理论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其理论属性。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就是指它在理论上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这不仅涉及它与现有各种主要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的关系，而且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这一重要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首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虽然国内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可能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

例如，钱颖一教授认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田国强教授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在这些学者看来，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问题，而不是徒劳地去制造出另外一套不同于“现代经济学’’的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据这样的观点，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都是不能成立的、荒谬的，更谈不上构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了。那么，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真的没有国别性吗？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真的是唯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吗？中国经济学的主要任务真的只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真的不能成立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分析作出明确的回答。

(―)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有没有国别性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总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历史性的，从而必然具有国别差异性。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深刻的论述。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客观上总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强调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差异性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一般性及其意义。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但是，承认不同社会以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某些共性或一般性，并不意味着研究这种共性和一般性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主要任务。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思还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历史性和虚伪性：“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必须辩证地看待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所具有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反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从而必须承认它所具有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性。因此，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和研究不研究存在于不同社会和不同国家的那些具有一般性或共性的东西，而在于是否把一般性同特殊性和个别性相混同并且用对于一般性或共性的研究代替对于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研究。因此，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经济运动的共同规律，也不是把某种已有的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加以运用，而是应该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首先立足于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所有已有的理论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而不能作为一种“标准”。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才能得到发展和创新，也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性，根源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其研究对象总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之中的。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除了经济活动之外，还有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等，人类的这些活动不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且受到一定的国家形态、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这就决定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可以用数学来表达、完全不受研究者的立场和社会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的影响。另外，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同样也要揭示那些通行于一切社会的“一般的普遍规律”，那就必须以对于全部人类经济活动的研究为前提，但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假说”的性质，而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的真理。事实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基于对全部人类经济史以及世界经济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而是主要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所以，把本来反映着一定社会形态、一定国家形态、一定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宣布为人类永恒的“普世真理”，不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幻想和虚构，而且也是他们用以欺骗世界人民的一贯伎俩。

(二）关于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总是更多地反映着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在阶级社会中，从来不存在能够反映和代表所有不同阶级利益和诉求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如上所述，即使有人宣布自己的经济学是“普世真理”，也无法改变这一客观事实。显然，由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产生于这些国家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以，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不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不从这样一个本质层面出发，就不可能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

在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向马克思学习。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批判继承的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采取的是一种科学公正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并且在理论上继承了他们所提出来的许多范畴，如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等；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充分揭示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理论逻辑和范畴含义等多方面存在的错误和局限性，不仅创立了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价值实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生产价格、绝对地租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新范畴，而且即使是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继承下来的旧范畴和概念，也重新赋予其科学的含义。正是在既继承又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才创立了全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做了重要的理论区分，他明确地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I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发展历史来看，19世纪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个年代发生的两个方面的重要事实影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是一批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直接利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并由此推动了那个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二是围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理论发生的大论争，直接导致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在此之后，不仅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而且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理论上对抗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力，就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核心理论任务。于是，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所谓“边际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力图用效用价值论替代“危险的”劳动价值论。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表了《经济学原理》，他所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一段时间内是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1929?1933年“大萧条”的爆发，宣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失效，并催发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又持续陷入“滞胀”的泥潭，从而也宣布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失灵。于是，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轮回，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和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英美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宣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

所谓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指仍然在西方国家大学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期刊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再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普遍存在的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全球生态危机等各种客观事实充分表明，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科学的经济学，更不是什么“普世真理”。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进一步证明，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及其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除了继续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进行改良主义的争吵之外，不可能提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良策和方案。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利用数学披上了科学的形式主义外衣，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其庸俗经济学的本质。因此，继续崇拜和迷信早已被实践证明并非科学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无视和全盘否定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看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的庸俗性质的同时，还必须充分了解和认识其中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部分内容和可以借鉴的成分。比如，虽然其“经济人假设”带有虚构的成分，但能够启发我们必须关注对于个体理性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从而推进对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整体结果的认识；再如，虽然其“均衡价格理论”并不科学，但能够启发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对供求关系以及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商品价格的影响的研究；又如，虽然其大量使用数学和计量方法有形式主义之嫌，但能够启发我们必须更加关注研究各种经济运行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等。总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所提出来的许多具体概念和理论，经过科学改造之后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我们既要反对全盘照抄照搬和盲目迷信当代西方经济学，也要反对全盘否定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那种把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解为唯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并据此反对中国人需要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我们不仅要科学理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否则，仅有可能性和合理性而无可行性和必要性，也是无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全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都表明，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一定的经济实践为经济理论的产生提供事实依据和基础，从根本上来说，经济理论的具体形态和成熟程度，是由客观的经济实践的成熟程度和特点决定的；另―方面，一定的经济理论又会对经济实践的发展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因此，考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的成熟程度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条件，理由是，即使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算起到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仅仅经历了60余年的发展时间；更有人把1978年的改革开放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起点，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就更是只有短短的近40年时间。相比而言，西方资本主义起源于14?16世纪，形成于17?18世纪，成熟于19?20世纪，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经历了200多年之后才产生的。另外，苏联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70年之后解体了，从而更加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

上述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和道理，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必然得出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从而无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们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区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构建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承认现在还没有“充分条件”去构建“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并不等于说没有“基本条件”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事实上，自从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例如，列宁在《论粮食税》《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论合作社》等著述中，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探索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斯大林不仅写作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部理论著作，而且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苏联学者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问题，他在认真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深刻地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毛泽东还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

30年之后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在随后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邓小平不仅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且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的一系列重要理论。

又过了30年之后的2014年以来，习近平围绕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观点。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习近平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和范畴，而且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他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历史阶段，其中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始阶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习近平时代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进一步巩固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阶段。因此，理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可行性问题，需要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理论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出发，从而必须充分认识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在统一性和有机联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具有的独特性、创造性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所提供的丰富实践经验和事实依据。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并借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时间太短，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创造性，用现实中依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史成就、强大的生命力及其光明的发展前景，等等，并根据这些理由来否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性，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错误的。

同时，我们还要充分认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最关键的是，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认识当前中国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世界上的崭新地位，从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对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

经过新中国建立以来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建设，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总收入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而且在尖端科技、教育发展、产业制造能力、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消灭贫困、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越来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深陷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前景很不乐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世界和中国都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和重大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期，能否实现理论创新，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最终发展成为引领世界的先进国家。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没有理论和文化在世界上的引领地位，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及其现状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为第―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学主要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8年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学首先仍然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为主，但同时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同时并存，但是“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逐步取得了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主流”话语权地位。2008年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世界形势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学开始进入第三个新的发展阶段。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虚心向一切先进的文明学习。五四运动之后，首先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新中国建立之后，主要是向苏联学习；改革开放之后，再次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中华民族得到了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使许多中国人产生了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经验，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当代西方经济学。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性，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对中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经济学，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挥之不去，再加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一些人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于中国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不是寄希望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于是，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许多高等院校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的不正常现象。

自200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方面，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些负面影响，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仍然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比较严重，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等等。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和条件的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由于客观形势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及其发展前途的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无批判性地传播，以及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淡化、被边缘化，使得不仅许多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理论认识和思想上的错误与堕落，是一些领导干部在行为上腐败堕落的重要根源。

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如何树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仍然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如何构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运用于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是实现我们党所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习近平提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理论任务的现实背景。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主动创新和创建，而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国外已有的理论，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的创新与经济的崛起和赶超。因此，不应该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而中国既无条件也无必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相反，世界史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在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上如果不能在世界上取得引领地位，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从根本上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产生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从当下时代的特点与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来看，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对已有的两大主要流派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道路和模式，而且也无法为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出经济低迷状态提供新的真知灼见，除了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摇摆外，很难再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创见。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是它们的混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周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当然更不能解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生态危机等难题。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存在一些严重缺陷，例如，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必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经济制度，也不能较好地解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总之，中国发展实践急需构建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问题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处在探索和构建的过程中，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形成的原则性共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批判性地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以及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说，这个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更多地表达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属性的明确规定和直接回答。

众所周知，在我国已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学科中，是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因此，在许多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样的理解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既有的、确定的，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仍然是如何将已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以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特性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即“苏联范式”阶段和“中国范式”阶段。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苏联范式”阶段。在实践上，以苏联为代表，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理论上，以上世纪50年代苏联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标志，并且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普遍推广和流行。“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划分标准，并且以此为基础和核心，全面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特点，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这种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在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更加突出，而“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解决这些弊端表现出巨大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虽然是由极为复杂的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是应该承认，“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各种严重的理论局限性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如前所述，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并且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批评，对落后条件下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未能够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认识和规定。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勇敢地走上了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征程。经过近40年的发展和探索，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新发展道路、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实践属性，其中主要有：（1）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主动开展改革开放，同时拒绝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从而保证了国家和社会在稳定中改革和发展；（2）在坚持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而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则，又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3）在坚持国家和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的统一领导和宏观管理的同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越性都得到发挥；（4）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勇敢地参与并引领世界经济，从而既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的各方面经验和资源，又避免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对于国家经济的过度冲击；（5）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依据条件的变化，动态地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从而既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公平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已经在理论上既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和能力，也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就不可能是西方经济学的变种，也不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设想的简单改版，更不可能是《资本论》的理论的改头换面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修补补，而必然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即不同于“苏联范式”的“中国范式”。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范式”阶段。明确地树立和确定这种“范式意识”，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从创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高度出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需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只有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创新的重点。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具有一般性的那些经济问题和规律，从而总是标榜自己的经济学具有“普世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理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差别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仅否定了国别差异，而且也否定了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虽然深刻地理解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之间的根本差异，但是，同时也忽略了国别差异及其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影响。对于―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要建立一种完全以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似乎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只存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概念，同样不存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概念。

然而，我们恰恰需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理解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即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独树一帜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区别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套用《资本论》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者套用一般教科书的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区别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第二，方法论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但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坚持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始终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更多地体现着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逻辑。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以及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巨大创新。

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这就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之―，即“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这是对于社会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一个巨大突破，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的同时，既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我们需要创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否则，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具有原创性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步坚持和发展、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部分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其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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