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在完善物化繁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人文的繁荣。比如，中国高铁技术的应用带来的高铁产业的繁荣，看起来只是一种物化繁荣，但是物化繁荣带来的人文繁荣也是十分丰富的：高铁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旅游出行，便于展示不同的风土人情，打开了人们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眼界。又比如，智能手机不仅成为人们联系的工具，更是成为人们社会交往以及自我实现的载体。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培育年轻一代的全球化意识、信息化意识、知识化意识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意识。

当然，科技创新导致的物化繁荣与人文繁荣有共融性的可能，也有相悖性的可能。因为人文繁荣不仅取决于物化繁荣，还取决于主体的素质和人文社会的制度建设。由于主体素质限制或社会制度建设的滞后，科技创新在促进人文繁荣的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文繁荣。 比如年轻一代越来越喜欢互联网游戏和移动手机游戏，玩游戏成为年轻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玩游戏必须要有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为指导，有科学价值观、人生观主导的游戏不仅益智，而且可以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实现自己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如果没有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为主导，专玩内容充斥暴力、色情的游戏，就可能使玩者失去理智、道德堕落。不知限度地沉迷在游戏之中致使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玩物丧志就像吸毒赌博一样上瘾。他们健康的身体被损耗掉，失去了现实生活的能力，甚至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境地。这种现象可以说明，科技创新应用主体素质有时可以限制科技创新，进而影响到人文繁荣。

从社会制度建设的视角可以看到科技创新对人文繁荣影响的局限。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人们享受个体自由、发挥自身的天赋特长、实现兴趣爱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和科技环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人对集体的忠诚度和依赖感，有可能使人变得眼高手低，甚至失去诚信、热衷投机、社会责任缺失。科技创新在为人们提供自由的同时，必须要有社会的规范，才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应用科技创新成果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社会制度建设是应该结合起来的，科技创新在这样的条件下应用，才有可能既促进物化繁荣，又促进人文繁荣。比如智能机器人的使用，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流程中初级劳动力的使用规模，为人类社会尽早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把大多数低素质劳动力提升为专业水准的工匠、高科技研究者与智能设备的操作者提供了历史机遇。如果教育是滞后的，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存在不仅会产生一定的失业人口，而且还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社会的动荡。

正因为科技创新对人文繁荣的促进是有前提的，我们有理由担心没有科技法治和科技伦理约束的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人文灾难。生物基因技术是新科技革命的创新成果，可以用于治疗人类的各种疾病，拯救人的生命，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但也可能被恐怖分子或战争狂用于生产有个体基因针对性的生物武器，成为生物犯罪的新型工具，所以生物基因技术的应用需要人类新的生物伦理规范，同时需要人文社会的生物法治建设。

可见，当今时代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科技创新导致物化繁荣的同时全面促进人文的繁荣。而达成这一结果的前提，是科技创新主体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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