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于2015年7月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出席并演讲。

 

　　杨瑞龙表示，中国的结构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这个分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首先第一个比较大分化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化。特别是在实体经济低迷条件下，我们的股市在房地产的回落过程中出现了股市的泡沫。

 

　　杨瑞龙称，在过去一段时间，股市出现了一个背离实体经济的上扬，所以很多人担心说中国的股市(泡沫会破)，我们担心下半年或者明年会，但是没有想到提前发生了。现在来看问题挺严重。

 

　　杨瑞龙表示，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背离的问题，从战略上认识到利用股市繁荣来降低股市的债务，启动经济和整体，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的必要性，另外一个方面必须要认识到股市泡沫对宏观经济带来的风险。

 

　　“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是股市出现大下滑的前夜，我们意识到了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股市泡沫很危险，中国是前所未有出现了一个救股市的现象，政府越陷越深。这个最后如果是把散户绑架政府的话，这个问题挺严重的。股市上涨总有一天会停滞，泡沫总有一天会沫，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早一点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成本会低一点，否则的话越积累成本越高。”杨瑞龙表示。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瑞龙：非常感谢大会的邀请，我也是连续多年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有机会和同行们进行交流。那么今天我主要是想谈谈就当前的经济发展谈一点看法，大家知道我当经济院院长之前，2006年我们创建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出了十次中国宏观经济报告，长期关注宏观经济的变化和走势。

 

　　所以我借助这个机会，借助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我想谈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家知道我们应对2010年年末开始出现的经济下行，为这样连续多年的下行给出一个新名词，尽管我们官方有一种倾向说大家不要把新常态和经济下限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无可回避，这是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如此，我们说这样的下限我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可以接受，他和单纯的经济崩盘不一样的，这个下行的话首先是就业比较稳定，尽管经济在下行，物价比较稳定，还有说尽管经济下行，但是服务业发展还是算比较良好。所以说这样的下行的话，可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新创业的机会等等。所以对这样的下行我们要保持淡定，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经济下行，是一个有潜在增长适度下滑所导致的经济下行。说这样的一种下行的话，不管你着急还是不着急，你想支持还是不想支持，总是存在的。

 

　　所以你如果过渡的采取刺激经济的话，可能无助于经济上行，还会导致很多的问题，这是过去的一般看法。

 

　　但是这样的看法到去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外需的低迷，投资大幅度下滑，出现的一个有一个趋势性下滑，最后我们慢慢发现这里不仅有趋势性下滑，而且还有周期性的作用。特别是伴随着GDP指数全面为负，这样一个指数表明什么，中国走出一个需要政府救市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我们说有众多的指标显示当今经济的下滑不仅是前期下滑造成的，而且还有周期性的下滑造成的。

 

　　首先我们第一个特点是GDP增速在总体回落中出现了部分区域塌方式的下滑。特别是我们发现民意GDP下滑较大，而且近五年来首次低于实际GDP增速。2015年第一季度，民意GDP的增速是5.8%，第二个特点是部分地方出现了塌陷式的下滑，特别是东三省，还有前期表现比较好的中西部省份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下滑。另外是希望房地产投资的引领上总趋势呈现了加速回落态势，有消息就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到五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1.4%，物价回落四个百分点。另外是第三产业的引领下总供给持续疲软，工业领域的萧条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规模以上的增速下滑得比较明显。第二季度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6.2，较同期下滑了2.5个百分点。

 

　　第四个是在总需求不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以及内生性作用下，宏观总体是大幅度上扬，工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向深度迈进，像PPI已经是三个月的负增长。另外是绩效指标逐步恶化，出现了断崖式的变化，特别是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的下滑，特别是新特点是国有企业的下滑更为显著。

 

　　而且工业企业的亏损也是在扩大，第二个的话，是财政征收回落比较明显，不会出现断崖式的变化，像东三省，还有部分地区县级财政非常困难。第三个指标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随着房地产的下滑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另外居民收入短期内比较稳定，后市来看还是值得担心的。

 

　　第六个特点是国内宏观经济指数在持续回落，而且多数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特别是克强指数出现了回落，像发电量，运输货运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另外是表外业务清理，整体接待等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供应速度回落的趋缓，金融内生性现象比较明显。实际上中小企业想贷没有钱，还有一些企业可以有能力贷，但是他没有意愿去贷款。所以说实际上进入了内生性是比较明显的。

 

　　第八个往年我们不太担心的就业问题，现在来看也出现了新问题，特别是就业质量出现了

 

　　第九个是进出口下滑比较明显，特别是伴随着内需不足以后我们进口下滑得比较明显。而且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总体低迷的条件下的话，新常态和新阶段还是表现得比较显著的特征是中国的结构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这个分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这个分化首先第一个比较大分化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化。特别是在实体经济低迷条件下，我们的股市在房地产的回落过程中出现了股市的泡沫。尽管现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但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是出现了一个背离实体经济的上扬，所以很多人担心说中国的股市，我们说担心下半年，明年，但是没有想到提前发生了，股市涨的问题，问题是股市不涨怎么办？现在面临着这个问题了，股市不涨了，跌了怎么办？现在来看问题挺严重。

 

　　第二个背离是什么，生产领域的收益于金融领域的收益的背离，导致生产性领域的萧条与股市泡沫的并存，这个大家看得比较明显，这是为什么实体经济，我们今天的张教授刚才讲到了中国经济的核心是叫做实体经济。但是如果说这两个发生了背离的话，那么谁都明白，谁来投资这么低的回报率和合乎股市里面这么高的回报率，实体经济肯定有困难的。

 

　　第三个全国经济在整体低迷中出现了距离的区域分化，我们有一些地方还是表现得比较不错的，像东部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但是西部地区的话表现得比较低迷。

 

　　第四个是分化是需求和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增长动力的转换使行业出现了距离的分化，这个分化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都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像互联网，但是我们传统的产业出现了比较大的低迷，所以产业分化现象也比较严重。

 

　　面对这样的一种经济下行，过去我们认为大家要淡定，为什么？这个是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的改革红利，我们的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等等衰减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淡定。我们中国主要问题是增长质量有问题，结构有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腾出手来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结构调整来提升我们的质量。

 

　　所以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可能有这种至少在理论导向上出现了所谓的的自然主义的倾向，认为这要保持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中国经济将会自然而然的像一个先进的潜在水平逼近，自然而然由高速增长回归到中高速增长，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我们改革跟不上去，以时间换空间的结构调整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落空。

 

　　那么一旦落空的话，增长速度可能会下降，根据我们前面我领导的课题组所做的研究，我们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下，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毛病，类似于像传统计划体制里面的所谓的短缺一样。在我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一种是什么？叫做增长速度依赖症，我们叫做速度依赖症。

 

　　在这样的体制结构和发展模式下，我们导致了一种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的下面我们形成了这么一种，建立高速增长条件下的利益结构。所以一旦我们不是在短期里边来改变这样的一种体制结构和增长模式的时候，速度一旦下滑的话会严重冲击这样的一种利益结构。

 

　　从而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比如说就由于财政下滑导致了地方政务的功能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包括相应的社会福利等都存在问题，所以把这个问题叫做速度依赖症，不是我们偏好速度。如果在短时间里我们的体制模式和增长模式不能改变，从而不能化解由这样的模式所产生的利益结构的话，一旦速度下滑的话，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社会冲突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毛病从根上来治，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要体制恢复一下再说，中国就是这样的状况。如果这样的条件下速度一再下滑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冲击。特别是我们原来假定说在这样的体制模式里仆役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前期做的研究，我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论断在学理上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从学理上回顾过去的增长理论的话，我们发现我们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没有办法来解决后发国家的增长问题的时候。那么后来的结构性理论，特别是西曼的结构性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可以采取结构性政策来通过对一些关键产业的注入资金，通过前项后项联系，把整个经济从平稳中走出来。因此我们发现理论上来说，结构性政策是解决增长问题的，并不是解决结构问题的。

 

　　正因为这样的结构性理论和政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冲破恶性循环，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由于潜入的政府力量，我们导致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和要素价格的干预，这种干预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的限制。但是带来了什么，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的干预恰恰导致结构问题。

 

　　所以结构问题是由结构性政策造成的，换来了增长。所以我们现在都想用一个不再结构性条件下解决结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往往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得到效果非常小。所以后来有的抱怨是什么？产能过剩谁造成的？什么产业在产能过剩，后来发现都是在发改委在管市场，如果发改委不管的话就不会产能过剩了，这是有政府的干预。不是说我要否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在目前的体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单纯从产业上做文章很困难的，最终会换来经济的下行，会冲破体现，我们根本没有用时间来换空间，给一个机会说给调整好了，调整好了再解决市场问题，不可能。

 

　　因此的话，我们就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在2008年到2012年，到2014年的话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就是在过渡能动主义和相对的无为主义之间出现了两个阶段的摇摆。这六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从过渡强调有效系数和危机管理向过渡强调潜在能力下降和结构性改革转变，最后是什么？出现了现在相对比较被动的，不是说结构性调整不好，是很好的。

 

　　问题是目前的体制背景里面我们可能腾不出这样一个实践来解决问题。因此的话我们认为什么？任何一次的经济危机和危机调整，都是总量因素和结构性因素，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的产物。因此这决定了我们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一个方面要用结构性政策环节潜在的产出水平的下降的空间，这个没有问题，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改革，没有改革，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结构性政策没有依托系统化的改革措施，这个结构性政策往往是要落空的，这个档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点是这个是中长期的问题，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近渴是什么，一个方面我们要用需求管理的政策来对冲产出结果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能够兼顾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兼容性政策在当前尤为重要。

 

　　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新常态依然是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并驾的产物，同时也要意识到中长期的变化在本质上是短期行动和变化的产物。我们学西方经济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萨伊定律，告诉我们供给可以创造需求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反过来理解，如果说持续的需求不足，也有可能导致自动带来中长期供给和潜在产出水平的下滑。我们把这样一个萨伊定律的反过来叫做萨伊定律的逆反问题，这个告诉我们只要有消息不足，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一定会通过人类资本的加速折旧，物质资本形成速度的下降，内在结构性扭曲的加大使潜在增长速度出现跟随性的回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效，在短期内有效需求不足，这个不足可能随着他的累积，通过人类资本折旧等等的供给资本的影响会导致一种潜在速度的下降。

 

　　潜在增长速度并不是一个先存在的一个点，这个点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的。在不同的实体上可能是不一样的。不能高度关注，短期性力量的累计，对有效的需求不足，这个有效需求的不足随着时间的退移，可能会牵引这个潜在的速度进一步下滑，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不是一个既定的点，过去我总是觉得潜在的速度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样弄也好，那样弄也好，跳这个舞还是那个舞，总是在这个点存在的，所以别设了，让他在这个点上，这个也避不下去了，这是部分的，有中期力量的话，短期的有效性不足可能使这个点下去的，这是萨伊定律的逆反命题的涵义，我们把萨伊定律的反面理解，我们学者愿意从学者上去理解。

 

　　所以我们不能中长期看待因素的变化的冲击，从而把潜在增长看到一个独立远期的事务，从而把宏观经济的调整简单理解为像一个先进的增长目标，自然调整的过程。而忽视了很多中长期趋势性变化，特别是潜在增长速度的变化是短期宏观参数变化的累积产物的一个事实。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创新的投资以及短期资源配制性改革，都会从根本上，通过短期的累积改变中长期趋势性潜在增速。所以我们认为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一个以短期因素无关的，先进的标杆。我觉得过去在谈新常态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错觉，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与短期因素没有关系的先进的标杆，我们认为不是的。所以基于这样我们认为应该正视当前这么一个事实就是GDP指数已经为负了。

 

　　所以我们有效基础不足已经到一个严重的因素了，不仅是潜在因素造成的，也有中期因素造成的，针对这样的因素我们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的选择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提出来，稳增长是当前重要的，尽管我从感情上，改革选择上比较厌恶增长目标，但是基于我们的增长依赖性，如果不增长可能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当前中国的问题是时候，尽管我不习惯谈增长，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讲增长，讲增长是硬道理，只有这样才能把体制结构，社会结构稳定下来，才有可能腾出手来搞革命，否则的话可能不给这样的技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前高速的增长民意的GDP，核心CPI等参数的质变，中国经济因素下滑开始从传统的经济力量下滑转向趋势性与周期性力量并行的下滑转变。

 

　　所以要高度重视有效需求不足，长期化带来的中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潜在增长速度的影响。所以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居然是稳增长的主要位置，不是说我们调结构不重要，我们首先还是要把增长率解决，所以我们的政策定位还是定位在一个宽松定位。

 

　　第二个不仅要高度重视在总量上，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带来的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同时也要重视部分区域和部分行业超预期的塌陷带来了中经济的超脆弱性，所以新常态的攻坚期必须要强化底线管理。特别是对有一些省份，我们认为该救助的还是要救助。

 

　　第三个是高度重视中国在大转型中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差异，避免政策整齐划一，当前中国不能有整齐划一的政策。尽管宏观经济在结构和区域上的张力导致局部塌陷带来了连带的效益。所以当前中国的话不同的效应已经在中国区域政策管理中出现了强烈的表现，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区域性的政策。

 

　　第四个是应该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以高债务叠加产生的内生性的紧缩效应，一个方面采取积极的过敏政策，对冲价格回落带来的冲击。另一个方面必须通过大量的腾挪，尽管我们有一些区域的大承诺确实有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不做大腾挪的话可能会使某一些地区或者是产业有大风险，还是要做一些大腾挪的态势来多途径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现在的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了。我们GDP的200%多了。特别是我们央企、国企的负债率是非常高的。

 

　　因此债务置换，资产的证券化，利用股市实施的宏观再转股，以及利率水平的较大幅度的下调应该同时并举来解决这样的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第五个的话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背离的问题，从战略上认识到利用股市繁荣来降低股市的债务，启动经济和整体，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的必要性，另外一个方面必须要认识到股市泡沫对宏观经济带来的风险。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是股市出现大下滑的前夜，我们意识到了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股市泡沫很危险，中国是前所未有出现了一个救股市的现象，政府越陷越深。这个最后如果是把散户绑架政府的话，这个问题挺严重的。股市上涨总有一天会停滞，泡沫总有一天会沫，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早一点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成本会低一点，否则的话越积累成本越高。

 

　　第六个是进一步通过差别化的政策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从体制上，机制上促进创业和创新活动。但是我们希望什么，通过前期的教训，像光伏产业，各个政府比照政策来搞，导致了过渡供给，我们希望在本轮创业创新的时候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把中国战略转化为各个部门的短期行动，通过国家的补贴形式出现新的活动，我们首先要尊重创新创业的规律，不能进行政府扶持，另外利用市场的利用，来减少风险，避免行政性的补贴，另外是建立创新创业的社会安全网，为创新创业者打造软着陆的缓冲垫，避免出现倒闭潮对社会的过渡冲击。

 

　　第二个问题本来我想讲一下，我想呼应一下上午刘树成老师的讲话，就新时期加一个新经济增长认识期，为什么讲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因为当前的宏观经济的失效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尽量分析来看，我们原来的有所借鉴，我们数量分析发现，近三年来我们的微刺激的政策明显是递减效应，明显递减的，为什么递减？原因非常简单，政策效应在下降，为什么政策效应在下降呢？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政策背后的即使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面对我们现在体制上的变化，我们出现了懒政、庸政，借助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等措施使政策效应传递出去。

 

　　但是随着现在的反腐倡廉，八项规定，还有一些新的规定，包括我们地方融资平台的控制，包括我们的金融上的变化等等，使得我们原来的政策的传递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而使得我们政策失效了。如果当前一旦政策定了的话重塑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机制。必要的时候是我们过去大家细看会非常清楚，财政政策一直讲是宽松的，但是看实体效应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中性的，但是货币的条件指数一直是偏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政策的作用机制怎么样来塑造一个新的政策作用机制，使我们的政策的预期效果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政策砸下去了，结果一部分人分得租金，但是政策效果是零。所以这个是我本来想讲的第二个问题。由于后面还有很多专家讲更精彩，更好的东西，所以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谢谢大家。

　　原文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50704/1459225917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