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报】卫兴华:为什么要重温《资本论》? ——卫兴华谈《马克思与〈资本论〉》
发文时间:2019-07-15

“走近马克思”小丛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走近“千年第一思想家”而特别策划的。该丛书第一批包括《马克思与我们》《马克思与信仰》《马克思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与世界》,分别由孙正聿、陈先达、陈学明及顾海良撰写,已于去年出版。丛书旨在带领读者走近马克思、了解马克思、熟悉马克思,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感悟马克思的思想力量。最近出版的《马克思与〈资本论〉》是“走近马克思”小丛书的第二批,已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近日,本报记者对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卫兴华进行了专访。

记者:近些年来,国内出版的《资本论》导读、《资本论》讲解等著作已经不少,您也曾编写过这类读本。《马克思与〈资本论〉》与同类著作相比,有何特色?

卫兴华:与导读、讲解一类的著作相比,《马克思与〈资本论〉》有新的理论思考和新的体例安排,有新的着笔点和侧重点。

本书专设一章论述了马克思由最先专学法律又热衷于哲学,到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写作《资本论》所经历的40年的历史过程,以及他是怎样在异常贫困和病痛折磨下,在领导工人革命运动的心力劳累中完成《资本论》写作的。另外专设一节论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精益求精,通过不断修改,他出版了体系结构有较大变化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还出版了亲自精心校订且有多处增补和修饰的法文版。他本来要对《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和打算作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初稿做进一步加工修订,但没有来得及完成就离开了人间。恩格斯尽心竭力整理他的遗著并做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终于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完整出版,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关于《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知道自己已无力整理出版,便托付给后人完成。后考茨基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出版。但因他的编辑存在问题,后人又重新编辑,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出版。

马克思生前并不满足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成果,恩格斯在第三版序言中特别提出:“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恩格斯根据后来发现的马克思遗作,对有关《资本论》可修改的地方进行了增补。从恩格斯的有关说明可以看出,马克思永远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他要根据新的历史材料和新的统计材料,不断补充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成果。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从《资本论》的写作和不断修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论断的科学性。这一论断同样告诉我们,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一定要结合150多年来新的历史发展和新的实际变化,要应用最新的经济资料。对《资本论》的科学理论既要坚持和继承,又要创新与发展。

记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及方法问题,不同的论著讲解各异。请您谈谈写作本书遵循的原则。

卫兴华:在《马克思与〈资本论〉》的书名下做文章,不需要逐章逐节地去解读,但又不能不谈《资本论》的基本内容。这就有个简繁取舍的问题。

我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将《资本论》三卷的基本内容分九章进行简明扼要的论述。

第二,论述《资本论》的内容要完全按其原意解读,忠于原著。

第三,对《资本论》中虽着笔较少,但在早期经济学手稿中用较大篇幅论述的理论问题,如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我国学界曾进行热烈的讨论与争论,本书专设一章,首先回归马克思的原意,消除误解和错解。对于随着时代发展需要有新的理论认识的问题,也有必要进行说明。

第四,对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论著中有所论述,但在有关论著和教材中少有涉及的问题,如马克思的财富论及其意义,本书专设一章进行论述。

第五,鉴于多年来学界对《资本论》中论述的外延型和内涵型、集约型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扩大再生产途径存在误解和错解,本书专设一章“澄清对《资本论》中有关再生产理论认识的误区”进行说明。

第六,多年来,《资本论》“过时论”“无用论”及对其任意曲解的现象在国内依然存在。本书专设了两章进行阐释,一章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当代现实”,另一章是“《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6月19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首先考察了《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下取得的。《资本论》是经典的经典,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我也曾发表过多篇论文,阐述《资本论》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学术指导委员,您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马克思的财富论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应当进行怎样的评价?

卫兴华:马克思的财富论是在研究商品价值问题时为进行理论对比而相继提出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适用于商品经济,包括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马克思的财富论的适用范围更广,它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更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财富论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紧密联系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生产所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人类进行生产,是运用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创造财富的过程。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富裕的内容包括生存资料、发展资料与享受资料。而这些内容,都是由使用价值即财富构成的,包括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从人民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高来说,重要的不是通过劳动者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以创造更多的价值,而是力求用相对较少的劳动耗费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以满足其物质文化需要。同时,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不仅表现为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还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时间的减少,表现为休闲时间即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增加。马克思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社会财富的增长、劳动时间的缩短,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与革命。

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普遍在12小时以上,这还是由立法限制了的时间。马克思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趋势预见到劳动与财富关系的变化,并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愿景,从而提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但同时他又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还仅仅或主要是谋生的手段,并受旧分工的约束,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同时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重视对财富论的进一步研究。

记者:《资本论》作为经典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自问世以来,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流传于世界各国,影响深远。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资本论》第一卷纳入《世界记忆名录》,因为它“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运动有巨大的影响”。您在《马克思与〈资本论〉》中认为,《资本论》不仅可以为认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特点提供经典范本,还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请您就此再深入为我们解释一下。

卫兴华:《资本论》虽然没有设置专门的篇章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在研究商品和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为了对比分析,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规律出发,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与预见。这些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原则性规定,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讲:“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自由人联合体,就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的集体性社会结构。“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这段论述事实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四个主要特点:劳动者是摆脱了受剥削与压迫的自由人,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按照社会需要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部门,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资本论》还指出,在新社会制度中,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只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为实现这一原则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继承《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在所有制关系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坚持、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关系上,要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经济运行上,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使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既要克服经济运行的自发性、盲目性,又要防止由不恰当的干预造成的资源错配。

《资本论》提供给我们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资本论》过时论显然是错误的,但《资本论》提供给我们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义,其中一些理论观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发展和完善。对待《资本论》,既要摒弃肤浅的过时论、无用论,又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要坚持《资本论》中蕴含的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不拘泥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别观点,要敢于、善于根据新实践情况进行创新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需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成果。(本报记者张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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