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深度讨论中国当下重大发展议题

2020年10月17日上午，第二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8宋涛大讲堂成功召开。与会嘉宾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美国布朗大学教授、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主编Andrew Foster，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勇教授。会议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

开幕式由刘守英教授主持。刘守英教授首先介绍会议情况及参会嘉宾，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战收官之际，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之下，在理论上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新走向，是本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召开的意义所在。

随后，由刘元春教授致辞，他代表学校对到场师生与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他对发展经济学的已有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并对发展经济学的未来进行展望。他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为国家发展和转型提供了经典教义，但近年来已无力于解释各种危机冲击下的复杂经济现实。在解决世界重大传统问题时，以传统理论解决发展问题、深层次结构问题也显得苍白无力。对经济学理论的修正已远远不够，学界可能已经迎来经济学的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目前这样一个需要理论、同时也能创新理论的大时代，主流经济学出现崩溃、现实世界正寻找答案的时代，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在发展中所孕育的新的理念、新的理论和新的范式。

年度主旨演讲由刘守英教授继续主持。他首先介绍了演讲嘉宾Andrew Foster教授，并对他的出席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感谢。

Foster教授以“动态互补下的事前风险与学校教育投资”为题进行演讲。他的研究主要基于如下理念：动态互补（Dynamic Complementarities）意味着早期教育投资必须与后续教育投资共同作用，才能使早期教育投资产生效益。如果家庭对于未来教育的投资具有不可知性，例如家长为了应对经济冲击进行预防性储蓄、减少教育投资，那么由于未来教育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他们将不愿进行早期教育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风险成本远高于经济冲击的直接影响之和，即如果家庭对于学校教育投资进行事前风险预测，那么家庭的长期人力资本投入可能会有较低的效益。基于此，Foster教授的团队将事前风险预测纳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并利用印度农村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即便在没有儿童劳动力市场、在学费减免的情况下，风险都将带来学校教育投资减少，对儿童的学业完成度造成重大影响。Foster教授指出，这些发现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动态互补性，并且说明为了补救经济冲击带来的后果、为了降低机会不平等，应当进行儿童教育的早期干预，同时想方设法帮助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中的低收入家庭解决各类风险。在这一议题的演讲之外，Foster教授还讲解了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投稿要求，提出自己对投稿论文的期待，一是主题紧扣发展经济学领域，二是文章真正解决某些难题，三是研究具有充足的证据与说服力。他表示，希望投稿论文具有长期价值，能够关注未来五年乃至十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中国发展政策论坛主旨演讲环节由李勇教授主持。李勇教授首先对各位演讲嘉宾进行介绍，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杨伟民副主任以“关于规划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题进行演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具有特别的功能：第一，规划是全社会共同行动的纲领，是把社会共识凝聚为国家意志的表达方式；第二，规划引导资源配置。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也掌控一定资源，并通过规划进行引导；第三，规划是政府履行职责的依据。政府不能仅仅依法履责，规划的灵活性在于既符合法律法规，又适应中短期经济运行的特点，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结构优化。第四，规划是约束市场和政府行为的第二准测。规划中的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都成为对法律的一个有益补充。随后，杨伟民副主任简要介绍了规划发挥作用的实现方式。第一，通过规划分阶段实现战略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目标在规划中分阶段加以落实，每一级政府、每个市场主体都为之努力，才有现在的“两个奇迹”；第二，通过规划厘清发展思路，总结过去五年的发展到底如何，哪些要坚持、哪些要改进，有哪些成就、存在什么问题，并根据问题确定今后发展的导向；第三，通过规划目标引领国家的发展。规划已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更是国家全面发展计划。规划中的预期性指标代表国家期望达到的发展程度，为此，政府要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约束性指标则代表对政府各级各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但不同于过去的指令性计划。第四，通过主体功能区规范国土空间的保护。中国地方各异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绝对均衡难以达到，但通过划定主体功能区促进国土空间的有序开发、有效保护，进而达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大体均衡，也是地方均衡发展理念的良好体现。

卢迈副理事长以“儿童贫困和公共行动”为题进行演讲。他指出，当前中国虽然绝对贫困数量大量减少，但是相对贫困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特别是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在这一背景下，儿童贫困问题必须从儿童发展角度入手，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教育、健康、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目前，中国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状况有部分改善，包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早期发展状况得到改善与村庄面貌发生改变，但是，儿童发展的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如今，政府转移净收入在农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逐年增加，贫困出现代际传递，如果继续忽视贫困地区儿童发展，将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包括对老龄化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影响、对社会安定产生不利影响、对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贫困农村儿童状况不佳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利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研究已经证明山村幼儿园的建设与适当的家访干预对于儿童智力水平、心理发展与在学表现均呈现出积极影响，对儿童发展的早期干预将是兼具效率和公平的最好投资。据此，卢迈副理事长呼吁推进学前入村、早教入户，期间进行人员保障和监测评估，并主要依靠社会各界合力开展行动，共同解决儿童贫困问题。

李实教授以“建立收入分配的长期调节机制”为题进行演讲，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短期内中国个人收入差距不可能出现明显缩小趋势。近年来，中国收入差距处在高位徘徊的状态，收入差距回升过程可能因为新冠疫情持续；以缩小城乡差距来降低整体收入不平等的可能性已经降低，未来还要解决农村内部与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工资差距仍在持续扩大，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实测收入差距与预测水平存在区别，并且实际收入差距或许比所测量的收入差距更大。第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仍然强劲有力。财产加速积累和财产差距急剧扩大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推动因素；收入流动性和代际流动性在降低，收入阶层趋于固化；新技术进步、高新产业兴起带来的人力资本高回报、就业极化和工资差距的扩大，拉大不同人群间的差距。第三，要建立收入分配的长期调节机制。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均等化机制，包括教育机会均等化、医疗服务均等化等；改革税收制度，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比重；改革公共财政制度，减少政府非民生支出，增加民生和公共服务支出，强调税费与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做真正的“市场”；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实现就业机会均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住房和社会福利的机会均等。最后，李实教授表达了对于未来实现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可能性的信心，通过改革的持续深入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未来能够建立起更加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实现全民共享的发展结果。

最后由刘守英教授以“体制秩序与经济绩效”为题进行演讲。中国经济奇迹包含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稳定发展两个奇迹，高增长与快速结构变革得到众多解释，但长期稳定的奇迹没有得到重视。刘守英教授提出，不同收入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取决于经济收缩的贡献率。发达国家长期经济绩效的改善取决于收缩率的降低，贫穷国家的经济绩效不佳则是因为其收缩率较高。经济收缩的来源是政治与经济互动中的权利秩序，频繁的政治、经济事件对于长期经济稳定发展有不利影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公认的事实，但改革开放后经济绩效的来源并非长期保持的高增长，而是经济收缩率和幅度的下降，经济绩效实际上取决于体制绩效和体制秩序。在改革开放前的集中计划体制时期，中国出现经济绩效的下降；当体制出现重大问题时，则进行体制性的放权，保持了封闭权利体系下秩序的维系。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朝向权利开放的体制变革与秩序维持，既包括权利开放体制的形成与经济绩效的提高，也包括权利开放进程中的秩序维系。未来，进一步开放权利，并在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现代秩序，将是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重点在于防收缩，而不是追求高增长；吸取苏联的教训，避免权力封闭秩序的悲剧；吸取拉美的教训，避免政治不稳定对经济的扰动；进行全面的权利开放与建成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