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人类也许会从每一次大危机中吸取教训，应对大危机的经济政策也是如此。相比1929-33年的“大萧条”， 2008-09年应对次贷危机的美国宏观政策有两大变化：首先是采用零利率+QE的货币政策以及出台经济稳定和复苏法案的宏观政策来稳定市场和刺激增长；其次是尚没有出现1929-33年那样“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冲击，美国宏观政策力度突破了以往任何一次应对大危机的政策力度，体现出了大外部冲击下的无上限对冲政策。同时，全球经贸投资领域出现了种种摩擦。

现在看来，2008年次贷危机美国的应对政策力度不算大。次贷危机爆发在美国，美国一共花费了不到1.5万亿美元，大约占2007年10%。2008年10月3日《2008年经济紧急稳定法案》7000亿美元；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签署了《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法案），法案涉及投资总额7870亿美元，法案实施持续数年。在全球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以外经济体大力度的刺激政策有助于美国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复苏。2020年新冠疫情美国仅财政援助和刺激政策已经历过4轮，数额高达3万亿美元，占到2019年GDP的大约14%。而且目前正在酝酿3万亿美元的第5轮财政援助和刺激计划；货币政策更是实施了零利率+无上限宽松的政策。

鲍威尔在美国当地时间5月17日的一次采访中说，在新冠病毒疫苗出现之前，美国经济可能无法完全复苏，经济的复苏可能要等到2021年年底。5月13日鲍威尔在货币政策的讲话中明确表态，美联储不会采用负利率，货币政策还有工具和空间；同时美联储需要财政政策配合来防止出现由于疫情持续冲击带来的企业偿付风险问题。

美联储最近一系列的表态信号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美国经济在疫苗出来之前无法全面复苏，经济全面复苏时间会延迟，尽管特朗普是非常想要美国经济率先复苏。二是拒绝负利率，保持强美元；三是美联储仍有工具，财政还会出台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实施救助以及减轻或阻止企业出现偿付风险等问题。

从今年1季度的情况来看，由于疫情冲击，欧美经济情况是很不乐观，预计2季度也不乐观。在上述背景下，对于其他经济体的宏观政策来说，就面临三个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等风来”。等美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之后，通过外需来拉动自己的增长。宏观政策聚焦于疫情防控和社会救助，尽力保住居民基本生活的消费能力。

第二种选择是“边看边做”。观察最重要的几个经济体宏观政策能做到什么水平，然后确定自己的宏观政策，依据自己的财力和货币政策空间来相机抉择。

第三种是率先复苏。率先复苏首先取决于疫情防控效果；其次取决于财政能力和货币政策的空间。

选择第一种的应该是绝大多数G20以外的经济体，大多数属于中等、中低和低收入经济体。从IMF提供的全球疫情政策来看，这些经济体的财政本身困难、在国际市场筹资困难，而且疫情防控需要采取各种国际援助的形式来完成。

选择第二种的经济体大多属于中等或中等以上收入的经济体。这类经济体有一定的财力，宏观政策的特点主要是动用自己的资源抗疫情，保持社会救助，尤其是对于就业最重要的中小企业的各种财税和信贷政策安排，政策的力度相对适中。

选择第三种的经济体主要是大经济体或者是外贸依存度大的小经济体（比如新加坡等）。率先复苏对于维持和提升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供应链极其重要，这也关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发展战略。

对于选择第一种的经济体来说，本身就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地位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抗疫情成功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对世界经济总量的影响不大。对选择第二种的经济体来说，大多数宏观政策保持相对温和的态势，因为过大的货币政策降息将进一步导致资本外流，货币政策的空间受到明显的约束。

对美国以外的出口导向经济体来说，选择率先复苏将面临四个问题：一是未来一段时间外部市场急剧萎缩，出口面临巨大压力；二是强美元下的汇率波动风险问题；三是全球经贸摩擦带来的种种逆全球化问题；四是全球的生产能力已经远大于消费能力的问题。

从2020年4月份的复工复产、进出口等数据来看，全球表现相对好的大经济体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对于日本来说，过去十几年的增长始终处于平淡的水平，也难以有爆发力出现持续的好增长。对于中国来说，同样面临上述四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近期出口除了疫情防控物质等有大幅度增加外，其他的大多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在欧美主要市场耐用品消费急剧萎缩的条件下，非抗疫类的制造业出口（比如汽车行业等）将面临严峻的压力。对于第二个问题，人民币汇率是相对稳健的。不管是从经济基本面、利差还是外汇储备来说，具备保持相对稳定的能力。对于第三个问题，目前很难给出未来全球化状态的完整判断，但有一点可能会逐步显现出来：技术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分离可能是全球化未来的趋势。美国及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研发技术的核心环节可能会逐步回流本土，但产品的销售是全球化的。换言之，未来的全球化不会终止，但不是分享技术的全球化，而是分享产品的全球化。对于第四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疫情期间疫情防护用品的短缺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有些甚至过剩（比如口罩）。全球生产能力已经远大于消费能力，这一点也是过去十年来全球货币急剧增长并没有带来明显通胀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率先复苏应该是基于内需的率先复苏。宏观政策的出发点侧重于两点：内需增加和技术进步。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这里的内需增加要强调外溢性的减少，不会走2008-09次贷危机刺激投资需求的老路。财政和信贷政策会侧重于把政策红利放在扩大居民的内部需求和就业上，减少政策红利的外溢性。从全球疫情的发展来看，截止目前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策红利聚焦于国内居民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是形成有消费能力的国内大市场的关键因素；政策红利聚焦于技术进步是稳定和提升产业链的关键因素。

从目前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来看，疫情对美元体系的冲击不会太大。美国的宏观政策侧重于解决国内问题，美国会充分利用美元国际货币霸权的优势，财政的赤字问题不会成为当下约束美国宏观政策的条件。非常时期美国的非常政策在美国经济复苏之前会延续，这些非常政策也会在美国经济复苏之后逐步退出。此次应对疫情大冲击的政策可能会体现出与2008-09年不同的一面：政策更加聚焦于内部潜力的挖掘，各经济体政策红利的外溢性将会下降。同时尽力前瞻性预期美国退出非常政策后，在未来1-2年给汇率调整留下空间，避免汇率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后分享全球市场的成本。

文章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