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清明节并不平静。

4月3日，美国公布对华基于301调查的产品加征关税建议清单，对中国出口美国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产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通讯、医药和高端医疗设备、机械等多个领域。4月4日，中国做出反制措施，宣布拟对美国大豆、汽车、化工品和飞机等产品加征关税，涉及2017年美国对中国约500亿美元出口。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命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中美贸易摩擦一再升级，根源何在？

4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就中美双边贸易形势举行专题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经济系主任于春海指出，中美贸易摩擦进入新的阶段，实质性行动已箭在弦上。

特朗普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些看似极端、不合理甚至是得不偿失的政策行动？于春海认为，这需要回到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和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本原因，他总结了三点。

首先，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2008年以后，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中呈现新的特点。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不仅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出现绝对下降。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这是技术进步、偏好变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在政策层面，针对贸易的政策是最可行的。真正需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难度都很大，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立法程序，还受制于财政的能力和空间等问题。相对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就较为容易，在总统或行政部门已经获得的的授权范围内，也不需要财力的支持。

其次，特朗普政府面临中期选举问题。针对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态度与政策措施，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还要回应竞选期间的承诺。

第三，美国资本的利益所在。这届美国政府一直强调“美国优先”，其野心也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要素的利益最大化。美国企业在海外当地销售的服务，是其直接服务出口的两倍以上，美国跨国公司来自海外的收益和利润远高于来自美国本土的收益和利润。因此，美国企业的诉求不仅在于海外市场的准入条件，还包括海外市场的经营环境，诸如市场秩序、国有企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在多边框架下，这些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很难谈出结果，多哈回合的困境便是明证。

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态度便是要给予国家整体力量，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贸易保护主义当然是最直接的手段选择。毕竟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净需求国，其他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还很强。要想获得有利的进入美国市场的条件，就要做出改变。

对长期战略利益的关注是特朗普政府政策背后的重要考量

于春海总结指出，出于短期转移国内政治和社会压力的考虑，美国政府有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动机。针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常更容易成为政府的选择。尤其在危机或经济低迷时期，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显著缩小，针对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成为美国政府解决短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首选。出于长期经济利益考虑，美国会不断地主动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来试探规则的界限和贸易伙伴的底线，以此来推动和主导国际规则的重新谈判和构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净需求国，限制进口的政策措施和威胁是最有力的谈判筹码。

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必然是一个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对象。因为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国，美国的第四大商品出口市场、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美国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除新加坡外的最大收益来源。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通过主动发起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或贸易争端，不仅是竞选承诺，更有助于在随后的谈判中迫使中国改变市场准入条件和市场规则。在美国签订的所有自贸协定中，中国都是局外人，并且与其中很多成员国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竞争关系。美国在与相关成员谈判重构规则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就会成为有效的筹码。

尽管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表面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无论中国是否采取反制和报复措施），在政治上也是很难得到好处的（中国可以针对特朗普政府的票箱采取反制措施，在现在公布的反制措施中，好像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于春海指出这些看法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在特朗普政府政策选择的背后，更重要的却是长期经济利益乃至美国整体战略利益。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莱特希泽对“301调查”结果的评论是，“赤字只是现在，科技才是未来”。这些都意味着，对长期战略利益的关注是特朗普政府政策背后的重要考量。

美国有能力迫使其他贸易伙伴“选边站队”

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竞争还是合作？

于春海分析称，多年以来，美国的核心竞争优势来源于两点，一是作为全球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二是作为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发展战略和开放战略的深度调整，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将与美国在多个新兴产业上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净需求国，也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守成大国。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市场，也是能够影响国际秩序演变方向的新兴力量。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及各自的策略选择，无法摆脱多边经贸联系的影响，也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和改变多边经贸关系。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净需求国，在多个国家共同竞争美国市场的情况下，可以在双边或区域谈判中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转移效应，迫使或引诱谈判对手的让步。这就使得美国在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有能力迫使其他贸易伙伴“选边站队”。因此特朗普政府各种极端的、不合理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政策措施便能得到解释。

为了长期经济利益和国家整体战略性利益，需要动用国家整体力量来实施一些极端的政策措施，也可以选择在短期中得不偿失的政策手段，只要能够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因此，目前对于中美贸易摩擦走势及影响的研判可能存在偏差。短期中的经济损失未必能够制约特朗普政府的极端政策选择。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下的“不合理性”，在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取向下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基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在其将经济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时，利用次级制裁措施迫使其他贸易伙伴“选边站队”，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就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美经贸摩擦变得长期化和复杂化

特朗普的举动虽然反常，但是长期来看确会冲击中国的新兴产业，于春海表示，现阶段中美贸易摩擦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含义。

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议，不仅直接指向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更是指向中国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地位乃至党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等根本性问题。在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双反”调查中的“替代国”做法赋予了美国政府极大的灵活度。受此影响的不只是中国处于去产能进程中的传统制造业，还有中国大力发展的各种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美国基于国内立法所开展的301调查，不仅直接指向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外资企业技术转让要求等，还会冲击中国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业态和新产业，对于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和改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化和复杂化，使得中美经贸合作关系面临全新的挑战，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中美经贸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贸易领域，向经济运行机制、改革进程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延伸。带来的不仅是对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直接影响，可能使中国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成挑战，更可能影响到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经济增长动力重构等形成干扰。

中国既要反制也要结盟

中国如何应对？

于春海直言，不管是短期利益和政策博弈需求，还是长期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需求，中国都需要做出有针对性的反制和报复行动。同时需要利用多边利益关系的分化带来的利益结盟机会。而且，为使得多边框架下的利益结盟具有合法性，应该在WTO框架下或者不违反WTO规则的双边和次多边层面展开合作和政策协调。基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作为制造和加工中心，中国是很多国家增加值进入美国市场的中间环节，中国不仅需要、而且可以利用多边利益结盟，以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

于春海强调称，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可能要以短期损失来换取长期利益。因此，无论是对美国可能的策略选择及其影响的判断，还是对中国所受影响和应对策略的分析，都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利益得失，不能局限于一城一地之争。

可是在策略上仍需要斤斤计较，需要计较一城一地之失，这是政策合法性所在。在战略上，需要权衡和研判短期得失与长期得失。

就目前来看，既然长期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之争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想法就不能成立，因为对方所要求的不是一步，而是一步接着一步。

原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o/2018-04-06/doc-ifyuwqez58074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