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 5月26日 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民大学中国公共经济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陶然 5月26日15时 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户籍、土地、财政联动改革推动城镇化”为主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陶然指出，城镇化发展规划，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走向何方，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这个规划最关键的内容不在于界定未来中国应该发展哪些城市群，或者是大、中、小城市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而在于制定一个系统性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解决空间城镇化过快、人口城镇化不足的矛盾

在谈到中国当前城镇化模式的特点时，陶然指出空间城镇化过度、人口城镇化不足是其中之一。从2000年以来到现在，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速度，每年超过7个百分点，但城镇人口扩张的速度大概每年只有3.5%左右。城市发展在占用大量土地的同时，却没有将大部分土地用于给城镇化中新增的人口提供居住用地。

陶然认为，要解决空间城镇化过快，人口城镇化不足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扭转目前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严重扭曲的用地结构。需要通过改革来大幅度缩小工业用地在城镇用地中的比例，逐步增加住宅用地在城镇用地中的比例。

对于目前农民工和广大城市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陶然指出，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广保障性住房，但地方政府非常缺乏给外来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性，因为这将不仅降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还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高度负债，财务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很难相信他们会有积极性，给广大的农民工提供足够的保障性住房。

解决农民工和广大城市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的关键，陶然认为，不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而在于土地制度改革，在于打破地方政府对于商业住宅用地的垄断。

推进新型城市化应通盘考虑土地、户籍、财政改革

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应该把土地、户籍、财政三方面的制度改革统筹起来通盘考虑，并通过制定配套性的改革方案来从整体上推进。

陶然指出，之所以主张要把土地、户籍和财政三个方面的制度进行通盘考虑，正是因为目前城镇户口主要意味着三种福利，首先是保障性住房，其次是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的权利，第三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而这三项福利中，最关键的是前面两项，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提供可以支付的住房，同时在城市里面建立为农民工子弟在城市公立学校就学的融资机制，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就基本上实现了。

陶然认为，住房问题不太可能通过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而完全可以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来实现。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允许城市郊区的农民在给政府缴纳一部分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用地的情况下，合法地给外来农民工盖出租房。只要在城市郊区的多个城中村和城郊村推动这种改革，那么城市的房价和房租就一定可以逐渐地降下来，流动人口就可以在城市里面获得比较体验的居住条件。而城市郊区的农民在被允许建设出租房的同时，也向政府缴纳了一部分公益事业用地。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用来为外来农民工子女建设公立学校，那些本地盖出租房对外来人口出租并获得租金的农民，政府完全可以对他们的租金抽取部分租金所得税收入，就可以为城市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弟入学，创造财政基础。

陶然说，户籍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土地制度改革，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实现了突破，并配合前面提到的出租屋租金所得税这样的财政体制改革，就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住房，以及子女教育问题，也就实现了户籍制度的突破。

城镇化规划关键在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由发改委牵头、多个部委参与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正在研究制定之中。陶然认为，城镇化发展规划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走向何方，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规划如果能做好，就意味着未来中国有可能走出目前扭曲的城镇化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如果做得不好，就可以会放大目前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模式的扭曲。

陶然建言，这个规划最关键的内容不在于界定未来中国应该发展哪些城市群，或者是大、中、小城市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而在于制定一个系统性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为已经在城市里面打工的流动人口，以及他们在农村里面的家庭成员，还有未来将进入城市里的新增青年农民工，在城市里永久定居，并市民化创造条件。这个方案基本上是以土地制度改革、配套财税体制改革、带动户籍制度，实现人口的完全城镇化，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陶然提醒，现在的改革必须跟时间赛跑，如果不能加速有效进行制度改革，那么中国的经济很可能会进入一个迅速的下行周期。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再推动改革将为时已晚。希望政府能够在打破国有部门在几个关键行业垄断等方面迅速实现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危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