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2020年COVID-19疫情大冲击下的全球宏观政策充满了政治和经济的复杂交织，不论从全球最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来看，还是从全球宏观政策的博弈来看，都体现出追求极限博弈的高风险状态。之所以如此，基本逻辑是：美国正处于政治商业周期时期，依据过去的经验研究，经济问题将是影响美国大选结果的核心因素。因此，提高就业就成为美国国内政策的核心。而世界则处于大国之间的高度竞赛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在全球疫情冲击下，期望单方面通过各种摩擦来维持和提升美国已有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在疫情后的全球化竞争中占有更好的位置，而不顾世界经济已经多极化的客观事实。疫情冲击下美国对内和对外的强硬政策缩小了全球疫情经济政策合作的空间，把美国经济社会中的内部矛盾外部化，使得全球政策的合作与博弈异常艰难。

我们梳理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几个典型的重大事实来观察疫情政策追求极限博弈的现象。

事实1：宏观政策尺度与美元信用。美联储前未所有的迅猛政策挡住了3月中下旬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恐慌，全球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大多在3月23日左右触底反弹。一波接一波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体现了政府政策对市场的高度干预，美股出现了巨大的反弹，2020年至今美国金融市场没有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市场对宏观政策的期许和依赖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政策稍微低于市场预期，就会引发股市的剧烈动荡。美联储天量的“爆表”以及未来还会持续的“爆表”，只为支持美国经济的复苏以及接下来的总统换届大选，但对世界未来通胀、美元储备的减值以及其他经济体带来的汇率波动冲击考虑甚少，或者说几乎不考虑。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导致金本位解体的直接原因。现在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天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靠的就是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美联储无上限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带来全球对美元信用的重新评估，但美联储在防止金融市场危机并支持美国经济复苏的无上限宽松货币政策上，并没有因为疫情激增的债务问题及其带来美元信用问题而有所迟疑。因此，美国国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在和全球对美元信用评估之间做博弈。因为道理很直接，疫情把美国经济打垮了，美元在全球的信用地位也会下降。与其这样，不如通过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干预先保住金融市场，防止金融危机，降低市场快速调整带来的巨大冲击成本。

事实2：大选政治与疫情经济。在全球公共卫生专家早就警告世界将面临一场大流行病疫情冲击，并呼吁加强防范的背景下，某些经济体并没有给予重视。换届大选的压力使得某些政治家不愿意投入资金、人力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巨大风险，直到这种可能的巨大风险变成现实，才开始采取“社交隔离”或者“封城”来应对新冠疫情的爆发。在疫情尚未彻底可控的情况下，为了塑造大选的经济竞争力，开始“解封”，复工复产，疫情又出现了反复。依据霍普金斯大学提供的数据，在近期每天感染人数超2万人的背景下，继续复工复产，美国政府官员近期表态即使疫情持续，也不会再次通过“封城”打断经济的复苏。因此，与事实1相结合，美联储避免金融危机的强硬政策和在疫情未来存在重大不确定背景下的复工复产政策，也是大选政治与疫情经济之间的极限博弈。

事实3：COVID-19病源追溯。COVID-19疫情的病源追溯似乎已经成为当下全球的政治经济问题了。在疫情爆发的这几个月中，有关COVID-19疫情病源的追溯成为政治工具，成为某些政治家推诿疫情防控失当责任、寻找攻击对手的工具，导致全球疫情至今拐点未显，争论未止。依据霍普金斯大学提供的数据，近期每天全球感染确诊人数都超过10万人（图1），截止北京时间6月15日上午9时33分，全球累计确诊人数接近790万人。

图1、全球COVID-19感染人数（每天）

图片来源：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在全球疫情严重程度增加的背景下，为了转嫁国内疫情防控政策失误带来的压力，COVID-19病源追溯本应该是全球科学家在未来共同需要应对的问题，现在政治化。这种疫情的政治操弄和博弈，会进一步撕裂全球的地缘政治关系，带来引发新的国际冲突的潜在风险。

事实4：国际油价战。从3月6号沙特阿美宣布单方面增加原油产量，引爆国际金融市场开始，一直到6月初，以沙特为代表的OPEC、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OPEC以及美国等产油国经过激烈的博弈，目前已经达成每日减产970万桶的共识性协议，并且每个月都要开一次会讨论，直到2020年12月份，这期间没有达到减产目标的未来要补上减产份额。在这3个月的国际原油价格战的博弈过程中，国际油价可以打到地板价，甚至出现了原油期货负价格的离奇现象。

国际油价战揭示了复杂的原油地缘政治关系。美国的能源自给战略带来了页岩油的革命，改变了美国过去60年能源进口国的历史，解决了美国能源贸易巨额赤字问题，成为能源净出口国。世界能源供给格局的改变，加剧了能源价格的竞争和博弈，地板价和原油期货负价格现象是典型的极限博弈的结果。直到打的产油国都受不了，大家才会坐下来认真谈，才会达成协议，缓和各个产油国之间的矛盾。

事实5：关键产品的供应链。按照全球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最朴素的原理，同样的产品只能在全世界最便宜的地方生产。但2020年COVID-19疫情大冲击已经改变了这一朴素的原理，我们看到不少跨国公司修改生产线，专门生产疫情个人防护用品，尽力满足自己所需。在疫情防控困难时期，甚至出现了经济体拦截口罩等防控物质的现象。疫情卫生防控本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性质，因为疫情不分国界，只要全球疫情不结束，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很难独善其身。疫情的反复会带来经济体之间的“再封锁”，导致经济体未来为了自身公共卫生安全而舍弃全球分工的好处，自我生产防护用品。经济国家主义会导致出现更多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我们也看到某些经济体政府出补贴鼓励海外的企业搬迁回国，把全球经济分工的现象做成了政治现象。对于关键的制造业行业，技术封锁和关税摩擦成为常态。由于某些经济体的政治已经凌驾于经济之上，为了获取某些群体选民的支持，对外实施贸易摩擦，保护该群体的利益。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应该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缩短。但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产品生产往往涉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支持者，未来的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和经济的博弈将更加激烈。疫情后，全球贸易摩擦也许不会减少。如果某些产品的产业链缩短，生产者将更加集中在某个经济体，更容易对外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疫情后的全球化有可能是“参沙子”的全球化，全球化的飞轮速度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进一步下降，也就是研究者所说的世界进入“缓全球化”时代。

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油价冲击，2008-09年的次贷危机都凸显了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复杂交织。2020年COVID-19疫情大冲击将使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复杂交织达到历史的新高。政治影响经济，经济也影响政治。在这种政治与经济复杂交织的世界经济中，经济上的最优政策往往不会被政治所采纳。一旦本应该由全球市场解决的全球经济问题夹杂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博弈就不是市场本身能够解决的，而有些国际政治往往倾向于追求只有输或者赢的二元选择。因此，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问题博弈往往就会体现出极限博弈的特征。经济学家认为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方案，或者至少是一种卡尔多补偿方案，在未来也会面临来自政治的压力而减少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极限博弈也说明了世界经济进入实质性的多极化阶段。全球政策出现极限博弈的现象也预示着未来世界格局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文章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