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信息成本制约着乡村地区的农产品交易，交易范围受限，市场规模小，市场价值难以实现。互联网技术、互联网业态为消除传统农业社会和城市社会的信息阻隔、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截至2021年，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9.2％，在如此规模的联网条件下，随着直播带货迎来爆发式增长，短视频、直播电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政府、平台和商家的积极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加入村播行列，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看来，数字经济推动构建了新型农产品流通机制。他长期扎根城乡发展，对中国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有独特见解。乡村振兴如何进展？怎样通过互联网平台消除信息不对称，提升农产品流通机制？

乡村振兴不是“浪漫主义”

中国新闻周刊：乡村振兴现在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刘守英：乡村振兴不是“浪漫主义”，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浪潮，要客观看待这个需要上百年时间来改造、重构、演化的过程。总体来讲，乡村振兴从热度很高到现在开始趋于冷静，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各个企业和主体是带着情怀来到乡村的，但缺乏对回报的考量，很快发现会面临各种问题，主要原因是对农村不熟，这需要我们客观认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第二，乡村振兴要遵循城乡转型的基本规律，城市化、工业化是不可逆的，“情怀式”的乡村振兴不可持续，各个主体需要加深对城乡发展的客观认识；第三，乡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投入，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多方参与；第四，目前乡村地区已经积累了一些好的案例，包括政府、企业和农民个体等各个主体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乡村整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五，整个社会对于乡村振兴的共识在加强，这是好的信号。

中国新闻周刊：乡村振兴需要多方参与，地方政府如何为乡村振兴盘活资源？

刘守英：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需要政府来主导的，互联网平台可以由企业来进行。政府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现地方的特色产品，培育特色产业，这需要财政和政策支持。

当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是可以有很多作为的。之前市场半径小，一个县乡镇什么都做，现在交易范围和规模扩大，通过平台经济已经能够实现某个地方的某几种产品在全国打出优势。政府应该规划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政策，这样也解决了乡村产业回报率低的问题。比如我最近去广东调研，沿海的鱼类不能长距离运输，现在通过预制菜产业，就解决了储存和运输问题，具备了规模化的条件。

从“新农具”到新故事

中国新闻周刊：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如何借助互联网平台来打通城乡之间的流通环节？

刘守英：乡村其实是有很多“好东西”的，包括老的和新的。所谓老的“好东西”就是历史传统留下来的，比如我老家湖北的熬糖、豆腐乳等土特产；新的“好东西”比如小龙虾这样的现代养殖业。这些“好东西”其实比较“土”，因为它们是靠经验和传统维系的地域习惯，基本是以乡镇为单位存在的。

这些“好东西”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市场半径很小，基本上只在乡镇之间流通，而且文化、包装、营销等附加值很低。怎样让农民能够把这些产品“从土变特”，是我们当下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和机遇。如何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半径，增加交易规模，把它们从原来的熟人社会卖到陌生人社会。传统市场扩大的方式是依靠企业家增加市场规模，把地方性产品变成全国性产品，这对农民来讲很困难。

这其实正是短视频平台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通过这些互联网平台和主播，乡村地区的产品能够从熟人社会卖到陌生人社会，把熟人经济变成陌生人经济，这个是很厉害的。现代经济的特征其实就是陌生人社会，依靠信用和契约进行交易。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信用机制，主播遵守契约提高诚信度，就可以实现这些“土产品”的市场价值，提高当地农民收入。

中国新闻周刊：将互联网技术和平台作为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对于重塑农产品价值链有何意义？

刘守英：通过互联网平台，需求主体变了，超越了原来的范围，而且减少中间环节，生产端所分享的价值就多了，利润就高了，这样单位投入的回报率也上来了。这是解决中国农业产业现代化的一个关键。

另外，还要重视规模化产业和市场需求的链接问题。产品卖出去才能实现产值，数字赋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连接城市的陌生市场。当然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完善，包括怎么建立监管机制，怎么实现标准化，品牌怎么建设，这涉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各个环节。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互联网业态在农民收入、农民就业方面所发挥的社会价值？

刘守英：通过数字赋能，很多新业态发展起来，一些原来外出打工的人可能也觉得回来就业是个不错的选择。本地的留守老人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很多产业的订单都可以派到农村，解决了当地闲置劳动力的问题，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起到了扶贫助农的作用。

互联网业态通过信息连接城乡，解决了城乡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发现价值，提升价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帮助乡村地区形成主导产业。这是一个慢变量，整体性转型涉及到整个乡村的产业革命和现代化过程，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桥梁。

中国新闻周刊：当下在很多地方直播成为“新农具”，短视频+直播业态在乡村振兴中是否具有普遍性作用？你对农村广大主播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刘守英：农民是很善于学习的，一个农民以前一天最多只能卖200个红心茶叶蛋，现在他可能通过直播卖上万个，周围的人就会去学习和模仿他。现在一些“电商村”其实已经形成了这种规模，对整个乡村产业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的发展方向是产业化。

所以建立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很重要，包括5G网络，也包括各个互联网平台。有了这个基础设施，农民就会利用起来模仿和跟进，某种特色产品就具备了规模化的可能。从业者多了就会出现分工，有的负责销售，有的负责包装，有的负责宣传，有的负责信用，这个地方的产业就成长起来了。

所以，短视频和直播解决了乡村和城市、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的问题。

乡村振兴是一个多方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民是重要的参与者。农村有太多特色产品等待被发现，这就需要农民主播们的智慧和创造，去发现、去宣传，去给产品增加知识含量，去讲出这些“土产品”的新故事，这其中有着广阔的空间。

（文章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总第10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