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伯南克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只要是经济总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就必须出来。从政策角度来说，关键在于行动，在于能够及时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并兼顾未来的发展战略。因此，检验目前应对疫情“大冲击”宏观经济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管用。这里的“管用”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解决当下的迫切问题；其次，要站在全球竞争的视野上去看待解决当下问题大政策的未来期盼。

众所周知，凯恩斯的《通论》基本是基于封闭条件下的《通论》，没有涉及跨国的贸易和投资，教材中就是IS-LM模型；后来扩展到开放条件下的IS-LM-BP模型，加入了国际收支均衡作为第三个条件，成为开放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模板。而事实上，全球外部基本从来没有平衡过，外部不平衡是常态。

按照上述简化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在封闭条件下，总需求不足时，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就差不多的时候，放在开放条件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可能还会加码，原因在于：如果你一直持有大量的顺差，外部平衡意味着外部总需求减少的幅度会大一些。因此，“稳外贸”的重要性之一也在于有助于降低内部政策刺激的力度。

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基于各种生产函数基础之上的，增长就是各种要素的累积、技术进步以及制度的变迁。经济在各种要素、技术和制度等的组合下产生一个潜在的GDP水平，而实际中遇到的各种负面冲击会使实际增长率偏离这种潜在产出水平。每一次负面的大冲击就是短期总需求的萎缩带来的经济偏离潜在水平过多，需要政策刺激短期总需求，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解决这类问题的。

事实上，开放条件下也存在从需求角度来研究决定增长的理论，只不过与主流的增长理论相比，这一派理论属于小众。经济学家Thirlwall (1979)提出的国际收支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简称BPC模型）及其扩展模型(Thirlwall and Hussain, 1982)，就认为需求增长率的不同是经济增长率差异的根源（也称为Thirlwall法则）。尽管是小众理论，但提供了开放条件下一个不同的看待增长的视角，而不是单纯从长期的要素角度去看待增长。

全球贸易摩擦的过程也是全球外部再平衡的过程。再平衡过程意味着要保持原有的增长率，有大量顺差的经济体就面临着比封闭条件下凯恩斯刺激政策力度还要加码的力度。无论如何，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解决短期总需求不足的基本疗法。

那么凯恩斯的扩大总需求的理论及其政策是如何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及其政策结合在一起的？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需要重新组合，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到现有的生产体系中，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在创新中推动经济增长。熊彼特提出了五种形式的创新：采用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寻找投入品的新来源、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组织。可见，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主要是生产理论，聚焦于创新驱动质变，有提高经济潜在GDP的意思。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涉及到产业发展动力、金融市场功能和公共部门保障等重要的内容。

一个是短期总需求理论，一个是“新生产函数”的增长理论。其结合点就在于当下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措施中有一部分是生产性的，比如投资。刺激投资在当下是提高总需求，但又构成了未来的生产能力，投资什么也决定未来一段时间生产增长的方向。投资到技术创新的行业，当前总需求的扩张政策就形成了未来的创新行业的产能；投资到传统行业，当前总需求就形成为未来传统行业的产能。不论是采用财政政策刺激（比如税收激励、补贴等），还是采用货币政策（比如更低利率的信贷等），刺激当前总需求的宏观政策方向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

放在开放条件下，刺激短期总需求的政策与长期增长（创新）的有机结合就显得尤其关键。在开放条件下，国际竞争是任何一个经济体要直面的问题。要想在竞争中有自己的位置，除了你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以外（比如原油），对绝大多数经济体来说，技术是核心。技术来自持续的创新，创新是带来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这是经济学家熊彼特一生追求和秉持的观点。

现在的全球形势是什么样的？全球已经进入了高强度的经济增长竞赛期。世界经济的多极化是全球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增长，就要参与全球竞争，那么创新是本源。我们看到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拥有不错的资源禀赋，但经济没有创新，在世界经济中也因此没有好的位置。因此，放在开放的视野下，刺激性的政策在扩大短期总需求的同时，兼顾长期的国际竞争发展战略，才能使得刺激总需求的经济政策有新的含义。这个新含义就是：刺激总需求的同时包含了当下和未来的产业创新。

从2008-09年和今年这两次的刺激政策来看，2008-09年的总需求刺激政策更多考虑了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大量的货币进入传统产业，比如房地产行业。当然，房地产行业产业链长，有助于就业，但涉及到了水泥、钢铁等传统行业，结果带来了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还催生了影子银行、P2P各种“创新”以及房价泡沫等等；2020年这一次的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明显不同，刺激政策中更多体现出了的创新因素，典型的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新基建是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大多数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本身是创新行业，也是未来其他行业进一步创新的平台。“新基建”体现了提升总需求的同时促进创新发展的战略。当然，遵循市场财务纪律约束的“新基建”是最佳。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各种贸易摩擦、技术禁售等等，都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国际市场竞争上的有利位置。因此，改善营商环境、激励和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是在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的同时，要继续坚持和强化的发展战略。

简言之，在经济总需求急剧下滑的时候，凯恩斯告诉我们怎么活下来，而熊彼特则告诉我们怎么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品质。因此，这一次可以参考一下：凯恩斯+熊彼特的经济政策组合。

文章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