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模式成为热点话题。到底何谓中国模式？应该如何认识它？带着这些问题，日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教授。

　　在张宇看来，中国模式形成过程中有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等值得关注。他认为，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和研究已经开始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野、价值偏见和思维定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正在并且必将成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中国模式的主流。

　　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经济时报：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于“中国模式”之说，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你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

　　张宇：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有否定有肯定。否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认为中国模式不能说是成功的，认为它的问题非常多，比如两极分化、环境污染、没有核心技术等。这种观点“左”和“右”都有，所谓“右”就是新自由主义根本上否定中国模式，他们认为所有改革就是私有化、自由化这种西方的模式，中国没有走这条路当然不行。左翼的一些西方学者讨论中国时，对中国问题看得比较重，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边缘化的、外围的资本主义，所以也谈不上成功。

　　第二种，国内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好，因为一说模式大家就会想到固定了、成型了，有固定化的嫌疑，但是中国的改革还不成熟，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不成熟，还在变化运动当中，所以现在宁可叫做“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而不要叫模式。

　　第三种观点认为，提中国模式就意味着要向别的国家推广你的经验和做法，这个倾向不好。

　　目前赞成中国模式的观点现在越来越多。这种观点认为，因为任何模式都是变化的，比如美国、日本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并不是有了中国模式就不能变了。再者，任何模式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阶段存在，不是说有一个模式就得全世界都要推广，比如瑞典模式、北欧模式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否定中国模式的理由并不成立。

　　此外，虽然对中国模式的内容认识不尽相同，但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国内外都在探讨，当然不能否认。比如，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现代企业制度、政府的计划或规划和主导作用、价格双轨制、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等。

　　从发展道路的角度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等。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模式的实质所作的明确阐述。

　　中国模式的由来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你的研究，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看，它的演化路径是怎样的？

　　张宇：中国模式可以从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角度解读。从经济学来讲中国模式是什么？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角度来把握。大体上来说，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对于模式的探讨是非常热的话题，当时对中国模式的把握，核心关键词是“比较经济体制”，讨论的经济模式主要是指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选择。因为当时没有成熟理论也没有多少经验，所以主要是做比较，从理论上归纳出经济体制的几种模式，比如集权模式、分权模式、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等，从现实当中概括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东欧模式、匈牙利模式、苏联模式等等，然后看看哪种模式更好一些。这时候的理论是比较简单抽象的。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关键词就是“转轨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范式”。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我们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怎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这时候全世界的目光转向了所谓的转轨方法问题，也就出现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比较。这个阶段对于中国模式来说，讲的是经济转轨的方式方法，是渐进式改革好还是激进式改革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很多观点，比如萨克斯等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初始条件比如二元结构等，中国面临发展问题，苏联和东欧是转型问题，所以中国的事情比较容易。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演化经济的解释，认为社会的变迁应该是渐进的、缓慢的、学习的过程，一步到位整体式改革往往是不成功的，所以渐进式改革要优于激进式改革。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是双轨制增量改革，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就是双轨过渡，一边搞市场一边搞计划，一边搞国有制一边搞非国有制，双轨并存，然后转型，这是中国特有的转型模式。总之，这个阶段探讨的主要是从市场化的方式方法层面上认识中国模式，没有从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上认识问题，有明显的局限。

　　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后对中国模式的探讨，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探讨。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因素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

　　第一个，十六大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完成了它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经济改革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以“破”为主、90年代的以“立”为主，进入到了以“完善或定型”为主的阶段。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第二个，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概括，提出了“十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并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十个结合”作了进一步深入的阐述。这些概括和阐述使我们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围绕着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建国六十周年，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度空前提高，认识不断深化。

　　第三个，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的很多观念，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有了广泛的怀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暴露了深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体系有可能走向衰退。反观中国模式，人们则发现很多东西是很值得肯定和研究的，而绝不仅仅是转型或过渡这样的技术性问题。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更加重视对中国的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和核心价值的研究。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北京共识”。有两本书很有代表性，一本是美国学者阿里基写的《亚当·斯密在北京》，还有一本是英国人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这两本书在世界体系变动大格局中把握了为什么中国会必然崛起，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中国模式和道路的重大意义作了考察。

　　第四个，近年来人们更加重视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主流媒体开始不再回避“中国模式”这个词，而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比如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都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