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学院教授赵峰合作论文《价值循环、经济结构与新发展格局：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国际比较》在《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正式发表。

1.内容摘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三个典型特征：投资驱动、偏向积累的分配结构和外向型经济。但这种发展模式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长期的投资驱动造成了利润率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偏向积累的分配结构又抑制了国内消费。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贸易关系的破坏与重塑，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冲击都对外向型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主动应对新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形势，中国提出了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本文旨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为理解“新发展格局”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根据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和再生产理论，经济循环的本质是价值的循环。一方面，经济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商品、货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使用，是价值的运动将上述过程统一在一起。价值的运动构成了经济中各种流量运动的核心逻辑。另一方面，经济本身不是一个线形流，而是一个循环流。经济在完成一次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之后，需要将下一次进行同样过程的条件再生产出来。在市场条件下，是价值的运动串联起了整个经济的再生产过程。

价值循环得以顺利进行的核心在于经济中技术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之间的相互配合：技术结构和分配结构决定了需求结构，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基础；同时，技术结构和分配结构又决定了生产结构，是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基础；最后生产结构又需要与需求结构相适应，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条件。不同结构之间的可行组合构成了各种类型的循环模式。

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1957-2017年的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中国的三大部类表，阐述了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逻辑和由此带来的循环模式的特征，并且将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结构和循环模式与中国进行了比较。

工业化早期，中国遇到了分配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双重限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采取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引进技术，以解决生产资料尤其是固定资本生产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出口第三部类产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填补进口第一、二部类产品带来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随着三大部类有机构成和生产能力的提升，我国经济剩余也大幅提高；同时在加速工业化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向利润倾斜。这种收入分配结构下，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被抑制，而投资需求旺盛，积累进一步流向了第一、二部类以适应低消费、高投资的国内需求结构。第一、二部类占比上升的同时第三部类的占比大幅下降，国内生产形成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格局，从而解决了结构性困难，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过程。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放缓，原有的依靠投资和第一、二部类增长的模式开始发生转变，但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并没有迅速适应这种需求结构的阶段性转换，中国第一、二部类日益依赖国际市场，中国更多的介入到国际循环之中。

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工业化完成后积累模式会发生变化，这要求循环模式也发生相应的转变。美国由于分配结构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长期偏向利润，积累的压力导致了资本流出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在国内实体经济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美元霸权下长期大量的进口维持内部循环的进行。相比而言，日本的收入分配更偏向于工资，生产结构没有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但是，日本的循环模式没有摆脱另一种形式的对外部循环的过度依赖。因为资源约束、“倾斜的生产方式”战略和“贸易立国”政策所形成的第二部类依赖国外进口、第一部类依赖出口市场的模式长期存在。2000年以后，随着迂回生产的延长，第二、三部类净进口增加，而在国际竞争下第一部类出口却在减少，带来了贸易失衡的风险。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未来新的循环模式需要具备的基本特征和可行路径：一是要实现供给和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根本上有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的有机统一只能从生产领域予以解决。二是要让分配结构适应技术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初次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塑造与国内大循环匹配的需求环境。三是要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生产结构。工业化后期的整体规律是从部类的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变化，应该主动谋求生产结构的再平衡。最后，要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应当注意防止国内需求结构与生产结构不匹配导致的对国际循环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应当注意避免积累的压力抑制工业进一步发展。

2.作者简介

赵峰，1980年2月出生，四川绵阳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评论》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项目课题。曾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009年）、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特等奖（2018年）和第五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