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体”的金融工作主题做出了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几点原则：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

      我们必须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结构问题。只有深化供给侧改革，才能真正发展实体经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结构问题表现为：

      1、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过分倚重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一些地方把城市化理解为盖房子，扩大城市规模有关，也与高杠杆率放大了人们的购买能力有关。

      而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如人意，既与实体经济本身的创新不够有关，也与社会经济政策有关，即投资实体经济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回报，频繁的刺激则催生了实体经济的过剩产能。一部世界经济史证明实体经济对于一国经济发展与强大意义十分重大，例如，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英国的现代化，没有高精尖的制造业，就没有美国的经济繁荣。其它发达国家亦是如此。

      2、一方面是低端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高端的需求大量外溢，连马桶盖、眼药水、奶粉都得到国外去买。所以如此是因为长期片面追求GDP，既与追赶型发展模式，以及缺少、或没有在日常经济运行中让兼并、破产、经济下行期的强制淘汰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关，更与长期的需求管理有关。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宽松的扩展性政策在短期内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只能推高物价，接着形成与原来的产业结构一样的生产能力，即过剩产能。

      3、过度金融化，过份强调现代服务业。货币本来是交换的媒介，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旦自己成为一个产业，即金融产业，就会变着法自己挣钱，2008年次贷危机中华尔街的金融衍生产品就扮演着这种角色。马克思早就预见了虚拟经济中的赌博，大量资本在各金融领域里空转。此外，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第一、第二产业并不发达的基础上横空冒出一个现代服务业。所有的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其效果只能是拔苗助长，头重脚轻。

      经济发展有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水平效应当是在技术含量、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平面地扩大产能，这样的模式毕竟是有边界的。结构效应是不断通过调结构，通过纳新吐故，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样的增长模式是永无止境的。当历史进入新常态，既有的产业空间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着力于调结构。

       供给侧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调结构。调结构解决的是深层次的问题，是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是“中高端”，因而是相对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既有的认识和判断是准确的，一定要有战略定力，毫不动摇地坚持。

      我们所以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因为就其本质和长期而言，经济发展是供给侧推动的。经济学上有萨伊定律和凯恩斯定律。萨伊是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是供给学派的鼻祖。他认为供给是第一位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会自动卖出去的。人类经济史表明：一旦生产者提供了某种适合的产品，人们好像被教导着去消费这种产品。供给与创新紧密相联，开拓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凯恩斯是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出自己的供给，因此政府应采取刺激性政策以稳定经济。凯恩斯主义强调刺激性政策在没有新的增长点的情况下只能复制原来的产能，长期的凯恩斯主义实行的结果肯定是滞胀。从创新与实实在在的发展的角度看，应当坚持生产第一、创新第一、供给第一。马克思强调，生产决定消费。

      经济学的分析表明，供给侧通过创新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够促进经济实实在在的发展。长期坚持供给侧会使我们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宏观层面的成就。坚持供给侧必须改革，必须让微观层面充满活力，因为供给是企业的供给。要通过改革，用制度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创新的激情。供给侧就是要通过大众创新带来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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