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在于增长的稳定性

作者：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

蔡志洲（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判断失误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起伏很大。改革开放后，我们以价格体系的改革为先导，探索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最终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实现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和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不断提高。现在，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平抑经济周期还是抵御突发事件和外来冲击方面，都有更强的应对能力，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实现由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能力，这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经济增长  稳定性  通货膨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际比较

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有巨大经济影响力的大国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建国以前，由于列强宰割、内乱不断，中国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增长才真正起步。经过近30年的努力，到改革开放时，国民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和发展了自主的工业体系。但由于发展和体制、历史和现实、国内与国际等多方面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波动性突出，效益不高。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并实现和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使中国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不断提高，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和波动幅度都在显著降低。同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理更加科学、宏观调控更加有效，在尽可能避免或减缓国内经济循环带来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在外部经济冲击或意外灾害来临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经济活动的稳定。对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使经济增长具有更好的稳定性，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不仅具有强劲的可持续性，而且具有突出的淡化周期和抗危机冲击的能力，因而具有较高的宏观效益，能够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特定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

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官僚或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局部（如在天津、江浙、广东等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洋务运动”时期、“一战”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期）创造过一些短暂的繁荣，但是就总体而言，由于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军阀混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根本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环境和条件，旧中国的经济只能是千疮百孔、停滞不前。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建国初期（1949~1952年），我们主要是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积极恢复经济，正常的经济增长是从1952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起步的。也就是说伴随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前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手工业和规模很小的现代工商业纳入到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中，通过高积累、高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手段，加快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表1列出的是中国1953~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的情况，可以看到，从三大改造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9%（经济增长率=""GDP指数-100），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验看，这属于不低的经济增长率。分产业看，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发展比较缓慢，年均增长率只有2%，其重要原因在于合作化后实行的“工分制”等生产和分配方式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第二产业（工业和制造业）属于当时发展最好的部门，年均增长达到10.9%，明显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我们学习前苏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业税等手段增加积累，又在资源分配上，优先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这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装备能力、制造能力和国防工业的水平，但问题也是和前苏联类似的，这就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主要是轻工业发展不足，消费品供给短缺，居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略低于平均水平，为5.1%，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上重生产轻生活的倾向。

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上看，这一时期的波动性很大（参见图1），增长率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1964年（“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期）和1970年（“文革”初期动荡后的恢复和发展期，“三线”建设投资高峰），当年的增长率都分别接近甚至超过20%，而谷底分别出现在1961年、1967年和1976年（经济增长率为负数，最为典型的是1961年，经济增长率为-27.3%）。峰值的出现后往往紧接着较大幅度的增长率回落。这说明在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行政力量有可能促使短期内实现加速的高速增长（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5个年份中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有9个），但是往往不可持续。其中固然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文革”的出现终结了1963年开始的新一轮景气），但从长期发展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主观意志脱离实际形成的高指标和短期高增长对后续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经常性的现象。这种增长的波动性在我国这一时期尤显突出，据西方学者统计测算，1950年至1979年30年间，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北欧诸国在内的21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年均GDP增长速度的估计标准误差为0.0346；同期包括前苏联、东欧诸国在内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的年均GDP增长速度的估计标准误差为0.0313；市场经济体的波动性略高于计划经济体（弗雷德里克·L.普瑞尔，1989）。我国同期（1953~1977年）的波动性要更突出些，重要的发展性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结构性原因，在三大产业当中，我国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总体平稳，服务业占比很低，主要是工业生产的大起大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波动性提升。工业生产的各年标志值与总体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之间离散系数高达151.3%，表明离散度高，稳定性弱（刘伟、杨云龙，1987）。二是发展阶段性原因，在其他条件不变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方向变动，即所谓“基数效应”。同一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阶段，增长速度越可能较快，伴随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则可能出现趋势性降低。与之相适应，其中增长的波动性程度也可能发生同向变化，即增长速度越高、发展水平越低的阶段，波动性可能越大。这种可能性若与集中计划体制和主观主义发展思想结合在一起，便很可能成为现实。

从整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虽然犯过不少错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工业化进程仍然在不断推进，实现了近代以来（尤其是洋务运动以来）最大经济增长。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国家通过大量的投资进行了很多基础建设投资、兴建了很多大型企业，如钢铁、机械、汽车、造船、军工企业，通过25年的时间，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1977年，中国的GDP为1953年的4.22倍，比建国初期翻了两番，但第二产业达到13.25倍，大大地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第二产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第一次消费升级（电视、冰箱、洗衣机）所需要的生产能力，主要就是由原有的公有制企业转型升级后所提供的。直到今天，当时建设和发展起来的一些支柱企业仍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说，中央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中央和地方、企业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行政关系连接起来的，中央集中决策在这一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旦中央决策对形势的判断、发展目标的要求等出现了偏差，市场和企业对中央的决策失误是缺乏修复力的，体制本身是缺乏纠错功能的。图1的三次峰值及其随后的经济增长回落，主要原因首先是在中央而不是地方或者企业，第一次是因为对于经济发展前景判断过于乐观，高指标高增长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后两次则是因为发展目标偏离了经济建设而导致经济波动，这与中央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有深刻的联系。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增长成为了当时的首要发展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在国内和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善生活的预期相比、在国际上和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和亚洲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是不够的。邓小平同志明确使用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NP和GDP）提出了 “翻两番”和“三步走”的长期发展战略，启动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党和国家又通过了不断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持续地激发并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同时又不断通过各种调控手段防止经济增长失控，实现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带动了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及其贡献是巨大的。

（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和波动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但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1978~1981年，经济增长率反而是逐渐回落的，由1978年的11.7%回落到1981年的5.1%。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能满足新时期发展的需要，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脱离了实际需要，一方面满足不了人民改善消费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1979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 “八字方针”，表面上看短期的速度是下来了，但却为产业结构转型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轻重工业的结构转型打好了基础。1981年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农业发展上了快车道，第一产业的增长率由上一年的负增长提升到了7.0%，1982~1984年的增长率则分别为11.5%、8.3%和12.9%，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农业增长。第二产业的增长率也重新提速，1983年则突破了10%，以后连续保持多年。198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从此进入了长期高速经济增长时期。

表2可以明显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仍然有波动，但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78~2019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4%，比改革开放前25年的5.9%高出3.5个百分点，如果以定期指数（1978=""100，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计算，2019年的经济总量为1978年的39.3倍。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9年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1978年GDP总量的40%。换句话说，2019年增长2.5个百分点相当于1978年全年GDP总量，如果以2000年为对比基数，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2000年GDP的5%以上，也就是说现在增长2%相当于2000年增长10%以上。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伴随规模的扩大，增长速度受“基数效应”的影响将出现放缓趋势。事实上在新的水平基础上，达到一定的追赶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对于增长速度的要求会相应降低。比如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应地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要比2020年翻一番，要达到这一目标，只要在未来15年里年均GDP增速达到4.73%。实现这一增长会面临许多困难，因而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但相比而言，要比摆脱贫困实现初步小康发展阶段，要求10年翻一番的年均7.2%的增长率低许多，在现有基础上通过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比计划经济年代也明显地缩窄，增长率的峰值出现过3次，分别在1985年、1992年和2014年，分别为15.2%、14.2%、14.2%，比改革开放前3次20%左右的峰值下降5个百分点，峰值后的谷底也出现过3次，分别为1990年的3.9%、1999年的7.7%和2019年的6.1%（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2.3%，虽是几十年来最低年份，但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所致），和改革开放以前的25年相比，首先是没有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前有3次4个年份为负增长），其次是波动的幅度在减弱。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势头，而且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尤其是体现出较强的反周期和反危机的能力。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相关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国家长期难以恢复，甚至由此形成“东亚泡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则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短期内迅速恢复，经历了1999年低谷后，出现了长期稳定增长并逐年加速的态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2009年出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首次负增长，我国则在2008年保持9.7%的增长率，2009年保持9.4%的增长率，到2010年达到10.6%，保持了强劲平稳增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严重受挫（预计为-3%~-4%）。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将降至2.3%，是几十年来最低的年份，但与全球经济相比，是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可以说，在这三次国际性的严重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强劲的反危机能力。

（二）改革开放后的价格波动、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在价格水平的波动中。在我国探索和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重要的是推进价格市场化，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阵痛，并引起经济增长的波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这种波动性在不断地减弱。在表3和图3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价格总水平波动（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9年为波动发展阶段，而2000年以后则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

1.价格波动阶段（1978~1999年）

从图3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价格总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波动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增长提升和下降通常领先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化，但趋势是一致的。在1999年之前，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幅度很大，而且峰值在不断拉高（1980年7.5%、1985年9.3%、1988年18.8%、1994年24.1%），是带动经济增长率波动的重要因素；而在2000年之后，中国基本上保持了高增长和低通胀，CPI上涨幅度最大的两个年份2008年和2011年也仅仅达到5.9%和5.4%，远远低于前一阶段的峰值，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在这一期间，价格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1980年，为了理顺价格关系，国家对小部分商品进行了调价，使当年的价格指数出现较大变化（上升7.5%）。1985年，在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开始更大程度地放松价格管制（首先是消费品价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上一年的2.7%直接升到9.3%，1986年和1987年经过小幅回调后，接着又大幅上扬，1988年和1989年分别达到18.8%和18.0%，如果以1984年为100，1989年的定基指数则为175.1%，5年间上升了75%，年均上涨11.85%。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持续时期长、上涨幅度大的价格总水平上涨。第二次大的上涨发生在1992~1996年期间，1992年开始加速上涨（6.4%），至1995年（17.1%），1996年开始明显回落（8.3%），峰值比上一期更高，为1994年的24.1%，如果以1991年为100，1996年的定基指数为192.1%，年均上涨13.9%。如果以1984年为100，以1999年的最低点（98.6%）为这一价格波动时期的末年，1999年CPI定基指数为360，即15年间上升了2.6倍，年均上涨幅度为8.9%。以通常标准（3%左右）衡量，年均上涨幅度相当大。这两次大的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和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通货膨胀”有相同的地方，即存在着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调节着供需平衡。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这就是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严格的价格管制已经使众多的商品的价格背离了它们的价值，或者说众多商品的价格已经不能反映市场供需，理顺价格关系就需要在价格总水平上升幅度比较大的背景下，通过各种商品和服务价格不同程度的上升来实现，同时还要让居民的总收入超过价格总水平的程度，使人民生活不受到大的冲击而且不断提高。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并取得了成功。高增长无疑为群众带来很多实惠，在1978~1999年，经历了几次消费升级后，耐用消费品在居民家庭得到普及。但与之同时，消费物价上涨得也很大，每一波物价上涨都给居民家庭的日常生活带来冲击，国家通常会采取各种措施（如限制价格上涨、发放补贴等）进行补救，而后可能会出现增长率和价格指数的回落。市场稳定之后，再推动新一轮的增长和改革。因此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波动，带有鲜明的改革烙印，每一次大的波动都和由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价格体制改革引发的价格总水平波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坚定地走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以改革促增长，再由增长来保改革，充分显示了改革进程中的“中国智慧”。

2.价格稳定阶段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之后，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历史性的决定。从那时开始，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除了继续推进商品价格改革（如放开生产资料价格等）外，产权市场（尤其是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尤其是金融改革）、劳动力市场（合同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技术市场等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从1998年开始又推动了住宅商品化的改革。至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虽然市场经济和市场秩序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是市场已经逐渐代替政府成为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从图3中可以看到，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的CPI波动的幅度明显变窄，即使是2008年和2011年这两个CPI数值最高的年份，物价上涨也仅达到5.9%和5.4%，远低于改革开放初期到1999年8.9%的平均水平。通货紧缩的年份只有两个，分别在2002年和2009年，CPI下降了0.8%和0.7%，只有轻微的下跌。从总体上看，2000~2019年间，CPI的总上涨幅度为55%，年均上涨2.96%，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且波动程度很小。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8.99%，实现了低通胀和高增长。市场化改革后的价格信号所反映出来的结果，是供需双方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动态平衡，这证明了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并为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了更加定型的制度基础。

三、经济增长与波动性的国际比较

从动态比较上看，中国在长期高速增长中稳定性在不断提高。而在与世界主要国家平行比较中也表现出这一点，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增长率显著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及主要国家，但波动性却明显地低于他们。这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在稳定上升，成为近几十年来经济地位上升最快的国家。这种趋势现在仍然在延续。

（一）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先看世界的GDP增长率波动，可以把20世纪60年代初到现在的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参见图4）：第一阶段1961~1973年为石油危机之前高增长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普遍较高并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使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5%左右；第二阶段为石油危机后的中速增长阶段，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重创，此后他们的经济增长开始不断放缓，走出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逐渐地发展了起来，最终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体（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中的体量仍然有限，因此它们的经济增长加速还是不能抵消发达国家经济放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时期世界的年均增长率在3%左右，明显低于第一阶段。

再看中国和世界GDP增长率的对比。

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大大超过世界经济，由于那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独立于世界其它国家，增长和波动相互之间没有都明显关联。1961~1977年，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率为4.83%，而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4.34%，略低于世界一般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阶段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这更说明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中国通过改革实现加速经济增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否则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增长，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改变中国国际地位、实现民族振兴的需要。

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逐渐和世界同步，但除了个别年份之外，中国各年的GDP增长率都明显高于世界水平。1978~2019年，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率2.91%，而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9.41%，比世界一般速度高出6.5个百分点。正是在这种高增长率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明显提高。按汇率法计算， 1978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为1.74%，而到了2000年，中国GDP的份额提升到3.6%，比1978年翻了一番。而到了2019年这一份额更是提高到了16.33%，为2000年的4倍以上。中国人民经过40多年的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在“赶超”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以世界银行数据的共同起点（即1960年）为比较基础，60年来（1961~2019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47%，而中国为7.93%，比世界一般速度高出4.5%。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我们抢回了失去的时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趋于稳定，2000年以后，虽然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但由于国家合理地引导市场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科学地实施了宏观调控，中国的波动幅度被控制在了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低于世界的一般水平。从图4中可以看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回调的幅度特别大，出现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但中国通过宏观调控和刺激投资，2008年以后仍然连续4年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在错过金融危机冲击的高峰后，再回过头来调整自身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说明中国经济在抗风险和保持稳定性方面，和世界各国相比仍然有着自己的优势。

（二）美国的增长及波动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即使在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后，仍然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由图5，1961~2019年近60年间，美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3.01%，从整体上看，美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这一阶段（1978~2019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略有放缓（2.70%），比1961~1977年的年均增长率3.80%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但仍然好于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日本等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停滞的国家）。不断地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和持续的增长是美国持续保持世界强国地位（尤其是二战以后）的重要保证。虽然60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低于世界一般水平，但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大国，在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还能保持持续增长，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了，美国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在逐步放缓，低于世界一般水平，增长波动曲线的重心在逐渐下沉，因此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在下降。196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是39.67%，而2019年下降到24.42%。从增长率的波动上看，美国的波动幅度很大，负增长的年份较多，经济增长在繁荣和衰退中不断波动（大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大的波动），波动程度明显大于中国。近10年来它的波动幅度有所缩小，但年均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全球经济危机后，美国在2010年恢复了正增长，但2010~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27%。从长期经验看，如果不出现新冠疫情，美国目前本来已经进入又一轮较大波动的时点，新冠疫情的冲击则加重了美国的经济波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又一轮波动发生的原因。未来进入复苏后，美国如果能够维持2%左右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就可以说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

（三）日本的增长及波动

“二战”之后，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进入了一个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日本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从70年代起，经济增长开始放缓，1961~2019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3.54%，虽然比美国同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高出0.5%，但这主要来自于前期高速增长的贡献，后期的年均增长率则低于美国。这说明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要强于日本（当然也强于欧洲主要国家）。从图6中可以看到，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19年，日本的经济增长及其波动可以分为3个阶段或者说经过3个台阶：一是前期的高速增长阶段，1961~1969年期间，年均GDP增长率为10.42%，这是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启动的经济繁荣的继续；二是中期的中速增长阶段，由1970年至1993年，年均增长率为3.91%，维持了24年。由于日本经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当时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市场依赖很大，1970年美国发生以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为特征的经济衰退时，日本经济也深受影响（和图5中美国GDP增长率的回落相类似，在图4中1970年世界的GDP增长率也有回落，但幅度没有这么大）。在此之后，日本经济受到外部因素持续的影响（1973年石油危机、后来的广场协议等），开始逐步走出景气年代。1988年，日本经济在出现少见的较高增长率（6.79%）后，经济增长连续6年回落，1993年则出现了负增长，这是日本经济的中速增长结束的标志年份。三是低增长或经济停滞阶段。1994~2019年，日本25年来的年均GDP增长率仅为0.93%，其中负增长出现了4次（6个年份），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对日本经济带来冲击，2008年的冲击更大。从稳定性看上，由于日本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世界经济的波动通常都会对日本形成冲击，经济增长的波动很频繁。

（四）韩国的增长及波动

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人口超过5000万，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GNI per capita，按汇率法计算）达到33720美元，已经步入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韩国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从图7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韩国的GDP增长率的重心经过了一个不断提高、又逐渐回落的过程。从长期看，1961~2019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29%，为美国和日本这一时期年均增长率的2倍多。但由于起点较低，人均GDP或GNI的水平现在仍然低于美国和日本。分阶段看，1961~2002年，可以说是韩国的高速增长阶段，这一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84%。其中有过两次大的波动，第一次是1980年的大波动，其中既有经济原因（连年高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更有政治原因（1980年的光州事件引起国内剧烈动荡）；第二次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图7中可以看出这次冲击对韩国的影响远远大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1996年，韩国的人均GNI达到1332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后来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所回落，2002年重新回到12850美元，以后一直在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但2003年后，韩国没有出现过超过7%的增长率，2010年的增长率虽然超过了6%，但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反弹，属于经济恢复性质，随后又回到了4%以下，整个时期（2003~2019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3.55%，虽然明显低于2003年以前的增长率，但对于一个高收入国家而言，取得这一增长率已经不易。2019年，韩国的人均GNI已经达到33790美元，比2003年翻了一番多。韩国经济也是高度依赖于外向型经济和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韩国的经济，1973年石油危机时韩国的经济规模还比较小，受到的冲击不明显，但到1998年时，它已经成为亚洲市场的重要经济力量，亚洲的经济衰退对他带来更大的冲击，而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受益于他的经济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由于中国顶住了压力，相对而言也减轻了危机对韩国经济的冲击。

（五）印度的增长及波动

印度是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大国，人口现在和中国相近（2020年超过13亿）。1947年独立后，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样是印度政府和人民的重要发展目标。图8列示的是印度1961~2019年GDP增长率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印度近60年来的GDP增长率的走势相对比较稳定，大起大伏的现象出现得比较少，年均GDP增长率为5.18%，高于同期的世界GDP年均增长率（3.47%）。在1980年以前曾出现过3次负增长（4个年份），主要原因是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对农业乃至于整个经济增长形成冲击（Nagaraj，1990），但是下跌幅度不大，最严重的1979年也只是下跌了5.23%。从增长率趋势的重心变化看，可以把这一时期的印度经济增长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60~1979年，GDP增长率波动较大，年均增长率相对于后一时期较低，年均增长率为3.32%，低于同期的世界GDP增长率（4.75%）；第二个阶段为1980~2019年，GDP增长率波动收窄，没有出现过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6.08%，高于同期的世界GDP增长率（2.86%），为世界增长率的两倍以上，应该说属于不错的经济增长。从长期趋势上看，印度的这种较快的年均增长率仍然有可能保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首先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也进行了很多经济改革，有后发比较优势；同时它又是一个大国，内需的潜力大，各个地区、行业之间的增长有互补性，这都有助于保持其未来增长的稳定性。印度在经济发展或者是赶超过程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始终没有像日本、韩国和中国那样进入和经历过高速增长阶段（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1980年后经济增长加速后，4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超过9%的年份仅有两个，而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经过高速发展阶段，那么就很难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这也是世界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相对而言，印度在这些国家中还属于比较好的。2019年，印度的GDP总额占世界的份额为3.26%（略低于中国2000年前后的水平），为现在中国所占份额的1/5。但中国在2000年之后又保持了20年的高增长，才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人均GDP或GNP达到1万美元以上）。而印度如果不能实现高增长，即使把现在的年均GDP增长率再保持20年，人均发展水平在世界上仍然还是比较低的。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也说明了日本、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被世界各国称为“奇迹”，因为它并不容易发生。

四、增长与波动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格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增长（参见图4~图8）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在不断下降，而它们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又大（1960年仅美国的份额就达到40%左右），世界GDP的长期年均增长率有所降低。在这一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保持了持续增长，但长期增长率有所下降；日本则经历了高增长、中增长和低增长阶段，现在正处于低增长或经济停滞阶段；韩国则从中增长进入高增长、现在长期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可以说重新进入了中增长时期；印度属于发展中大国，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起长期增长率有所加速，但现在还没有进入过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所需要经历的高速增长期，所以仍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看，西方发达国家大多要通过全球化来继续推动自己的经济增长，如美国要向全世界出口它的科技产品和服务、金融服务、文化产品等，日本和韩国要出口汽车和电子产品等，这样在世界经济和市场发生波动时（如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等），国际市场的购买力减弱，它们的经济也会发生波动。此外，它们国内市场的供需周期性的失衡也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引起经济波动以及不能实现高增长的主要是国内因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赶超，首先当然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政府、企业和劳动者要有积极性发展生产，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经济体制，满足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积累和改善融资及政府建设性支出以扩大投资、扩大和改善市场需求以消化新增的产能、改善和强化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等等。虽然印度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好的市场制度、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以及合理的政府指导、政府干预和宏观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也不一定是有效率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是相近的，总量和人均水平只是略高于印度，正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和超常规发展。首先是超常规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才能后者居上，在今天成为世界上有巨大经济影响力的国家。从发展水平上看，中国仍然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而这些国家在中国目前这个水平上（人均GDP1万美元左右）的时候，仍然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这说明在这个水平上继续保持较快和较好的增长完全是有可能做到的。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上看，改革开放的4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过波动，但是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波动的次数少，波动的幅度相对较低，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经济增长越来越稳定。发展状态既优于以美国、日本、韩国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优于像印度这样发展情况还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这使得中国的GDP在世界上的份额不断提高，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一个国家的GDP在世界上所占份额的变化，通常是用现行价格计算的GDP（按3年平均汇率再折算成美元）来比较的。因此，一个国家的份额变化主要取决于3个方面的因素，即GDP增长率，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和汇率变化，在这3个影响因素中，经济增长是最基本的。而价格总水平（一般用GDP平减指数来反映）只会短期影响现价GDP的数量，从市场的长期影响看，通货膨胀会导致本币汇率上升，对冲掉因价格因素造成的GDP增加。汇率的变化还要复杂一些，它除了受本国的通货膨胀影响外，还和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有关。汇率较大幅度的升值在短期内会增加一个国家用国际货币衡量的GDP总量（如日本在广场协议后实行的日元升值曾一度迅速提高了日本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但最终汇率还是会跟随着市场的要求回到合理的轨道，因此从长期看，仍然是经济增长决定着一个国家的GDP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

图9列示了1960~2019年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按图9中2019年各国的份额的大小排列）的GDP（美元，以3年平均汇率法计算）占世界的份额（%）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份额经历了1960~1980年迅速下滑后，在1980~2000年期间有所起伏，但仍然在30%的上下浮动，2000年之后则继续下滑，最低时接近20%，虽然2012年以后又有小幅回升稳定（说明这一期间的增长好于世界一般水平），但从长期趋势上看已经下了个台阶；日本经历了一个份额迅速提升（1994年到达最高点17.7%），然后又重新下滑的过程，2019年的份额仅仅为5.8%；韩国的份额是稳定上升的，从60年前的0.3%上升到现在的1.8%，相当于当年的6倍，但由于人口和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占世界的份额不可能太大；印度的份额则经历了一个经历了一个先是下降（在1992年前后到达最低点，约为1.1%），然后再逐渐上升，2019年其份额已经达到了3.3%，约为最低点时候的3倍，从发展趋势看，仍然处于上升过程中；中国所占份额的变化，从前期看是和印度相似的，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份额在逐渐降低，1990年前后到达低点（1.6%左右）。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份额开始稳定地、持续地和显著地上升，2019年的占比已经达到16.3%。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在赶超进程中实现的高速稳定增长，在改变中国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改变着世界的经济格局。

中国目前的总人口为14亿，占世界人口的18.2%，但是按3年平均汇率法计算的GDP总量仍然只占16.33%，GDP占世界的份额低于人口所占的份额。或者说，中国的人均GDP或者是人均GNI（10410美元）仍然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570美元）。虽然中国物价水平较低，但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NI（16740国际元），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591国际元）。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改革开放后多年的发展，我们离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很小，按现在的年均增长率（6%左右，高于世界年均增长率4%左右），可能再有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越这一水平，中国在抗疫斗争成功后取得的超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还会加快这一过程。可见，中国经济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属于中等收入水平，仍然还有学习、借鉴和赶超的比较优势，即使是GDP再翻一番，和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5万美元左右的人均GDP或GNI相比仍然还有很大差距，从这个意义上看，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人均GDP提升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不算很高的目标。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大，人均水平的较大幅度提升将明显改变经济总量在世界的份额。如果世界其它国家整体上保持目前的增长率，那么在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GDP总量较2020年翻一番的情况下，份额大约会提升到25%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要在世界上达到这么高的份额，肯定会导致世界市场和资源布局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又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各种制约，我们必须在发展的道路上很好地应对各种来自外部的挑战。因此，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增长目标定位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合理慎重的，一方面考虑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潜力和需要，同时也考虑到了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一个留有余地的长期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增长方面则提出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首先要实现由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的转变，然后继续提高以人均GDP或人均GNI反映的发展水平，以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从发达国家的概念上看，首先是人均收入水平要高，同时人均发展水平要高。从人均收入水平看，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数值与人均GDP接近）中属于高收入（大于12055美元）的国家和地区有65个，排在第一的国家瑞士的人均GNI为85500美元，美国排在第7位为65760美元，日本排在第27位为41690美元，韩国排在第30位为33720美元，第65位为罗马尼亚，为12630美元。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在韩国的水平附近，为30000美元左右。从包含内容更广泛的人均发展指标上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有一个“人文发展指数”指标，是通过对受教育年限、人口预期寿命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NI的综合处理来计算相对指标，进而评价各国的发展水平，所得到的排序结果和用人均GNI水平有差别，但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等级相关系数为0.75）。这说明较高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从长期看也有利于一个国家人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的提升。

中国的人均GNI或者是人均GDP要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有现实基础的。首先是从我们已经到达的水平看，2019年中国的人均GNI为10410美元，在列入世界银行排序的192个国家或地区中列71位，目前正处于由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阶段国家发展的阶段。预计“十四五”期间应当能够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然后在此基础上到2035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而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近些年来虽然有所下降，但世界GDP的增长率也在回调，从中长期（10年左右）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比世界高4个百分点左右，这种趋势如果保持下去，中国的排名还会不断提升。在未来的15年中，如果没有特别不可预见的、长期的意外灾难的冲击，中国仍然有可能保持比较好的经济增长，长期年均增长率应该能达到4.8%以上（前一阶段的增长率可以快一些，年均6%左右，后一阶段则可以慢一些，年均4%左右），最终实现GDP总量翻一番以上，再考虑汇率变动、价格总水平的上升等综合因素，用现行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或GNI就有可能进入世界前40位，也就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有继续保持稳定的长期增长的条件，具体地看，它们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体制优势。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建立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制度，我们既改变了原先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缺乏活力的问题，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周期性、系统性出现的矛盾。再加上政府对于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监督，就使得经济活动在具有生机的同时又能有序发展。而中国在长期改革开放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体系又进一步为减少和避免风险失控或者是升级为系统性风险提供了重要条件。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既避免了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不断因为经济周期带来市场大幅波动，也避免了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因社会和经济秩序缺失带来的发展缓慢或停滞，同时不断克服原有计划经济下的僵化弊端，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和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第二是大国优势。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人口大国要实现好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内部动乱不断的人口大国是很难取得好的经济发展的，而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取得了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尤其是经济增长上的伟大成就。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使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内需市场和分工体系，即使在外部需求受到冲击而锐减的情况下，仍然可能通过增加内部的循环来保持增长，这已经被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仍然不平衡，有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到达了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但还有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大国经济发展上的区域间的差异，既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尚不发达的重要经济特征，同时也是可以保持更长期持续增长“梯度效应”的重要条件。同时，后发地区的发展也会为解决先进地区一些矛盾提供解决方案，如人口过度稠密、房价过高、生产要素成本上涨等，都可以通过更多的地区的发展来得到解决或者是明显改善。大国的资源优势还反映在重要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方面基本自给，这是我们发展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广义的各种人力和物力的资源，国家可以高效率地组织和优化各种资源，应对各种经济的、自然的意外事件的冲击，由此保证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2020年中国抗击疫情所取得的成就，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是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国内国外的两大市场、两种资源，推动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对世界各国做出了贡献。中国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通过自己在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向国际市场出口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规模从小到大、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丰富，才取得目前的这种地位。但在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的一部分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如劳动力价格方面的优势就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另一些优势正在形成，如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比重在提升，随着装备制造水平的提高，大型设备和产品的出口在增加，等等。现在，中国在先进领域里尤其是科技领域里和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差距，但这种差距在不断缩小，在一些领域中我们已经走到了前沿。这说明我们的优势开始逐渐由后发优势（对发达国家而言）转变为领先优势（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长期积累起来的巨大的人力资本，每年毕业的大专院校学生就达800多万人，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具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结构完整产业链齐全。我们的突出问题在于大而不强，根本原因在于创新力不足，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存在短板，因而国民经济循环存在堵点、断点。不仅深刻影响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提升，而且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国家总体安全，这就需要在充分发挥现有发展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创新上的优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塑竞争新优势的过程中，切实使科技创新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应当说，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第四是发展阶段优势。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进入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阶段。而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则正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和转变阶段。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从产业结构上仍然还保留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2019年，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1%、39.0%和53.9%，已经呈现出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特征；但是从就业结构上看，三次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则分别为25.1%，27.5%和47.4%，这种就业结构和增加值结构之间的差别或者说是发展滞后，实际上是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结构在产业结构上的体现。而一般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大多在5%以下、第三产业占比在60%以上，就业结构则和增加值结构相近。强调适度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保证充分就业，而在中国，除了要保证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外，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转移而增加的就业，所以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包括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的现代化过程。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收入分配结构和城乡差距也会得到进一步改善，这又会创造出新的需求。这种产业结构提升的要求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中国进一步稳定增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文章刊发：

刘伟、蔡志洲：《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在于增长的稳定性》，《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第1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