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第二十讲在明德主楼728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的主题是“面向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相互促进”，由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远征主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主持。

曹远征教授认为，循环是经济活动的本质。用循环来概括经济活动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把经济活动分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产品和劳务依次经过这四个环节并周而复始。这一循环往复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既是价值的实现过程，表现为货币收入；也是产品和劳务实物生产的消费过程，表现为物质满足。由此，它既涉及价值实现的经济制度安排，也涉及物质产品生产流通的技术进步。这是统一的两个过程。任何一个过程循环不畅，出现堵点、痛点，都会使整个循环出现困难，甚至出现系统性偏差。

首先，为什么要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曹远征教授认为，第一，新时代新形势要求新发展格局。2008年是世界经济的分水岭。尽管财政货币政策十年持续扩张，但世界经济仍然低迷，甚至有可能长期停滞，呈现出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和低利率的特征。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导致了国际格局的变化，民粹主义上升，保护主义抬头。逆经济全球化已由思潮变成建制化安排，中美经济贸易冲突就是代表。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加剧了国际格局的变化，使世界经济处于深刻的调整中。第二，现代化要求开创新的发展格局。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GDP角度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国际格局也在变动，逆经济全球化潮流涌动，这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形成明显区别。与此同时，随着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中国在“十四五”时期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这与在低收入水平上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任务不同，路径不同。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现代化，就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其次，“双循环”的内涵。 曹远征教授表示，从循环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活动，“双循环”刻画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其中的要点在于：第一，从循环的角度看，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经贸关系不仅仅是包括收益分配的价值实现过程，而且也是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过程。第二，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当下，中国只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意味着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诸环节要理顺体制，建立机制，使循环顺畅化。而人均GDP即将进入高收入水平又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奠定了基础，并特别明显地反映在最终消费的持续提高上。第三，国内循环离不开国外循环，尤其明显地反映在产业链上。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以及包括技术在内的资本品对外依存度高，而且长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形成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至关重要。第四，从全球角度看，持续扩大中国市场通过多边双边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内循环将带动双循环，双循环将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再塑造，其目标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再次，如何看待“双循环”？曹远征教授指出，这不仅是因为当代世界仍是由民族国家构成，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相关。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自然使经济“内循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循环的角度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活动是强制加速性的扩大再生产，利用国家行政力量强制性的压低消费，动员储蓄使其以加速度的形式投向工业。但强制动员储蓄长期压低消费，会使最终需求不足，出现了积累（储蓄）与消费（最终需求）的严重脱节。与此同时，我国主流工业技术当时在追赶中因缺少市场需求引导，加之计划经济内在封闭性，使技术进步失去了方向感。改革开放由此而生。

第二，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由“内循环”走向“外循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农村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的改革进入城市。一方面，转变国有国营企业体制机制成为改革的重点；另一方面，引进外资开放外贸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从全球要素禀赋的角度看，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将会吸引全球产业向中国的转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此，1987年，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形成，中国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循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外循环”。中国经济的“外循环”不仅加快了中国经济成长，中国经济的“外循环”还改善着国际分工格局。

第三，国际分工新格局酝酿了全球经济不平衡。表面上，这一全球经济不平衡表现为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项目顺逆差占GDP比重的系统性偏差。实质上，这是全球储蓄和消费的不平衡。发达经济体消费过多，投资过少，而发展中经济体体投资过多，消费过少。由此，中美贸易顺逆差成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焦点。

第四，全球经济不平衡使中国经济外循环不稳定也不可持续。长期以来，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第一大贸易体。目前国内外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已难以为继。在国内，过去十年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持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随着工资性收入的上升，目前中国平均工资水平高于东盟和南亚的3-4倍，使大规模劳动密集型出口更加困难。在国际上，随着全球经济低迷，贸易增长前景暗淡，其增速甚至会低于低迷的GDP增长。即使维持现有14%左右的世界市场份额和第一大贸易体的地位也意味着进出口规模的萎缩，我国出口也难以进一步扩张。

再次，什么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曹远征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向国内循环的方向转变，主要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中国的就业压力出现了持续性缓解，对外循环的依赖程度减弱。另一方面，主流工业技术大幅改善，高新科技创新加快进行。因此，持续性扩大内需政策已显成效，不仅资本形成维持在高位，而且居民消费持续扩大，产能过剩并没有想象的严重。十年来，中国持续扩大内需的政策已开始机制化，并形成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可靠经验。以人为本，既是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社会的诉求，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追求。一方面，以民生为导向的投资扩大；另一方面，以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为导向的消费扩大。

最后，怎样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曹远征教授认为，要实现更高水平的相互促进的“双循环”：

第一，以改革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一方面，科技创新决定经济效率，科技创新要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不仅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统筹布局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系统、完备、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而且要优化机制，激发调动科技人员和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此外，金融是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资本市场融资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资本并吸收损失风险，要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将促进科技创新，构成中国金融由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及其相关的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伴随着这一转化，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只要这一转换尚未完成，结构性增长潜力仍在，增长过程就不会中止。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服务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但城市化仍十分滞后。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60.6%，距发达国家平均水平75%-80%尚有距离。

第二，以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方面，中国经济已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国既无法脱钩，世界也不能承受脱钩。与此同时，科技创新是全人类的诉求和全球性的活动，中国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既需要全球的支持，也是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融入并维护多边投资贸易体制，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亚太地区，2020年11月15日，中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覆盖亚太15个国家22亿人口。其人口占全球的30%，GDP占全球的29.3%，区域内贸易额占全球的27.4%。此外，中国正在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开放态度。在欧洲地区，2020年12月31日，中国与欧洲国家签署了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保证相互投资获得保护，确保补贴透明，确保投资环境和监管程序清晰、公平和透明。这些都成为中国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的新起点。

主讲结束后，刘守英教授点评了曹远征教授的发言。经济学院数十位教师、学生以及嘉宾参与了本次讲座，并就讲座内容做出充分提问和探讨。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