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2日(周六)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二十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与选择”。
　
　　主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三季度)(共第23期)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

　　主持人：尊敬的冯校长，尊敬的各位专家，与会的各位领导，尊敬的来自金融界和新闻界的朋友们，尊敬的各位院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三季度)现在开始，衷心欢迎各位领导、专家、院友、同学、记者朋友的光临。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各位与会嘉宾，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平新乔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段亚林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郭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建平(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丁凯(音)博士。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预测的课题组的全体成员。

　　下面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致辞。

　　冯惠玲：各位来宾，各位学者，老师们、同学们，特别是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刚才介绍的各位重量级经济学专家学者们，大家好。

　　今天我校常设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三季度，也就是我们这个总论坛的第23期在这里举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莅临这次论坛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推动协同创新，加强思想共建设，已经成为人民大学的重要战略之一。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自2006年启动以来，凭借对宏观经济形势预测的相对准确性和对当前中国经济中重大问题深度解说的及时性，赢得了极佳的社会声誉，已经成为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对我们的研究成果做出重要的批示。经济学科作为人民大学的代表学科之一，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以开放的学科精神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果。建设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体系，继而开展中国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

　　面向未来，人民大学将更加注重科学研究的质量，加强系统规划的资源整合，加强培养和引进学科领军人物，切实发挥科研成果的政策咨询和思想引领作用，真正发挥大学对社会发展的感召力、凝聚力和驱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十分复杂，本期论坛以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与选择为主题，对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比如如何破解短期稳增长与调结果的两难局面。宏观调控是继续沿袭原来的相机抉择还是需要重新定位，仅仅是结构性的减税，还是需要重量减税，中国货币政策价格比和市场化是否可行等等。相信今天的与会专家一定会给出精彩的答案和独到的见解。

　　最后，再一次向各位专家表示欢迎，同时也要感谢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从我们宏观经济论坛开办以来，一直以来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大家对人民大学的厚爱和支持。

　　预祝，也相信本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也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冯校长的支持，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自2006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校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东海证券、中诚信的大力支持下与全力参与下，在各位专家的厚爱和全体研究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经坚持了七年，共发布了至本期第23期报告，应该说我们这个报告遵循的是人大学派，这个报告从长期来看生命力越来越显示出来。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季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的主报告的支配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郭杰教授，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郭杰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本期的宏观经济报告，有请郭教授。

　　郭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朋友，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由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这里就我们研究所宏观团队的研究成果向大家进行汇报。我们汇报的主题是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与选择。

　　报告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当前经济困境。第二部分：多重经济目标间的冲突与抉择。第三部分：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报告始终围绕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调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展开，强调政府的重要作用。市场的中心地位，调结构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目标，论证了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进行重新定位与选择这一重大课题。

　　第二部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当前经济困境。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主要特征，这样我们分四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特征一，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源于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加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红利。

　　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正在面临耗尽局面。中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压力。此外由于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日益耗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

　　我们分这样几方面来看，一，经过增长日益依赖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滑。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2006年后出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依赖资本投入。

　　二、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据联合国(微博)测算，我国总抚养比将由2010年的38.2%下降到2014年的37.4%，之后则将由过去的不断下降逆转为不断上升，并在2020年上升到40.3%。我们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严重问题，从这个图中也可以看出来。

　　第三，制度红利即将耗尽，市场化改革亟待深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市场改革提供的一些制度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来来自改革的制度红利出现了明显衰减。据测算，中国市场化指数自1981年到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进入21世纪以后增幅则普遍降至5%以下，而且基本保持递减状态，在未来也难以改观。全球化红利也在耗尽，旧的全球分工模式不可持续。我们加入WTO以来，一直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

　　第二个特征，输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短期难见逆转。国内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出现了明显恶化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支配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都一直在下滑。

　　特征3，城镇化统计数据虚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足。202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但上述结果是基于农民工进城居住63以上即为常住人口的统计剖经得到的，而这些被统计的城市人口的常驻农民工没有获得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

　　特征4，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进程速度与质量不匹配，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内部供需结构不匹配。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增长乏力现象表面上看是总需求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加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导致结构严重失衡。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轨迹，我国工业比重一只较高，很多时候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通过拉动第二产业来调动整个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期内解决的结构性需求不足，刺激了经济，但是长期内却再一次扩大了第二产业的产能，为随后的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由下图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正逐步赶超第二产业，然而随着2008年刺激方案的逐步实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比重关系又出现严重的恶化。

　　第二个方面是工业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工业化后期结构和中期的技术特征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至今走过了30年的历史。我们从重工业化，从1991年至今也走过了20年。所以当前中国这种粗放式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经走到了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的受限。然而在向高度工业化阶段转变过程中，我国的装备工业和高技术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和发展，一般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的比重较低，这种工业结构特征所反应的是导致工业化只处于中期工业化结果。

　　第二方面的大问题，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主要表现及其成瘾。当前宏观经济主要表现是国内短期增长形势恶化，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总产出增速持续回落，先行指标不容乐观。我们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GDP回落速度幅度有所加大，8月份规模以上增加值同比增长8.9%，比7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指标看出来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第二，固定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首当其冲，固定投产投资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出现了连续回落。2012年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8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是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较快撤出， 市场主导的投资动力又增长不足。尤其是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房地产投资增长低迷，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回暖。1至8月份全国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累计下降11.1%。第三方面，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增长难有热点。2012年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1%，较上年同期下降2.8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都在上升，消费却在下降。2012年7月消费信心指数仅为98.2%，大大低于，而且处于下滑的趋势。第四，进出口长期压力依然显著，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我国的出口和进口都出现了回落。2012年1月我国出口与进口同比出现了-0.5%和-15.3%的负增长，整个行业的形势不太乐观。8月份我国进口的同比增长仅为0.2%。其他海关数据也显示了这个状况。第五，物价增速持续回落，但通货膨胀依然存在。尽管从今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CPI一直出现了一个回落的态势，PPI也出现了下滑，而且在最近创下了34个月的新低。但是在原油价格不稳定和全球极端天气的影响下，物价水平短期内仍有不确定因素，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存在。未来如果政府投资刺激型的稳增长政策出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通货膨胀反弹。

　　造成短期这些问题，经济回落的一个原因，我们的成瘾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原因潜在增长下滑与短期经济回调重合，经济增速回落呈现长期性。第一个，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从这个表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潜在增长率进入放缓期。第二，发达国家潜在增长放缓，外需不足将呈现长期趋势。实际上此次危机是IT革命后，创新进展缓慢。从而利润率下降的后果。西方国家要彻底走出这次危机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变革，通过新的技术变革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率，促进长期增长，这意味着此次危机后的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进程。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欧债危机的恶化拖累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导致中国出口市场萎缩。第三，西方的紧缩措施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形成了进一步的下行压力。从整体来看，亚洲的进出口的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出口方面，由于欧美、欧洲市场疲软，因此亚洲的进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对于中国而言，因为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贸易保护情绪抬头，其不断挥舞“贸易大棒”，将中国作为贸易战假想敌。

　　第二方原因，运用传统宏观调控思路来调节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第一方面，传统刺激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总需求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否是向上倾斜的。就政策效果而言，在总供给取现上，产出对价格的弹性越大，需求扩张政策的效果越显著。下图计算了国内吸收产品和出口产品供给的自价格弹性。对于出口而言，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在1990年有正转负，2003连之后绝对值基本保持在0.3左右。虽然说明通过降低价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量，但对出口收入帮助不大，进一步降低出口价格反而导致绝对下降。

　　第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原有保就业政策可能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劳动需求对内需品产出的弹性和劳动需求对出口的弹性的这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内徐和出口部门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内需何处口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且内需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超过出口部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2008年以来，无论内需部门还是出口部门的对就业弹性均出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这两个部门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呈现下降现象，以往通过经济增长来保就业的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

　　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将进一步恶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消费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近年来我国扩张性宏观政策主要是以刺激投资为主，投资增长对拉动内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容易增城投资品的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上升。与消费品相比，投资品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从1981年至2010年间发现资本价格对内续聘价格的弹性均值在1.05，而劳动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仅为0.88，当内需品价格上涨或者通货膨胀丧生时，资本品价格上涨快于劳动价格上涨，此时收入分配愈发向资本倾斜。

　　第二部分，多重经济目标间的冲突与抉择。当前乃至未来较场的一个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目标都将主要聚焦与稳增长、调结构末、控通胀三者之间的博弈与平衡。第一，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的矛盾。第一，当前经济的迫切任务是通过稳投资来稳增长。就当前宏观经济而言，在这三个目标中，稳增长似乎是当前经济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务，这是与“稳增长”对为当前我国合理的就业创造、居民收入增长和地方政府财政安全这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的。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消费需求受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上不完善等诸多慢变量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显著提升。出口则受制于外部环境，而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苏，前景并不明朗。稳增长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主要从这三方面看，一个是解决就业问题。从官方PMI中的就业指数中都可以看出，从2004年以来一直出现一个下滑的态势。所以我们就业问题虽然不是非常不好，但是也已经很严重了。第二，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导致财政收入下滑，进而造成政府财务困境。之所以产生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税种构成所决定的，在现阶段我国税收中流转税占到了税收总收入的60%左右，而流转税受宏观经济非常明显。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出来。

　　所以目前财政支出中存在一定刚性，尤其是当前严峻的民生压力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容乐观的社会稳定问题，决定了我们政府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与维稳支出很难被削减。

　　第三，是由于我们需要较高的增速保持赫莱的居民收入增速。当前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严峻的居民间收入差距短期中都难以获得明显改观，因此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保证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合理收入增速，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通过什么办法？从目前来看只有通过稳投资才能来稳定当前的增长，就是稳投资成为稳增长的必要手段，首先是出口问题。出口可以看出来，出口一直在下滑，从世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5%，较2010年13.8%增速大幅下降。2012年的状况更差，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增速还将下降至3.7%，低于过去20年平均5.5%的全球贸易增速平均值。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我们以出为主的制造业升级正面临发达国家和比中国更欠发达国家的双重夹击。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足，房地产价格过高的现实下，要提升消费，就必须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但是这些在短期内都很难看见效果。由此可见，由于出口、消费已显疲态，稳投资就成了稳增长的唯一手段。投资是个快变量，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近期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的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解决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

　　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之间的冲突，冲突一：政府投资刺激型的短期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与冲突，当前短期稳增长可能会对调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可能会对经济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稳增长的措施可能恶化需求结构，继续提高已经过高的投资需求占比。投资可以在政府的刺激政策下大幅增加，而居民消费则很难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有力的提振。这是因为居民消费是由决定居民消费议员和收入的深层次因素决定的。事实上2008年与2009年政府实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就明显恶化了需求结构，大幅增强了经济对投资需求的依赖。2008年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扭转了前三年的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16.9%上升到2009年的32.5%，上升了将近一倍，这是自1993年里最高点。2010年投资在2009恩年的高水平基础上继续快速增长，增速20%，高于2000至2008年的两个百分点。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从投资和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可以看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对需求结构的严重恶化。总体来看，投资对消费贡献率的西历在2009年达到1.9的历史最大值，在2010年该比值虽然回落至1.47，但仍旧在高水平。

　　第二，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可能恶化产业结构和产生锁定效应，导致投资结构的进一步扭曲。首先，加剧了某些产业投资和产能的过剩化和泡沫化，导致了投资结构一定程度上的“僵化”以及投资的结构性扭曲。其实稳增长中的政府刺激政策投资可能恶化产业结构的另一渠道是投资进一步强化了第二产业在总产出中的地位，不吝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我国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基本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则不断上升，2008恩年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则明显逆转了这一趋势，经济增长又开始更加依赖于第二产业。

　　第三，短期内稳增长措施可能不利于我国生产率的提高。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往往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如交通、通信等，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但是其建设周期长，效果的显现具有滞后效应，在短期内一般会恶化生产效率。此外，如果政府的基建项目低效率运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较长时期内都会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我国TFP增速在2008年突然出现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和2010年转为负增长，这就说明生产效率在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下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从1992年的2.4逐渐提高到2007年的4，而在2008年之后该比率由于超常高水平的投资增速而猛增到创记录2009年7.8和2010年的7.3。此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虽然也也会强调鼓励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但是其效果可能难以令人满意。因为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私营企业长期的市场竞争行为，而非短期政府规划和干预，因此以政府投资项目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方式可能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方式。

　　短期，短期稳增长增长可能对民营经济部门和中小企业部门造成相当程度的挤出效应，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础。从2008恩年到2009年政府实施的稳增长经济的刺激计划贷款潮中，国企占据了90%以上的资金，而私企只有5%。第五，短期稳增长的政府刺激投资计划可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一方面，我国郑国伍政府主导型的大规模刺激投资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少涉及民生部门建设。另一方面，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事后结果来看，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投资计划主要惠及了中央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

　　第二个冲突，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因为第一稳增长对控通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短期稳增长就需要稳投资，而投资的快速增加就会引发通胀压力。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当货币供给由经济内省决定，即信贷需求产生了货币，那么通货膨胀就不是单纯由货币供给快速增长导致的，而是与其同时决定的。从这个过程来看，货币供给内省环境下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赤字、贸易盈余和投资推动，而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就是投资。

　　第二，调结构对控通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便虽着总量上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便虽着相对价格体系的重新调整和确定。实际上当相对价格调整一定是通过价格升得快、有的涨得慢实现的，所以也会面临上行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判断中国经济结构未来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中国价格体系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总量上必然有价格水平的上升。

　　前面我们谈了多重目标冲突，那么多重目标冲突下政府或社会应该如何进行抉择呢？第一个角色，在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这三个目标之间，以市场为主导，通过调结构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应该成为当前我国政策目标的首要选择。有这样几个原因。原因1，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是由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导致的，仅仅采用政府主导刺激投资型的短期稳增长措施或许只能暂时缓解经济增速的下滑势头。

　　从中长期来看，在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呈现下滑趋势的现实面前，不管是中央版四万亿，还是地方版四万亿，政府主导的短期稳增长措施并不能遏制经济增速的下滑态势。

　　原因2，通过调结构来稳定或提升潜在增长率，已经成为维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这迫切要求我们对以政府投资计划为主的短期稳增长措施进行重大变革。因为，以政府刺激投资计划为主的短期稳增长举措对潜在增长率的编辑贡献已经处于下降阶段。更为重要的是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必将导致我国潜在增长率面临重要的转折点。因此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关键在稳投资思路和手段的创新与变革。

　　原因3，调结构必须坚持以市场化原则的导向进行，通过全面推进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充分释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省动力。因为以市场为主导，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这是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也是判断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优化的核心标准。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结构调整因此也要经常进行，不可能一劳永逸，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政策手段来发挥引导作用。

　　抉择2：在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管理好通货膨胀与其。原因1：稳增长、调结构的措施和手段都将改变公众对未来的价格水平的与其。调结构就必然涉及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调整与重新布局，也要面对社会收入格局、产业格局的调整与转换，这就必然导致有些产品价格和要素上涨，有些产品和要素价格下跌。而稳增长措施也可能会有由于投资的推动促使某些产品价格较快上涨，这些都将改变公众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

　　原因2，现阶段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这是根本的，从而导致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呈现放大姚莹。在高通(微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低，公众往往低估通胀水平。在低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更高，公众往往高估通胀水平，因此在目前通胀水平尚不太高的情况下，千万不能低估公众对通胀预期、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二，2006年以前，中国公众的通胀预期波动比较平缓，此后波动性逐渐增大，到现在波动性比较大，敏感性比较强。

　　第三，中国的通胀预期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预期和黏性预期特征，波动幅度较实际通胀水平平稳，公众通胀预期是不完全理性的预期。

　　抉择3：通过推进进一步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口和重要的实现途径。从宏观的角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来看，调结构主要包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两个方面。而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带来社会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原因1：我国当前供给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我们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报告当中所谓的新型工业化、进一步的工业化、深度工业化，都是一个意义。

　　现阶段这些新型工业化对产业的推对作用主要表在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离全面完成现代工业化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企业，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

　　原因2：我国当前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是造成我国当前收入不合理进而导致我国需求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因此，积极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可以提升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对我国需求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国民收入变化的一般趋势是，国民收入分撇向劳动者倾斜，企业所得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政府所得比重保持平稳并相对较低。

　　原因3，从我国当前的供给结构调整的动力角度来看，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内涵发展式的城市化。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和科技的集聚，能够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和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促使大量的要素资源集聚和多样化需求的产生，促使产业分工的西画，促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原因4：我国当前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内涵提升与发展型的城市化。城市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的规模扩大。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转换效应。因此大量人口转为城市居民后，从买房、买家电到吃穿住行型等等消费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我们认为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以市场为主导，通过调结构来稳增长是首要选择。而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不仅是释放巨大需求、稳定短期增长的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重要实现途径。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并把结构调整这一目标放在首位，运用恰当的政策手段处理好调结构与短期稳增长的关系，从而破解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昆剧，同时注意管理好通胀预期，也促进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第三部分，多重目标下宏观政策的重新定位。

　　在过去较场的一个时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经济目标往往相对单一，所以，政府主要运用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控经济以熨平经济波动，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然而，面对多重目标，宏观经济政策是否继续沿袭相机抉择，还是需要重新定位？很显然，面对多重目标，原有的消极决策政策已经走到了终点。

　　多重目标下财政政策的重新定位。总体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在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呈现如下的特点：

　　主要是短期稳增长，呈现了较强的相机抉择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包括后来主要是扩张性，主要是扩张政府猜测来支撑。在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是依靠加大发行国债。对于税收政策的实际方向存在使用偏差，扩张性财政政策惯常使用的减税政策手段运用不足，从实际效果来看，在这段时期还增强了税收的征管，实际上提高了税收占GDP的比重，就是减税没有起到最终效果。

　　财政政策应该如何进行定位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定位，财政政策的科技与民生趋向。在我们的结构调整中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财政支出需要提升产业结构水平，从而提升工业化的层次，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通过提升教育、培训。第二是通过设备来提升水平。我们从下图可以看出，我国设备更新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持续下滑，这非常不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关于财政的民生方面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中需要关注的，这是因为随着技术深化进程，产业结构将会随之调整，高技术行业占比会逐步提高。原有部分行业人员必然面临结构型失业，经济转型的阵痛。为此，财政需要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对此进行应对。然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在近些年反而略有下降，从下图可以看出。所以我们要提升保障。第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我国对于医疗等支出需求要提高。虽然现在目前有所改观，但是还是非常不足。第三，在未来进一步的城市化过程中，为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等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保障房建设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这也是民生支出非常重大的一部分，虽然我们能解决。

　　财政政策的第二个定位，税收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与结构调整趋向。在过去，我国的税收政策在财政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不够明显。未来，税收政策受到应该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发挥其在经济周期中熨平经济波动的共凝，更为重要的是为结构调整做出贡献。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经验来看，我国的税收并没有体现出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这是因为我国所得税占GDP的比重要小。

　　200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充分靠结构性减税问题，但这些结构性减税措施在设计上更多考虑的是保增长，在促进技术升级和城市化的内涵发展方面投入却不大。减税力度较大的个人所得追主要是为了提高消费，这一方面是调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消费来拉动经济。但是由于总额相对较少，对于消费的启动力度难以充分显现，因此，这两个方面的目的都难以达到。总的来看，目前结构性减税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同时目标需要更为清晰的地位。调结构，而不是稳定短期增长。

　　财政政策的第三个定位，是要扩大地方政府财政的自由度。在我国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在保增长和调结构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较低，在平衡预算的约束下，支出受到了较大的约数。在这种预算制度的安排下，县级财政支出压力较大，一些地方民生资金计提不足。在当前环境下，地方政府解决财政自由度的主要办法有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但是这两者都爆发出来很大的弊端，主要在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缺乏规范，大部分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由于现行法规未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对业已存在的举债行为缺乏规范，导致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变相举债，有的甚至违规担保或直接举债。二是部分地区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

　　因此在未来需要利用新的渠道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政府财政的自主度，通过地方财政的透明化将地方的产业结构等结构因素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相结合，提高地方政府调整结构的积极性。

　　多重目标下货币政策的重新定位，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如下特征，在调控模式下，以1998年为界，在1998年初我国取消了贷款规模限额控制和扩大公开市场操作业务，货币政策经历了直接型调控向间接型调控的转变过程。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对货币政策要重新定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采取价格化的中介目标，我国当前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央行难以控制货币供给量。因此，中介目标应该是价格变量——利率，而不是数量型变量，货币量或者贷款规模。利用数量型号中介目标和手段控制货币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导致金融资源错误配置，表外资产扩大和影子银行等问题。

　　定位2，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要将利率成为中介目标，需要进行利率华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对稀缺的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广义的利率市场化包括三个方面，存贷款管制的利率的市场化放开。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的建立，利率期限结构的完善。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就展示一下，不详细讲了。

　　本部分的结论，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性较为明显，政策设计时对其本身的调节功能考虑相对不足，从而影响了其自发调节经济功能的发挥。因此面对多重目标，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坚持制度化、常态化理念，注重其自动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减少相机抉择性，同时注意政策的结构调整取向、民生取向。

　　第四部分就展示一下。相关政策建议，建议1，财政政策在当前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总量减税，总的来看目前各行业的税收负担较重，为了进一步刺激各个产业发展，需要切实减少税收负担，进行总量减税。第一产业的税负水平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如果只关注第二、第三产业，可以发现2001恩年两大产业的税负水平都有缓慢提高的趋势。二，是要扩大加速折旧计税范围。第三，要加大环境保护等投资额所得税减免。第四要进一步扩大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范围提高起征点和所得税累进性。第五，对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的新设备投资提供政府补贴，这有利于调整区域结构。当前我国产业转移的黄金时期，随着工业结构的调整，东南沿海地区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转移。为了促进深度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尽量避免将东部地区落后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应该在转移中升级，通过更新设备，有序调高生产率，协调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为此，对于产业转移中新设备投资可以予以财政补贴，例如通过政府贴息的方式来完成。允许地方政府主发债。

　　第二个大建议，加快推进高累进性房地产税的全面开征，并在此基础上取消限购。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是城市化的前提，也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在我们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房地产问题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房地产税将遏制住房市场上的投机投资需求，由于其对未来公众持有房产成本的增加，从而能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和过度投资行为。在这有利于降低公众对于未来房价上涨的预期，从而平滑社会购房需求。

　　房地产会增加住房供给，增加供给有两个渠道，首先在存量房市场上有多到房屋的持有者，面对高累进房地产税，就需要考虑持有成本，从而增加二手房供给。其次在新建住房市场上，由于社会对房地产税将平抑需求、未来房价可能呈现稳中有降趋势的预期加强，那么，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放企业就会增加新增住房的开工率，从而增加当期住房的供给。现在据我们的研究，各地的房地产压着住几年不开工，变相采取个种手段不开工，就是等限购，又不征收房地产税，然后获得高额利润。只有房地产税打消他们的预期。

　　由此可见，我们的房地产税开征，将是短期中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稳定短期经济增长。同时也是在稳增长、调结构高度中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良好措施。因为对于房价的预期也是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环节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平易房价，需要加快推进高累进性房地产税的全面开征，并在此基础上取消限购。在我们当时房价飙升的情况下，房价毫无理性飙升的情况下，政府出台限购性的措施，是有其合理性，要值得肯定。应该说政府在房价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下就应该采取限购。但是限购到现在基本上控制了房价的疯狂上涨，我们现在开征房地产税、取消限购的时机已经到来。

　　建议三，货币市场应定位于利率市场化，以价格型、市场化手段对经过进行调控。在货币供给生的现实环境下，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在其基础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需要在目前解决上重点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弱化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在当前货币政策环境下，货币准备金是适应性的，亿被动取决于整个金融系统的步调。央行无法拒绝整个金融系统。如果所有商业银行都无法完成准备金要求，会使得市场极度缺乏资金，银行间市场利率大幅波动，为了维持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就需要通过逆回购等方式来提供流动性。因其被动性，准备金率的效果并不是非常好。

　　第二，取消贷款规模和存贷款考核。一方面，在内生货币的情况下贷款规模控制意义不大，在面对金融需求的时候，银行就会通过金融创新等方式来进行资产置换，将原本的贷款变为其他的表外资产，从而更为隐蔽，脱离监管，提升金融体系的风险。在贷款规模的条件下，金融配给日益严重。在我国，受到配给的主要是民营企业，这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发展。其他私人融资方式会取代银行贷款，例如商业引用会更为频繁发生，私人借贷对于经济冲击更为敏感，近年来各种跑路事件就反映出来了。

　　另外一方面存贷比考核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商业银行的分工必然到四不同银行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些银行亿提供贷款，有些银行专注储蓄，人为地控制只会减少各个银行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导致各银行同质化，追求数量扩张，各种时点存款不断。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竞争，反而增加了各银行中的利息。

　　第三是增加中央银行的透明性。

　　第四个建议，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拓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民营资本是我国目前对于利率最为敏感的群体，要在未来发挥利率的重要作用就需要进一步发挥民营资本的投资动力。需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发挥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请各位嘉宾、专家，还有在座的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郭杰副院长代表我们的课题组作第三季度报告，因为这个报告内容比较庞大，所报告有五万多字，我们还厚的20多万字的系列性报告，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把报告的全部内容讲完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再次感谢郭杰教授课题组所作的报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