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暨纪念高鸿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发文时间:202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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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6日,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暨纪念高鸿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高鸿业经济学教育基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共同协办。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吴易风先生(线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教授(线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线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线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教授(线上)、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教授(线上)、北京大学苏剑教授(线上)、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线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春学教授(线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福前教授、吴汉洪教授、刘凤良教授、郭杰教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彦斌教授等共同作为嘉宾出席了本次研讨会,校内外师生、媒体等百余人通过线上和线下等方式共同参加了本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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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他指出,高鸿业先生对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我国西方经济学科基本框架的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高鸿业先生还深入思考中国经济学的创建问题,他主张中国经济学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元素,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途,体制改革的成败,国家兴衰和命运的大问题,是中国经济学者值得为之奋斗的跨世纪宏伟任务。今年是高鸿业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高鸿业经济学教育基金,为传承老一辈经济学人的学术精神,并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宏伟事业提供了一个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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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发表开幕式致辞,他指出如何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就不能无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作为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首先,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反映不同阶级代表的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如果要相互借鉴的话,有一个和自然科学非常大的不同,一定要建立在系统的、根本性的、批判的基础上。其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所有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但批判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批判,建立马克思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最后,要在传承与创新中构建理论。马克思在绝大部分学术术语上用了以往的经济学术语,但在术语上有他深刻的变革,劳动二重性一下就把劳动价值论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一下就把剩余价值的奥秘揭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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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在致辞中深情地回顾了他跟高鸿业老师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和合作经历,谈到了他向高鸿业先生学习西方经济学,高鸿业先生也虚心向他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提出,我们应该借这个纪念的机会,更好地思考,怎样把高鸿业老师的治学精神发扬光大,把我们学校有关的课程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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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主题演讲第一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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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首先发言,他表示,中国以前做经济学研究都存在一个问题,没有积累。西方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积累的一个框架和一套方法。当然,在引进、消化、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同时,我们也要对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思想保有警惕的态度。面对中国的现实,要提炼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把这些理论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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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古典阶段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阶段,经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价值,经济学家讨论价值,资本,利息,收入等问题。萨缪尔森之后,古典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那些重要问题慢慢地被淡出了。我们也该反思一下,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家那些重要的问题,到今天发展出一整套比较稳定的分析技术和方法,到底我们这条路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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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机制及其方方面面产生的问题,它的落脚点还是在研究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要探讨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怎样跟市场经济更好地融合起来,跟西方特色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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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教授分享了两个小故事来缅怀高先生是如何推动我国的西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第一个是高先生通过向人们介绍张培刚先生卓越的学术贡献,推动了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点建设。第二个是关于高先生广泛吸收一线教师的意见修订西方经济学教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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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指出在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之间的关联上,我们要减少不必要的极端性,不要出现极端化,不要非此即彼,一定要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范畴下来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来推进整个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化。

主题演讲第二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凤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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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贸大学丁冰教授提出,高先生已被公认为我国在西方经济学学科的教材建设和教学工作中树起了一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光辉旗帜,不愧是我国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高先生在学术活动中体现出了理论勇气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的高尚品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吴汉洪教授概括了高鸿业先生在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领域工作及其贡献。一是对翻译与译著的评介。二是《西方经济学》本科和研究生教材的编写。三是领衔创办了《西方经济学教学通讯》(季刊),推动和促进了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吴汉洪教授提炼出高老师治学思想和治学理念有三个,问题导向的意识非常强、一切为了学生着想,一切为了教学着想、开放包容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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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彦斌教授介绍到,2020年底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开展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申报工作的通知》对中国经济学教材的内涵给出了明确表述。中国经济学教材不是要取代作为一般性经济学理论的已有课程,而是要逐步形成培养扎根中国大地经济学人才的完整课程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课程群、西方经济学课程群、中国经济学课程群、经济学研究方法课程群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福前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认识和处理好三种关系:中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特色与国际化的关系,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关系。创建中特政治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理论化,同时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的同时还需要学习别国的长处和先进的东西,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杨春学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建设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对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获得的重要经验、认识和思想在理论上进行"理性的重构",从而形成一种可以累积性地增进知识的框架?"理性的重构"就是对某种思想的理论化。如何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和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对中国国家观进行"理性的重构",是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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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指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性质是市民社会的兴起替代了封建社会,这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与文化上具有进步意义。西方现代化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伴随这一生产关系的形成,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马克思在阐述其无产阶级的思想时,需要借用西方传统的语词创造新概念,辨识马克思对Bürger(市民)与Bourgeois(资产阶级)的用法,对在肯定与否定的两个方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性质的认识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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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苏剑教授认为,目前的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只有需求管理,而需求管理也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苏剑教授介绍了他基于中国特色和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包括传统的需求管理,还包括供给管理和市场环境管理;并把改革、开放、创新等融合于这三种手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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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良教授在第二阶段主题演讲的主持过程中,回顾1997年陈岱孙先生在讨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方向时曾经总结过的16个字: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今天,这16字对认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午,“西方经济学的当代发展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两个专题研讨会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举行,吸引了参会专家和学者的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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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专题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郭杰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周业安教授在发言中提出,行为经济学是近半个多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新领域,它不仅是经济学的新分支,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和方法正在全面改造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行为经济学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形成的理论内核有可能引领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路径。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李辉文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元结构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差异、城市规模和密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和“关系”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说明借鉴而非照搬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前沿研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易定红教授介绍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劳动市场研究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目前我国劳动市场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需要建立一套基于中国实践的劳动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一概念范畴体系的建立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理解中国劳动经济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韩松教授在界定数量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基础上,介绍了这一学科涵盖的研究领域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数量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具体情况。韩松教授指出,过去四十年以来,数量经济学学科在在方法论上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文凯教授根据近年诺奖得主总结了劳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演进,由主要研究劳动力市场扩展到前劳动力市场即家庭内部决策,由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特别是实验准实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识别因果关系。孙文开教授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西方劳动经济学结合或许能更好地实现理论和价值观突破,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场专题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黄淳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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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贸大学徐则荣教授回顾了与高先生的交往。高先生给她印象最深刻、帮助最大的是他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该教材的每章内容的逻辑十分清晰,学习全书后西方经济全部理论框架、西方经济学知识图谱就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了。特别是书的每章“结束语”中都有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分析和评论,从而为我国学者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指明了正确的方法。

浙江工商大学李井奎教授分析了丁伯根教授与凯恩斯在1938年到1939年的一场关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历史争论的方法论意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对经济学给出了方法论上的定义,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逻辑的分支,一种思维方式”,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利用模型来思维的科学,同时还是一门就那些与我们当代世界相关的模型加以选择的艺术,经济学不像典型的自然科学,它所应用的材料,在太多方面是时间异质性的。

中国人民大学李黎力副教授归纳和阐释了高鸿业先生的经济思想编史学贡献和当代价值。高先生坚持“相对主义”为主的经济思想史观,探讨了人物选择、研究框架、阶段划分和学科性质等思想编史问题。高先生基于原著翻译开展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注重追踪和剖析当代经济学说的思想和实践的做法,以及凸显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批判和建设功能的自觉,对于当今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范世涛副教授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既不同于所谓的“北京共识”,也不同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合作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由于参加了漫长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因而对中国经济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思考,这使他们在新思想导入政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杨充霖副教授认为,高鸿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开始首先系统研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四个必备条件,提出了这些条件不满足时的非市场机制调节方法,建立了包括市场与非市场两个方面的我国市场机制理论体系;其次分析发现了当时中国市场机制的条件基本不满足因而必然会出现“一放就乱”的现象,主张中国经济体制必须采用渐进式改革方法。这些研究分析了中国市场机制条件的现状并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行建议。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琦副教授指出综合平衡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宏观经济理论。围绕1984—1985年的经济过热,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构成了巴山轮会议召开的知识背景。巴山轮会议之后,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开始悄然转换,从传统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宏观经济学。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关于“保增长”与“反通胀”的争论,实质上是计划经济时期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之争新的表现形式。

至此,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暨纪念高鸿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