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逐渐步入年尾，又到了总结本年经济发展，前瞻明年经济走势的时间节点。

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发布年度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2017）—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表示，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7%，而2017年将会是中国经济持续筑底的一年，预测GDP增长将会是6.5%，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2.1%。

报告指出，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受世界经济复苏疲弱、我国增长周期调整、产能过剩依然严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但随着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改革攻坚力度，经济增长呈现底部企稳迹象；前三季度GDP增速保持6.7%，工业生产缓中趋稳，企业利润增长由负转正并持续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领域通缩进一步收窄，9月当月PPI（生产者物价指数）更是由负转正。

同时，报告也认为，我国宏观调控基调在上半年已由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报告强调，房地产行业面临政策调整带来的下行压力和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一步凸显，表明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而有所深化。在宏观调控上，报告认为一方面要明确“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的逻辑顺序，政策基调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政策协调并进；稳增长是缓释风险的前提，是保就业、惠民生的底线。而另一方面，防控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是关键。

就2016年经济走势的总结与2017年经济前景的预测，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刘元春表示，可以肯定，明年的经济政策上会延续目前的定位，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在扩大有效需求的基础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明年，稳增长仍是很核心，但方式应有所改变；同时，严峻的债务问题也决定了调结构、促改革的工作刻不容缓。”刘元春说。

债务问题迫在眉睫

时代周报：央行《2016年第3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罕见地7次提及“泡沫”一词，最近你们发布的宏观经济报告中，也提出中国目前总体债务已处于一个“临界点”。多家机构都对防风险更为强调，这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首先很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关注债务的可持续性，如果我们对债务的增长速度和总量不进一步关注的话，债务的可持续性会影响我们明年整个稳增长的态势，会影响新旧动力转换的速度，也会影响整个国民资产质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示，特别是还本付息已占到全社会融资总量的60%，说明目前债务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时代周报：人民大学报告中所提及的“债务-投资”模式，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就一直在用，为什么“新常态”以来的这几年，我们一方面仍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而另一方面仍在继续这种“刺激政策”？

刘元春：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制在大转型的过程当中，新旧动能的延续，会带来一些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弥补外需下滑过大带来的状况，这个还是有必要的。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性，不至于因为过度的增速下滑带来就业问题显化，或者债务问题过度显化，出现硬着陆。不能因为增速下滑带来恐慌，带来社会问题，也不能因为政策不到位，导致一些短期问题转换成中长期的问题，导致一些周期性问题，转化成趋势性的问题。在全球大衰败的背景下，各国都要采取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和刺激政策。中国基本上是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基础上，加大供给侧的调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明年房地产市场的稳增长任务会轻一些

时代周报：除了债务，明年的楼市调控将会是何种情形？报告中提出房地产调控政策要突出结构性和差异性，具体如何操作？

刘元春：现在的房地产调控过度行政化，导致从2008年到现在房地产的几轮调控都是大上大下的趋势。房产新政出台之后房地产会迎来一个小周期的调整，明年还会有这种压力，这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

第二个需要高度关注就是整个房地产所存蓄的资金很多，如果房地产过度萧条，那么它所带来的资金外溢的冲击会导致其他领域出现一些泡沫问题。所以如何使房地产有一个平稳的变化，一方面一线城市的房价能够得到控制，另一方面三线的去库存还能够继续进行，这个操作对于政策调控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结构性体现在中国的不同区域，房地产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线城市是价格过高、库存过低、土地供应过低，“两低一高”的问题。三四线房地产面临的就是库存过高，销售量过低，价格上不来的问题。

其次，居住用的商品房，住宅用地与商铺的差异很大。住宅销售在一二线城市还不错，去库存也还可以，但是商业地产的库存还在增加。所以说，对于不同城市，要因城施政，对于不同类型的房地产，也要区别对待。

时代周报：假如明年防风险的任务变得更为重要，是不是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承担的稳增长的任务会变得轻一些，价格上涨不会像今年这样快？

刘元春：对。就目前来讲，已经有二十多个城市进行了相应的新一轮政策调控，我们相信这会起到一定的效果，另外三四线城市又进一步实施去库存政策，因此明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肯定会有一个增长速度明显趋缓的过程，但是三四线城市会略有上扬。总体而言，房地产会有一个小周期的调整，整个的价格会有结构性变化，略有回落。

稳增长仍是核心，但方式要转变

时代周报：在债务问题、楼市调控等方面怎么处理稳增长、防风险以及调结构之间的关系，能够一方面很好地防风险，一方面又完成增长指标？

刘元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明年政策上肯定会延续目前的定位，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在扩大有效需求的基础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政策定位肯定是毫无疑问的。

明年来讲消费还是不错的，投资略有回落，出口略有改善。在这种状况下，稳增长的压力还是会有的，要保持6.5的增长速度，需要我们在投资政策上有所加码。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风险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一味地延续今年稳增长的密度，我们债务的可持续性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说资金支撑不上。

因此，稳增长虽仍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但其方式要改变。

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在投资上面，要着力于民间投资的增长，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其次，房地产投资增速不能出现明显下滑，其实明年可以在土地政策上面做更多的文章。比如说一二线加大土地供应程度，通过土地价格的下调，来调整一二线房地产的上涨速度。

还有很重要的一步，是明年在民生工程上要加大力度，特别是对民众收入的扶持力度要加大，从而保证明年消费的收入基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另外我们在促进消费上还要有一些新的举措。

总体来说，稳增长依然是很核心的，但是稳增长的方式在明年略有改变，这是第一点。第二是要认识到控风险是稳增长的前提，不能出现系统性风险。

时代周报：你刚才提到，民间投资很重要。目前来看，民间投资处在比较低的水平，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刘元春：目前来讲国家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民间投资的第一个核心在于稳定大家的预期，逆转前期民营企业家过低的信心。要达到这一个核心点，在于对民营资本产权的保护，对于民营企业家权利的保护。

第二，要对民间资本真正开放它的市场，让它有新的投资空间，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要进行有效改革，而不能够过度地挤占市场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的负担要解除，融资难、融资贵、成本高、税负重的层面要有所缓解。因此我们主张第一要强化对民间投资贷款的优惠程度，因为现在大量的信贷70%给了国有企业，民营贷款的量太少。另外，一些减税政策要出台。另外就是要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PPP规范等，为民营资本进入到一些比较核心的领域提供中间桥梁。应该说国家现在出台了很多举措，但最为核心的还是要提振信心，让民营资本看到未来。

稳增长与控风险要有一定匹配性

时代周报：你提到了防控风险，特别是防止系统性风险。防风险要解决哪些问题？

刘元春：首先要加大对于国有企业债务、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规模可以加大，国有企业的一些重组垢病、股权发行、债转股的规模要有所提高。同时，去产能这样的一些政策还要进一步地推进。这是控风险。

控风险对于稳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好处，有一些契合的地方，但也有冲突的地方。因此明年的核心点在于控风险。稳增长要与控风险有一定的匹配性，不能简单地延续过去通过大规模举债，来进行增长投资，通过增长投资来稳定增长的思路。就像前面说的，我们一是要守住风险底线，二是要转变投资结构，三是要启动我们的消费，第四要强化我们的民生。

中国目前的增长基础并不是说很弱，我们的大市场、大消费已经出来了，它自我稳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是一定要认识到的。目前我们的就业状况还不错，不像很多人讲的增速下滑了，我们就会出很大的问题。而同时，债务问题也迫在眉睫，增长动力不足，这就必须要调结构，促改革。因此我们一刻也不能停止改革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止调结构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控制住风险，才能真正地稳定住我们的增长速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整顿过剩产能仍很艰巨

时代周报：对2015年、2016年所进行的“去产能”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你认为推行的效果怎么样？未来这方面会有什么动向？

刘元春：我们的效果还是不错的。2016年这一年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各级政府通过行政性的去产能，效果是超预期的，明显会感到钢铁行业、煤炭行业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大量的亏损企业开始盈利，这当然是个好消息。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过度依赖于行政性的去产能，因此2017年必须要从根本上着力于监管体系、市场机制改革等方面来去产能、去库存、调结构，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行政命令，用去产量来代替去产能。当然，也要按照目前总理所讲的，对去产能成效的监控要加大力度，因为行政性去产能，往往稍微放松监控，马上又会复原，价格又起来了，僵尸企业又活动了。所以因此明年国有企业的整顿，对于过剩产能的整顿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精英阶层懈怠局面被扭转

时代周报：经济维度之外，反腐、行政改革、法制改革、明年党的十九大召开等政治因素也不可忽视，你怎么看它们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刘元春：六中全会是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标志，它对于提振我们社会各级精英阶层的信心，有一个根本性的利好，改变过去精英阶层比较懈怠的局面。

其次，我们现在的债务大量集中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而这些债务的背书都是依存于政府的信誉。强有力的党中央和政府部门的出现，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债务调整，会给出一个很好的政策保证，有效降低整个市场对于目前债务风险的担忧。

最后要说的是，十九大之后，中国新一轮的政府投资周期也会逐步启动。政府反腐倡廉，党的政治生态的净化等一系列活动取得这样的阶段性胜利，对于未来的改革、未来风险的控制，对于未来结构的调整以及宏观调控的枢纽，都会产生良好的信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比较乐观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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