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欧债危机 谨防欧元区危机“隔山打牛”
欧元区16国的经济景气指数5月份降至98.4%，消费信心指数降至-18%，4月零售额同比下降1.5%，失业率升至10.1%，创欧元诞生以来的新高，欧洲经济目前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是“二次探底”的风险。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最近的一次论坛上，欧洲债务危机是否会引发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中国经济是否会受影响、刺激政策会否二次抬头、中国地方债是否有希腊债务危机的危险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话题。

　　欧债危机不会“崩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永军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复苏放缓有几方面原因：财政负担加重之后，收缩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是负面的，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会使货币供应量下降，非金融部门由于情况较差，得不到贷款，融资出现问题。此外，政府融资缓慢但量大，利率提高带动非政府部门融资成本提高、难度加大，西班牙马德里债券市场、希腊债券市场、德国债券市场同时出现这种情况，最终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中间交易成本会增加，贸易投资活动不太活跃。


　　但他认为希腊危机不会造成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后果，因为美国危机前夜隔夜拆借利率从正常的2%急升至6%，市场资金异常紧张，这是危机爆发的前兆。而目前欧洲隔夜拆借利率只是从0.2%提至0.6%。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所有存款性金融机构连上交准备金的钱都没有，而欧洲不是这样。

　　“有人把金融形容为经济的血液，循环的链条如果不是绷得很紧，就不存在突然断裂的情况，就不会发生山洪暴发的情况，即使对经济有影响也不会那么急促。”他说。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美、欧、日的先行经济指标都在下降，人们能够判断全球经济下滑和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现在欧洲除了德、法、荷经济恢复得不错，意、西、葡今年一季度也都恢复了增长。实际上，除了债务比较严重的少数国家，欧元区整体经济先行指数一直呈回升状况，欧元贬值之后对欧元区的出口也有积极影响。德国IFO研究所5月调查显示，欧洲经济没有明显的衰退，只是良好预期稍微放缓。

　　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欧洲经济前景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虽然希腊仅占整个欧盟GDP3%，贸易总额占2%左右，但希腊处于欧元板块，欧元的杠杆效应会放大危机，影响可能远超前几次金融危机。如果仅从“欧猪五国”占整个世界贸易和GDP的比重以及在欧元区的地位来简单分析是错误的。

　　刘元春表示，依赖于欧元体系的欧盟，在与以美元为体系的美国经济较量中出现问题，这是危机前、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振荡的原因。欧元启动，当时学术界提出内生货币理论，认为可以把外生条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区域纳入，按照统一的货币，相对统一的财经纪律，使区域分工、资本流动、要素流动能够出现整合。而这次危机是对内生性最优货币理论的巨大冲击，从这个角度看，欧债危机对中国未来如何走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是一个重要的镜鉴。

　　刘元春认为，必须动态地看目前的主权债务危机发展状况。现在希腊总债务率是 115.1%，意大利115.8%，德国72.5%，法国72.4%，现在应关注下一步的债务增长状况会否更为迅猛。按照IMF的测算和中国人民大学所做测算，到2015年，所有发达国家的债务率可能达到91%，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债务增长率会比“欧猪五国”的增长率还要快。

　　刘元春表示，未来债务危机的路径不是线性的，欧洲目前出现问题的区域中长期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又成为短期资本流动速度比较快的目标国。

　　另一方面，刘元春认为，“隔山打牛”效应也很厉害，汇率变化和金融动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强烈的滞后期，一般为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美国第二大房地产抵押公司破产是2007年4月份，贝尔斯登破产是2008年初期；中美贸易恶化是2008年10月份，而开始出现苗头是在当年5月份。”他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主权债务危机引发银行债务问题，也会使欧洲对外围国家的投资发生巨大变化，包括对落后国家的援助，例如对中国的碳排放机制资金到位会有影响。他认为，未来欧洲债务调整非常严峻，问题比短期金融波动更深远。

　　中国地方债务要从欧债危机中找教训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在全球经济高依存度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现在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使得决策层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外部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将对中国经济回升形成很明显的下拉力量。

　　他认为，我们必须在总体政策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掌握好不同政策工具实施的方向和力度。

　　另一方面，贾康认为欧债危机应让中国有危机感，尤其是中国地方债务要从欧债危机中找教训。

　　目前，欧盟成员国平均赤字率上升到6%以上，公共余额占GDP的比重平均数上升到85%以上，远超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的赤字率和60%的负债率。贾康认为，目前欧盟处于控制线、警戒线失灵的情况，即使欧盟挺过这次危机，以后欧盟以共同体的形式继续发展经济仍将面临这样的问题。

　　贾康表示，虽然主权债务更多地是指外部负债，欧盟为公债划了一个余额不超出60%的警戒线，但在市场化比较高的经济中，内债和外债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外债出了麻烦，内债也不好过。

　　但多高的比率是警戒线不容易判断，各经济体的情况并不相同。例如美国赤字率接近10%，债务率接近100%，但是没有人对美国提出严重的警告，因为美元是全球硬通货，作为特殊的世界霸权货币，美国承受风险的状况跟别的国家完全不同，不需要压缩财政和推行私有化。同样，日本公共余额债务占GDP的比重一直非常高，在120%左右，有时候接近130%、140%，现在接近200%。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了相对低迷期，但是没有人认为日本经济要崩盘。有人认为日本经济有大量海外资产，换算成GNP形式的现金流支持经济进展很有力量，可能跟美国的经济总量不相上下。

　　中国的赤字率在赤字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始终控制在3%之下，暗合欧盟的警戒线。今年中国政府提出1.05万亿元的赤字，绝对数再创新高，但是相对数按现在测算仍然是2.8%左右。但贾康认为，风险仍不容忽视。据高盛测算目前国债占GDP6%，按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所说，中国尚有7.38万亿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这两部分合起来中国公共部门债务余额相当于年度GDP的50%。

　　贾康分析，中国外债较少，其中商业性短期债比重也不多。但地方债如果不加以规范可能会造成公共风险。在不透明情况下这些债务在某些地区集聚，导火索可能触发局部危机，使某地资金链断裂，中央财政救火的社会代价高。

　　“中国改革开放时间刚刚30年，这么短时间内公债指标从很低的水平上升到50%左右，还是值得警醒。”贾康表示。本报记者 季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