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确是处在世界大变革、大分裂、大调整的时点。中国经济可能也处于一个焦点性的时点，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蕴含着新一轮趋势性回落。一些宏观指标变化，而微观的行为模式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一般而言这种变化就是短期波动，需要进行一些微调。但如果说基础性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宏观变化一定是中期性、趋势性变化。

第一，从消费者层面，第一个变化是居民可支配增速开始低于GDP的增速；第二个变化是居民储蓄开始出现相对停滞的状态；第三个变化是居民财富基本上被房地产掏空。这几年，广大中产阶级和中下收入阶层被房地产套牢，2015年之前，被房地产套牢的基本上是中上收入阶层，新一轮的去库存，特别是货币化，以及鼓励农民工购房，实际上将储蓄存款相对薄弱阶层的可利用资金，基本上全部投入到房地产市场。消费核心支撑力不是高层阶层，而是中等以及中下收入阶层。过去这几年，收入分配变化比较大的可能是赤贫阶层，他们在减贫的攻坚战的过程中间获益很大。但中下收入阶层可支配消费性资金支撑力大幅度削弱，是导致行为模式发生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样的一些变化不是我们过去认为的，由于短期宏观经济变化所出现的波动，而是行为模式的基础发生变化而出现的一种变化。

第二，企业行为出现两种变化。第一种是民营企业，第二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遭受的成本冲击是明显的，上游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价格的上涨，1-7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1%。但真正增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四大行业，主要与去产能密切相关，很多主体是国有企业。因此，在成本传递，除了原材料成本传递之外，实际上还有垄断性的价格转移，以及改革成本的转移，还包括租金成本等的上涨。最为关键的是，企业本身的获利空间在收缩，特别是未来获利空间在急剧的收缩，大量的中小企业，实际依附于大型企业和政府项目，在政府项目运转不灵的状况下，政府工程欠款高居不下、持续上扬的状况，中小企业的经营性资金的短缺并不简单来自于融资难、融资贵，而是来源于传统依靠国有大型企业、地方大型项目所产生效应的变化，特别是小微企业。任何国家的资金都来源于产业链、销售链，来源于内源性融资，而不是来源于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未来的贸易战，不仅仅使民营中小企业的问题突出，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所面临的变化更严峻。因为影子银行的清理，对于新的融资渠道的清理，实际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民营大中型企业。目前，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不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而是整体性的问题。事实上，问题不是简单的由于货币政策的输出，也不是来自于监管的缩紧，实际上是来源于传统资金融通渠道，在目前的条件下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目前企业的信心出现低落，企业的投资行为出现质的变化，8月份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投资开始反弹，第三产业的投资开始出现明显回落，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因为，过去一年多，投资的回款主要体现在基建、制造业，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较稳定，但是最近第三产业的投资规模开始下滑。如果剔除房地产因素，非房地产的第三产业的投资下降是非常严重的。

第三个政府行为。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急剧下滑。8月份，基建投资增速只有百分之四点几，但是财政收入并不低，于是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反差。原来地方政府都是投资饥渴症，而最近的现象不是这样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特别是要进行各层级、各领域的问责。

因此，当微观行为模式发生重大调整，宏观就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所以，一定要从宏观看到微观机理的变化，一定要真正的倾听市场的声音，一定要倾听民意。目前是内部攻坚战和外部贸易战双重叠加的时期，一定要激励各个阶层，使他们的行为模式朝着真正打贸易战、打攻坚战的方向来进行，经济才能够真正的好转。不仅仅是要出台一些制度表象性的调整，对政策做简单的变化，而是要真正出台一些扭转信心、提振信心的政策，改变微观行为剧烈变化的趋势，才能找到真正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办法。

关于政策未来的变化。第一个需要思考的是从战略的角度看，2008年以来的增长模式已经从过去的出口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成目前的债务投资增长模式，债务重要的标志是M2，而所有债务背后的驱动力实际上是政府信用的扩张或者类政府信用的扩张。这种债务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如果持续到一定时期，必定会导致投资消费的下降，因此这种模式必须要终结，这就需要从战略上考虑这种债务和信用扩张背后的力量，如果不消除这种力量，所有的政策都是无效的。比如2014年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整顿，但最后投融资平台被地方债务、各种隐性债务所取代，这4年的债务膨胀是过去2倍，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和隐蔽程度越来越大，治理程度也越来越难，所以债务投资这种模式必须要终止。

第二个需要思考的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情况下，目前的调整体现了一个特点叫做金融一马当先，这种战略没有理论基础和战略基础。在中国进行结构性转型、体制性转型，需要金融适度的管控，不能够大水漫灌，放任自流。也就是说，政府信用和类政府信用膨胀的机制需要改变，或者更深入的讲，中国债务形成的软约束机制需要根本性的调整。我们在金融一马当先的战略上是有问题的，必须要在战略上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定位。

如果刚才判断的这种趋势性变化是成立的，如果趋势变化中暗含着很多间断的可能，对于预调微调的概念就要发生重大改变，也就是必须要有政策预案。中国在过去40年里也经常是间断式的发展，这个间断式虽然不是西方经济体系的危机，但是却是中国式的困难。就如同2008年、1998年的情况。未来中国经济，特别是在中期时段，这种间断性变化的因素太多，政策按照目前线性的进行调整，一定会有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未来间断式的因素很多，线性的微调、预调的方案一定是应付不了间断式变化的。因此，需要在战略上有所考虑，趋势性中一定要很精准的把握中短期间断性的变化以及相应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