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人发言实录：

　　段亚林：非常感谢杨院长给我这个机会来主持下面这一节的交流与探讨。今天这一个形势报告会、第三期的报告会举办的时点非常重要，因为国内、国际的形势在最近也是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从政治上来讲，十八大即将要召开，而且周边的国际关系也是近期相对比较紧张，从经济上来讲宏观调控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而且股市在周五的时候也逼近了2000点的关口。在这个时点上我们来探讨宏观经济的走向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我们这个点评的嘉宾总共有五位，他们是王一鸣教授、高培勇教授、王宇研究员、平新乔教授和刘元春教授。我们首先掌声欢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教授为大家做精彩的点评。

　　王一鸣：大家上午好，我非常荣幸，我是参加人大宏观论坛是比较多的，经常来参加这个论坛，也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三季度的形势的研究，应该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到了四季度再来判断的话就来不及了，再研究政策也来不及了。特别是对于明年，这个三季度非常有价值，对于明年的一些走势的判断、要采取的政策，往往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今天我也想谈一些对这个形势的看法，当前确实经济形势很复杂，原来媒体都报告二季度见底了，三季度起来了。但是七八月份的数据公布以后，好像这个声音又慢慢小了，现在就是说三季度要见底了，四季度可能要起来了。就是我们的“底”在什么地方，确实比较复杂。

　　各方面的认识也不完全统一，今年的上半年七八月份数据发布以后，大多数机构都下调了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预期。但是一般认为7.5到8应该没有问题，其实应该说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已经9月份了，三季度都快完了，影响每年太大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最近的声音又起来了，就是唱空中国经济的，特别是国际上，认为中国有硬着陆的风险，也许在明年。还有一种理论，说全球金融危机现在要进入第三阶段了，第一阶段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第二阶段跨过大西洋(9.63,0.13,1.37%)到欧洲了，变成债务危机了，第三阶段可能要跨过欧亚大陆到东亚来了，变成产能过剩危机了，这是一个理论了，人大可以研究一下。明年可能也够呛，这是不同的判断。

　　对于采取的政策其实也有分歧，大部分机构，包括我个人也认为中国的宏观政策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无论是财政政策，我们的刺激率只有1.8，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刺激率很高，债务率很高，我们的债务率也很低，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都不高，都在警戒线以内。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还很高，还有往下走的空间。所以我们政策空间还很大，通过适度、有效实施一些宏观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不宜出台力度过大的刺激计划，因为我们要调结构，要防风险，这是一个观点。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现在经济的放缓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短期政策基本不管用，就是你不要去管，让它自己去调整，就像人一样要生病，这也是一种调整。我们短期政策不要过度去用，而重要的是要依靠深化改革、结构调整来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这也是一种观点，人大报告说了财政要怎么样，货币要怎么样，一回我们可以分析，有人说这个不管用。对于未来走势有分歧，有采取的方式也有分歧。

　　怎么看呢？所以我们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学校研究往往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你做政策研究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尽量简单化。怎么看当前的形势呢？我总的感觉当前经济放缓的放毒是越来越小，不管是底部在什么地方，总是在接近底部。实际上我们这轮经济放缓2007年的三季度开始，实际上金融危机是2008年四季度去影响中国，去看看季度增长，2007年3季度GDP是14.8%，到2008年四季度的时候是6.6，这两个相比下降了8.2个百分点，想想这是多大的一个幅度，就是因为当时经济危机刺激。后来刺激以后经济开始访谈了，但是到2010年一季度开始，由于刺激计划动能的足够释放季度增长率又开始放缓，2010年一季度11.9到今年二季度7.6，大概十个季度降了4.3个百分点，幅度是大幅度放缓了，这是一个判断。怎么能硬着陆呢？应该说软着陆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朗了，所以这是一个判断。

　　第二个，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多重因素，比较于以往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所以复杂。我们说既有外部因素、外部需求收缩，也有内需增长的放缓，相互的叠加。既有周期性的调整，也有解救性的因素相互交织，既有短期需求波动，也有中长期下降的相互作用。为什么说复杂，外需收缩，我们看7月份出口只有1%，8月份2.7%，有轻微的回升。但是你要看累计的增长率，就是1到7、1到8，总的趋势还是往下走的，今年预计10%是比较难了，出口部门压力比较大。比如对于欧盟的出口7月份负的18%，欧洲因为是紧缩性财政，必须紧缩，所以削减养老金、削减工资、削减婴幼儿补贴，所以总需求下降了。这个出口有多少呢？对于欧洲出口缺口大概是1300亿美元。

　　我们内需呢？比如说投资，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由于前一次的投资基数很大，如果没有新的扩张性计划增长率就会放缓，我们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是负的2.1%，二季度有反弹。房地产就不说了，去年调控以后房地产的投资说老实话比我们预期有变化，它是下降，但是下降没有像我们预期那么大，就是渐进下降。你因为房价跌了，就有人买房子了，房价跌了以为明天还会跌，现在去买干什么，都是买涨不买跌。制造业是产能过剩，过剩了谁去投资呢？你不是浪费钱嘛。所以这三块都看得出来，所以投资也是放缓了，1到8月份24.2，1到7月份24.4，还下降了0.2个百分点。当然开始在趋稳。

　　看周期性因素，我们说经济都是有周期波动的，但是这一轮下行的周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被大大拉长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研究，按照历史上金融危机大数的统计，你要恢复到正常趋势线，大概要七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我们的金融危机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就是恢复到趋势线，这是下行周期被拉长了，而且往下的幅度更大了。结构性因素呢？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这个结构性因素就显现出来了，出口的下降、收缩就会影响到投资，相应的投资也会收缩。投资收缩又会波及到经济增长。投资要转化成生产率，生产率要转化成各种产品，各种产品要有能力消耗，我们又消耗不掉，就要出口。我们以前说中国不断地炒菜，不断地扩张产能，现在吃不下就给老外吃，不吃也得吃，现在老外也吃不下了，老外生病了，这就是结构性因素。

　　第三个是短期因素，短期因素和中长期的作用。短期因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一些房地产的调控对于投资有影响，融资平台的清理规范也是有影响，这些都是短期因素。当然中长期因素开始起作用了，就是报告首先分析的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了。但是这个很难做出完全实证性的，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到底影响多大。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潜在增长能力从国际经验看也会往下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高速增长，你的基数也在扩大，我们现在47.2万亿GDP，这两位数的增长肯定很难。有人说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正在阶段性增长。我们中速不太好，我们起个名字叫次高速增长，8%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是次高速，就是速度是会放缓一点。放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追基础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以后我们的抚养比变化，这个报告里面有分析，我们的储蓄率下降，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就是这个都会影响到潜在增长里。

　　现在的问题是？要抓主要矛盾，你说一堆怎么来解决呢？短期和中长期什么是主要的，到底是短期因素还是中长期因素，外部因素，到底是外需影响变化大，还是内需变化大。人大报告一开始说潜在增长里下降，把中长期作用主要的，你们同意吗？到底短期是主要的，还是中长期是主要的，这个需要研究，我也没有结论。到底外部收缩是主要呢？还是内需的放开是主要的呢？到底周期性因素是主要的，还是结构性因素是主要的，这个需要研究。

　　我觉得有的人说放开调整，现在稳增长要放开重要位置，为什么没有关系呢？你经济都有自我调整，你到底是逆周期调控，还是顺其自然调控，这是两条路线，我们经常是逆周期，经济往下走了就拉起来一点，过热了就拉下来一点，这是熨平一点。到底是逆周期调控，还是顺其经济的自然调整呢？这是两个方案，有人说不要去强行调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逆周期调控？如果经济增速继续下降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现在产能过剩迅速出现，所有的产业都过剩，不仅是传统产业，比如说太阳能，前两天默克尔到中国来了，说中国买了几十家空客，说太阳能反倾销可以协商解决，当时说这是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成功案例，结果回去了欧盟又反倾销了。这次温总理去欧洲开会又去谈这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的压力迅速显现。钢铁、水泥、建材、有色、石化，包括风能、太阳能，这都是过剩的。产能利用率下降就业矛盾就会显现，当然登记失业率数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可能有些人许多登记，就是从沿海一些地区看，尽管劳动力供需结构的变化，就是劳动力增长速度的放缓对冲了我们这种就业压力，对冲掉一部分。如果下降幅度更大，那么就业还会反应出来，还会有一部分农民工会返乡，就业压力会显现。

　　再一个企业利润，企业的盈利水平，因为需求收缩，然后劳动力成本没有下降，融资成本没有下降，靠什么呢？把利润挤掉。利润迅速下降，亏损企业迅速增加，亏损面迅速扩大。企业利润下降了，马上遇到了财政收入开始了，政府的收入开始了，八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开始负增长了，有20多的增长，政府收入高于居民收入增长，今年肯定要变化了。就是8月份开始负增长了，你又要提很多减税的措施，这家伙财政已经负增长了还减税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再下来原料的融资平台，风险就会出来，就是财政和金融的风险就会增大，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就是没有偿付能力了，三角债就会出现。我们说我们不能完全放任经济增速继续往下走，我们说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这就是要进行一定的调控。当然在今年来看，已经开始有些使积极的变化，我们说为什么说是软着陆呢？因为从投资、消费来看，如果是扣除价格因素，投资已经开始回落了，就是近几个月扣出价格因素，经济增上是下滑的。消费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是回升的，内需稳还是关键。外需重要还是内需重要？我感觉内部因素是重要的，内需稳是关键。经济下行还有一定的压力，就是看供给面和需求面，我们需求面的下降比供给面的下降要小，幅度要小，供给面的下降幅度更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就说明我们过去这些年大规模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的压力和库存的压力没有彻底消化掉，现在我们说去库存，就是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使得供给面下降，这就和经济回稳，为什么一直没稳住呢？供给面的消化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认为今年7.5%到8%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影响讨论明年，今天的宏观政策建议到底是针对四季度的，还是针对明年的，我觉得影响讨论明年。我也同意是多重目标，什么目标呢？短期我们能否有效遏制通胀和稳定物价，现在8月份CPI又有一点轻微的反弹。我们说美国农业欠收了，旱灾，粮食价格、玉米价格可能会上升。再加上原油的价格会不会由于中东趋势的不稳定，这些都是影响因素。就是说我们短期能不能价格稳住，这依然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第二，中期经济能否稳定在合理的区间，什么叫合理的区间，就是潜在增长率大体接近或大体一致，8%左右，能不能稳定在这个区间，能不能不再往下走。

　　第三，长期经济结构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是短、中、长期目标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设计政策呢？这就是我理解的多重目标，稳增长了防通胀怎么样，稳增长了调结构怎么办？稳增长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那么我们说我们确实还得把中期的目标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今年稳增长实际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结构性减税，我们已经扩大到10个省了，包括总量减税，中央财政负增长了，地方财政也大幅下降，还有条件吗？营业税改增值税已经改了10个省了。还有加速折旧，还有研发投入加计抵扣，这些还有一些地方不落实，你都给我抵扣完了，我拿什么发工资啊。我们可以提，但是考虑各地的差异性，再加上财政形式的变化，就是有没有条件。其实今年已经做了一些结构性减税。

　　货币政策两次降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不对成降息，也做了。还有没有空间？也许有，只要CPI的2%能够维住，我们利率调整还有空间。但是现在是利率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吗？现在相当一部分是企业流动性的问题，因为产能那么大，谁去扩大投资呢？融资需求下来了，再加上经济下走的时候银行贷款也变得非常谨慎。就是说有没有惜贷呢？他叫剩贷。现在主要矛盾可能不是流动性问题，这是货币政策。

　　第三，我们说不是要鼓励设备更新吗？技改贴息，因为生产性下降了，我们可以贴息，只有企业搞技改就可以贴息，这个已经采取了。

　　第四鼓励民间投资，出台了42个实施细则，如果这些细则落到实处可能还要想些办法。再有就是启动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地铁，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路、水利，启动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那么地铁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很有必要。现在北京再不搞地铁开不动了，北京汽车已经500万辆了，已经开不动了。现在是限购，排队的已经100万，你不限购的话估计很快就开不动了。所以一定要搞城市轨道交通，对于未来也是有意义的，也不会造成无效的投资。但是我们说不要政治去包办，就是怎么样引进民间投资，比如地铁2块钱一张票谁去投啊，没事干啊。你把沿线的商业地产配给他们，就是形成合力的盈利模式，他照样可以吸引民间投资去投，怎么不可以呢？还有医院，现在看病很难，你不要生大病，住院很难，好医院很难。因为床位不够，现在产能过剩，为什么医院没有，住都不够住，肯定没有放开，看病挤得不得了，看病像菜市场一样。医疗设施有什么问题呢？现在人寿命越来越长，而且大家越想活得越来越长，所以这个投资完全可以。大家知道不知道垃圾，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一天形成多少垃圾？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周边一圈，以后怎么办呢？现在百万以上的人口怎么办呢？垃圾要处理啊。所以扩大投资是完全可以的。

　　当然我们怎么样去激活民间的投资，在经济放缓的时候民间投资一般会非常谨慎，所以你一定要给予他相应的激励去民间投资。

　　房地产也是投资里面很重要的一块，房地产这里提到要征收房产税，房地产要限制投资和投机交易，要限制投资和投机交易，投资和投机一定要有交易，我就提高交易税率，你要投资嘛，你要投资就要交易，要不怎么有回报呢？如果交易率太高就持有，那么就开征房产税。这个套路是对的，但是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制度性的变革，也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开征房产税就涉及到财政制度，这也不是那么简单。以后财产就要开始透明了，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

　　再一个，我们除了这些短期政策以外，很重要的就要有一个中期的调整策略、中期的调整方案，中期要干吗呢？就是要培育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因为我们传统的动力现在慢慢在减弱，我们再靠出口，再靠扩大投资，我们要培育经济增长新的动力，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来自何方？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一我们是市场化的改革，叫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差不多了，我觉得制度红利潜力还很大的。改革的潜力很大很大，我们经济学家叫斯密效应，就是市场化了。我们说这都是未来需要去考虑的。

　　当然还有一个，除了深化改革，除了去创新，更主要地是去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是再平衡，怎么来扩大内需，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潜力就是城市化、城镇化。我们现在城市化率41.3%，大概的人口是6.9亿，就是接近7亿。在7亿里面差不多有2.3亿没有完全市民化。就是说是城市人口，因为半年以上居住就是城市人口，但是你不是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共服务。所以怎么样让这部分人进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进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城市的廉租房体系，怎么进去？你进这三个体系要多少钱呢？我问了很多地方，算过账，都说不知道，算不清楚。有人算了使20多万、30万，我们取20万，现在有2亿多，为了城市化率提高到70%，还有3亿人要进来，就是5亿多五，就是一百万亿。去年GDP47.2万亿，就是两年的GDP。

　　另外就是创新，创新太重要了，创新首先要从大学开始，从人民大学开始。以前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拿到人民大学来肯定不是好学生，肯定是坏学生，因为他们不好好读书都跑了。这些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未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就是创新文化(24.400,0.27,1.12%)。我们为什么不能创新？我们的优势怎么向企业流动，现在人大毕业都去考公务员了。创新的主体不是企业嘛，都跑到政府部门去干什么了。如果都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希望了，创新就没有希望了。为什么乔布斯不到政府去呢？为什么扎比伯格不上政府呢。怎么样来形成这样一种体制。另外大学教育怎么形成个性化的教育，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总的培育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我们高校负有重要的使命，因为将来就要靠新的一代人，这一代人起码要比我们这代人厉害很多。创新能力要强很多，这就是高校的使命。不管怎么样对于中国经济还是充满信心，因为有人说中国高速增长了，我认为7%到8%的速度还会持续十几年，林义夫前一段也说了，有人说还可能吗我觉得为什么还行？因为中国还有一泻千里没有充分开发，比如内需市场潜力，特别是消费的潜力。比如说人力资本的提升空间，我们以前靠人口数量优势，怎么看人力资本的优势、人口质量的优势。比如我们创新的空间，我以前不知道研发平台、研发中心是什么意思，我到国内的企业一看研发中心一个小楼，里面穿几个白大褂在做工业设计。到国外我也申请去研发中心，吓我一跳，完全是工厂化的研发。研发项目跟工业车间一样，而且有好几个，这个叫研发中心。这完全校正了我们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创新空间很大，iPhone、iPad谁的产品？美国的吧，你肯定说美国。美国没生产过一部，全在中国生产了。为什么就是美国产品呢？不生产为什么叫美国产品呢？这个东西我们得反思，所以我们怎么改变增长模式，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我们城镇化的潜力，再一个是区域回旋的空间，产业的梯度转移。富士康现在转移到郑州等等，到内地去了。为什么可以延续？因为我们有梯度转移的空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有改革的潜力，改革一定会解放出新的生产力，这个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谢谢大家！

　　段亚林：感谢王院长的精彩点评，王院长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这些在座的人大学生以后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教授为大家做精彩点评。

　　高培勇：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很认同今天发布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的主题，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我认为明白无误地指明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之所在，刚才王院长讲过论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尽管下条态势逐渐显现，尽管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是我们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但是一旦说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总是感觉到困难重重。其实郭杰教授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为什么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是多重目标，而不是单一目标，我体会最深的主要是两条。

　　其一，相对于2008年到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便我们拿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我们今天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我们今天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我们今天的宏观经济就不像2008年、2009年那样瞄准保增长、稳增的目标，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当然你如此做的话就难做好人，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我们怎么来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感觉到了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了就向哪个方面去倾斜，比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向稳增长倾斜，比如有这样的表述，稳增长很任务，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反过来当物价上升的压力加大，调结构压力加大的时候，你看宏观经济的调研又发生变化了，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我以为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去徘徊。

　　但有一点我想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也是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所指明的。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时，去稳增长的时候，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就会说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你要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去启动经济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会不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但是当你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时候，我搜索了方方面面的信息，我几乎看不到、听不到任何的反对之声。但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对于结构性减税是促进之声，没有任何的质疑之声，这是在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上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现象。说起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我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全面性的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建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通通去看上一刀，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就好像女孩子去减肥、健美一样，我们不可能遇到什么减什么，而是把需要减的减下去。中国的税制结构也是如此，我们得要有讲究，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得中国的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我们当前的宏观调控的需要。其实我倒以为，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操用什么样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这其实是重要的。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其实建设两个问题就足够了，第一个是规模，究竟要减多少税。第二个是结构，究竟要减什么税，究竟要减谁的税。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王院长刚才论及的在定位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必须要牢牢抓住两个层面。

　　先说规模，减税没有规模就谈不到效应，该减多少税这是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两会”上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需要更加明显。怎么界定呢？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今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一共高达1.07万亿。这代表一个国家过日子，我欠了你1万块钱的时候，有两个意思，是少赚了1万块钱，需要去接。其二，你多花了一万块钱，你必须去借。或者是两者融合，多花了五钱，少赚了五千。今年的赤字恩计划是少挣多花多少钱，少挣是减税，多花就是增支上，这是一个地方。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这其中该如何？请大家关注今年一月份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李克强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说今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这是第一。其二，今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条实际上告诉大家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我们认为至少有6万亿作为规模。

　　结构，论及结构，我还是认为把该减的地方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中国目前就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我想两条特征是应当关注的，其一，我称之为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为税种分割，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一块，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能够成为直接税的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制比较均衡、比较好看、比较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上，这是第一。

　　第二个特点，我称之为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看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还有6.95%其实是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你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在个人缴纳的税收上，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条，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刚才王院长讲的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这一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我们有可能减税达到数千亿元的目标，为什么？我注意到三个现象，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我们说减增值税是明显的。其一是因为增值税的块头是最大的，目前占到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千亿元的目标。所以动了这个税种，就等于动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今天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如放在那里，等待增值税。把增值税的事情办好就等于办好了营业税的问题。

　　第三，有人说要减消费税，但是我想支出中国人脑子里所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一回事，在很多人脑子里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但是是一般消费税。我们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都征的，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的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者不宜与大张旗鼓去减，而是有所保留。

　　现在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的。有过测算，按照目前 使上海正在试点，现在目前也在北京进行了营改增的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开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至2000亿元人民币，目前这个测算还不十分准确。但是超过1000亿是肯定的。所以围绕着营改增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十个省市进入到营改增的试点范围当中来，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这当然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要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不管怎么样既然是大势所趋，还是要把结构性减税的效果落到实处，那么怎么办？加快推进营改增试点范围的过程，要做这件事情，这是其一。

　　其二，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做，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必须注意到这件事。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同时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如果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会达到56%，这对于一个国家的财政风险而言显然是不乐观的。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我们那么大的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叫做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重要的也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那么怎么办？那就在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做降额，我们做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元。如果从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所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千亿，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到2000亿，这就是6千亿上下的规模。因此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来讲，如果大家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我们建议扭住这个“牛鼻子”不放，通过营改增把改做的做了。

　　同时涉及另外一件事，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该怎么对接，迄今为止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一到七月份我凭记忆大概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把八月份的数字算进去，大概降到了10.9的样子，大概是这么个数字，现在不太敢确定，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假定说一到八月份是10.9的增幅，怎么去看？有这样一种判断，是媒体上普遍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天踏下来了，如果回落1/4或1/5这是很大的灾难，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了。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不寒而栗，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把结构性减税就此放在一边了，这是一个态度。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就是预算收入的增幅，讲回落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了多少？但是我们毕竟是站在2012年来论及财政收入。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告诉大家是9%，所以拿10.9和今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你会看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了，而是超出，超出了将近2个百分点。这两个百分点的超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因为我们就是照着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今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影响之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情，超收的规模。去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那是天量的超收。如果今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能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我们还能超出多少呢？超出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因为去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到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宣扬的那样真的是很差，只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谢谢大家。

　　段亚林：感谢高所长的精彩点评，高所长以精确的精神，把结构性的减税理论演变成了结构性的减肥理论，这一点让我很有启发。下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研究员为大家做精彩点评，大家掌声欢迎。

　　王宇：很高兴，也很荣幸参加今天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读了这个报告，听了郭杰老师的演讲，和以上各位嘉宾的演讲很受启发，深得教育。刚才我还跟刘元春老师说，说这个报告很厚重，我是想说这个报告无论是重量，还是分量，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很厚重，都有很厚重的价值和意义。借此机会，我首先向人大经济学院、向这个报告研究团队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在如此喧嚣和浮躁的社会，他们能做出如此认真和深入的研究分析以及写作，这真的是难能可贵，我从这个报告，以及刚才嘉宾的演讲中确实受到了很多的教育。

　　同时我也借此机会作一个我个人的发言，请教于大家，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我发言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二关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第三关于中国的汇率市场化改革。

　　先说第一个大问题，关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增长，从199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9%。那么正如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报告中所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基本投入，再一个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同时我也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特征。一个主要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另一个主要靠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高耗费支撑。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刚才大家都谈到了从去年年底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回落，现在实际上中国经济又站在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面对着稳增长、促改革，还是调结构的三个选择。刚才郭杰老师和其他的专家也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里我也谈一点我的看法，我认为从短期看稳增长可能更迫切，从长期看促改革和调结构肯定更重要，因为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在未来的长期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结构调整，也就是促改革、调结构。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我们都知道因为货币政策必须要兼顾短期和长期，为此从去年年底以来为了实现稳增长，中国人民银行三次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下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与此同时为了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就是为了实现促改革、调结构的目标，中国人民银行也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来说，我认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意义更重大、更长远，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来简要地谈一下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于1996年开始启动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的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序是先放开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再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然后再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那么到2011年年底为止，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的进展是基本实现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基本实现了存款利率管上线、贷款利率管下线的阶段性目标。也就是说，现在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可以在贷款基准利率及其之上自由浮动，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可以在存款基准利率及其之下自由浮动。最近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我们都知道今年6月人民银行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线扩大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线扩大为基准利率的0.8倍。今年7月，就是紧接着一个月之后，人民银行又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线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人民币的贷款利率不仅可以在基准利率之上浮动，而且从今年6月份、7月份之后，现在中国人民币贷款利率也有了向下浮动0.7倍的空间。中国金融机构存款的利率不仅可以在基准利率之下自由浮动，而且也有了向上浮动1.1倍的空间，也就是在今年的六七月份之后。所以说，今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场力量已经开始在人民币利率的形成和变动中更多的发挥作用，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开始于1994年，中国汇率市场化讲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则是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

　　1994年以来，为了推动汇改，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四次比较大的调整，第一次调整1994年4月1号中国进行第一次汇改，建立了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规定了千分之三的浮动调整。中国进行第二次汇改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一揽子汇率为参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把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千分之三扩大到了千分之五。这是2005年7月21号第二次汇改。就是说人民币利率做了两次大的汇改，汇改一次是1994年4月1号，通过第一次汇改建立了有管理，以市场供求单一的制度，扩大了千分之三的浮动区间。第二次汇改是2005年7月21号，通过第二次汇改中国建立了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一揽子汇率为参考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把人民币汇率从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2010年9月19号人民银行宣布宣布汇改。最近第四次比较大的调整，2012年4月16号，人民银行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把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千分之五，也就是0.5%扩大到了1%。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不断扩大，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千分之三、千分之五到1%，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民币汇率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现在都看到人民币汇率已经出现小幅双向浮动，随着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小幅双向浮动，中国经常账户和中国的国际收支也开始逐渐向着均衡的方向调整，这是中国汇改的意义所在。

　　总之，如果用一句话对我前面的发言做总结的话，那我可能会这样说，今天大家到这里来讨论的是宏观经济问是一个总量问题，但实际上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而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那么金融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为此最近不断加快了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我的发言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段亚林：谢谢王宇研究员对利率、汇率市场化做的精彩点评，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平新乔教授为大家做精彩的点评。掌声欢迎。

　　平新乔：谢谢杨院长，谢谢各位院长的邀请，这个论坛我来过多次了，一年四次宏观经济的研究报告的发布这个密度很高，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研究的研究平台，以及对政策建议系统的声音，这是非常有贡献的。

　　我个人看到这个报告以后，这个报告重点强调调结构的市场化，调结构里面市场取向的一些建议，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也很到位。前面听了几位评论员，王院长、高教授和王局长的发言都非常受教育，他们对中国经济今年下行的原因或者是长远发展因素的分析，高所长对结构性减税的精彩点评，以及刚才王局长对货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政策的研究，这个都是他们专家，话都被他们说去了。我就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样看看今年宏观经济下行的判断，我说一点个人的意见。第二点对调结构应该怎么看，谈一点自己研究的心得。

　　我觉得今年宏观经济下行的形势，当然有国际原因，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决策层对宏观经济的把握，还是紧缩过度造成的。跟当年2008年到2009年1月GDP增长率到6.6%的原因差不多，就是说2008年那一次经济增长速度掉下来，当然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我们很多企业加工订货的定单没有了，冲击很大，这是问题，这是客观造成的。但是我们主观的方面还有政策配合，我们2007年以后，我们国家对宏观经济是紧缩的，这个紧缩的政策到2008年的8月，这个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正好重合，雪上加霜，造成了2008年底经济增速的继续回落，而我们今年以来，尤其是4月份以后经济形势、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往下掉，甚至出现环比的下降，这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2010年以后对宏观政策的判断认为是通货膨胀，把反通胀的危机、把反通胀的威胁定位主要，到了2010年以后整个判断是反通胀，具体说就是房地产调控。房地产调控启动了五项措施，信贷、财政、税收，后来保障房不行了，限购、行政措施，一系列的措施调控有必要，肯定是对的，需要打击。而且调控两年下来以后，应该说房价没有怎么涨，涨得不多，本身就是成果，如果不调可能涨厉害。但是副作用就是需求，房地产拉动的需求全面下跌，具体表现在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最高的点，刚刚高所长讲了我们国家去年正规的财政收入是10.32万亿元。我们房地产的土地出让金的收入2010年到了最高点，超过3.5千亿，2009年不到2万亿，大概1.8万亿的规模到2010年达到过3.5万亿元的规模。由于控制房地产的投机需求和限购，造成了土地出让金的下降，与此造成一系列的收缩效应。我们面临着国际上面第三轮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包括欧债危机，以后今年对欧洲的出口下降很厉害。那么这两个内外重合，是这一次经济往下掉的。我认为是重合，有国内因素，国内因素主要是紧缩，紧缩周期的后果照成的。如果这样看问题的话，我对这个前途是比较谨慎乐观的。因为我们只要继续推进城市化，城镇化为启动庞大的一系列系统的内需，譬如说让农民工继续进城，让城镇化个房需求正常的，比如说现在年产量有了工作，大学生有了工作，按照现在的政策没有户口、没有交税，就得限购啊，这是正常啊。农民工可以个房，为什么不能个房呢？他没有这个钱，就是这样正常的个房需求如果不能需求，因为我们未来要紧缩遏制需求，这些需求不能实现的话，这个应该启动。应该说我们城镇化刚刚启动不多嘛，我们51%里面有10%多的人口不是城镇人口，不能享受城镇人口的应当的服务。这就是让正常的内需得不到实现，还有一些老外，我们2008年、2009年房地产热的时候有很多老外进来，老外也买中国的房子，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些人现在不买了，到国外去买房子了，到澳大利亚等等去买房子了，把我们的内需给他们了，这不正常。

　　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放宽，用税收调节来启动对房地产比较规范的调控，当然税收调节，就是房地产税来取代限购后果不一样的，现在靠限购不影响存量，需要买房子的人买不到，不影响有十套、二十套房子的人缴房地产税。如果靠税收来调节房地产的市场，就会影响存量，就会影响现在已经有了房地产财产的一大批人，可能是官员，也许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房产公布，更不愿意为这个房产交税，这个事实起来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实施比较起来困难。但是这个要推，我们希望国家税务总局，刚才讲到年底推出房地产税，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兑现，承诺兑现。这是第一点。

　　我们觉得中央很多设计都是很好的，包括“十二五”规划里面的改革方针都是很好的，改革也是很好，但就是不做，说得很好，做得很少，这是要命啊，目前的形势跟政策直接有关。

　　第二点看法，怎么调结构，我非常同意这个报告里面强调的要用市场的机制，而不是主要用政府调控为主的机制来调结构，更多的要启动市场的机制来改变经济结构。我认为这个趋向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九十年代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二元结构，就是中央以央企，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央企慢慢地做大、做强，他们投资的铁路、电信，比如中国移动(微博)、中国电信(微博)引进技术做3G网络，这都是中央的投资，通过这个投资做起来的。全国性的网络、全国性的信息平台，还有金融体系的升级，九十年代我们存款是多么麻烦呢，现在银行点，包括座位、网络系统、风险控制信息、信息系统，大量对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的升级，这都是要投资的。这种系统的结构基础设施，包括城镇地铁，这都是中央做的，这是必要的。中央投资，尤其是把央企做大。所以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可能主要靠民企，但是2001年到2011年，可能中央企业、国有企业的作用是更加突出，而不是民营企业。为什么说国进民退，客观上讲过去十年改革没有这么做，经济发展做了，但是总的还是靠国企、央企做。民营企业保持现状就不错了。这是第一块一元，中央中央的央企集团的发展。

　　还有一元是地方政府，九十年代以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削弱，但是发展民营企业，把地方国有企业卖了，民营企业对应的开发房地产。所以跟地方城镇化进程相联系，这个进程主要是2001年以后这十年做起来的，特征就是土地的收入和城镇化有关系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地方制造业。就是相应的企业承接制造业的大量定单，包括承接国外定单，这个势力也很大，所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地方的融资平台背景还是民营企业，虽然有国有设施，但是需求就是让民营企业发展，是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下面地方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为城市增值，苏州模式是有道理的，我没有钱，我把外资引进来，他一投资我的地价就上去了，土地就增值了。然后把土地再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把房子造起来，房价就上去了，这通过房地产环节大概有十来种税和土地出让进可以作为收入。有了钱再搞城市基础设施，滚起来。所以江苏出来的干部第一做法就是招商引资，没有错啊，就是这样做起来的，这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这个路借助于中央政府对房地产政策适当宽松的环境，只要打压房地产，这条路就被堵死。这条路取决于整个宏观经济比较宽松，原来房地产投机性泡沫不是太高的大环境。如果以打压房地产泡沫为主要目标，后面这条路就会被堵死，目前就是这么个状态，所以有人问我中国经济形势怎么样？要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稍微放缓一点，房地产调控不要急，两个月以后经济就会好。就是涉及到怎么看这个结构，我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这么多农民还没有进城，这个需求是非常大。最近9月初对北京地铁做了调查，到年底还只有400公里，现在的地铁已经满载了，平均200%，按照每平米能站的人来统计的。昌平县设计的时候每天用10万次，不过一开工不到三年就达到了这个复合量了，发展非常快，北京市每年补一个亿，京投公司还要融资200个亿。现在2块钱的通票怎么能平衡啊，现在把4号线包给钢铁来做，光4号线的广告运行这一项，就是不会亏，他们放开后还可以赚得更多。这样的设施每个大城市都会出现的，这是多大的需求啊，这个东西可能赔，如果放给民间去做可能不见得赔。有一个人终身研究纽约地铁，他认为地铁可以不赔的，为什么赔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提升。资本主义也有结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结构调整，市场主义下的结构调整靠危机、靠毁灭性的创造来淘汰，来转移人民的交易结构。一个人干活干二三十年，这个行业结束也就退休了，新的行业来了新工种上去。就是靠这样一种毁灭性的创造，靠危机来调结构的。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靠政府调节、调结构浪费的效率更大。

　　所以这次国外金融危机四年了说白了就是调结构，而我们呢？我们现在大起大落，2009年8月份为止信贷控制基本上放行了，有一个重新启动信贷调控，然后一系列的紧缩，这种热和冷的交替出现，这种代价多大啊。我觉得启动结构调整里面的市场化机制是必要的，而且在目前来讲绝对退出也是可行的。

　　谢谢大家。

　　段亚林：感谢平教授的精彩点评，接下来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做点评，大家掌声欢迎。

　　刘元春：非常感谢大家在12点的时候还能坚持，前面各位嘉宾已经谈了很多，我想简单谈一下郭杰教授的报告，以及前面几位嘉宾所谈的，到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本身在当前怎么来判断。

　　在目前来讲，从5月份已经将稳增长的提到了新的高度，因此从5月23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当然这个措施里面核心的内容是稳投资。因此，这些措施的出台就激发了大家对于这种短期的政策定位和中长期的政策定位之间的冲突产生了热议。我们看到发改委网站每公布一次投资项目审批通过之后，都会引起我们媒体轩然大波。为什么这样呢？核心原因就在于我们经过2008年、2009年这四万亿刺激计划之后，大家充分认识到这种中国短期的稳增长和中期的调结构，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也就是说民众达成一种共识了。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共识导致我们最近对于下一步政策的定位产生了很多的疑虑。那么这个疑虑就在于到底是在稳增长的框架下面，以微调、预调为主体来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还是说我们以这种“保八”的策略来进行新一轮的刺激？在这个来讲实际上是当前大家热议的一个核心焦点。由这个焦点引发的是我们的投资项目，特别是在一些基建方面需要不需要大规模进行。

　　第二个是我们整个的财政需要不需要在三季度末、四季度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人士所热议的降准、降息，是不是在近期进行推出。当然更重要的一些可能就是大家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政策的调控点应当不应当在现在，还是在明年出。所以说这些问题很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对稳增长概念的认识，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在近期里面政府实质上对稳增长的内涵没有做更多的调整。我们发改委所审批的一系列项目基本上是按照预定的一种规划来进行的，只是可能在一些节奏上面有一些调整。我们财政的这种支出计划也基本上是按照年初预算来进行的，而没有做出大幅度的调整。那么原因何在？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近期的这种宏观经济的内在结构可能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团队里面仿佛强调的两个新特征，第一个是在GDP增速连续两年多的回落过程中间，我们的就业形式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恶化，虽然我们讲就业问题后面可能会逐步浮现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就业的滞后性在这几年结构调整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再加上我们十八大的政治因素，导致失业的滞后性进一步延长。但是不管怎么讲，即使我们剔除这个滞后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从人民大学的一些调研数据，从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以及我们的城镇劳动力的需求供给比的参数来看，中国没有像以往历史上所出现的只要GDP连续两个季度跌破八，失业率必定会出现9%的状况，现在没有出现。

　　我们就会知道中国政策的逻辑不仅仅在于经济本身，而关键在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如果失业如果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我们讲短期政策要在近期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没有动力来做进一步政策的大调整。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是市场所呼吁的这种稳增长短期的一种压力，实际上在政治层面里面并不是那么紧迫。当然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年里面由于这样、那样的一些观察角度的变化，使我们在判断上可能出现很多的失误。这里面比如说经常会看到的从宏观视角来看，目前虽然很多问题好像都是在恶化的状况，但是我们看很多的基本面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从长三角、珠三角的调研情况来看，如会发现怎么样？目前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2009年的状况还要糟糕、还要恶劣。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是每到危机来了之后，每到新一轮下行压力的时候，微观和宏观的反应本身就是不一致的。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微观的调整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比宏观的调整能力和平滑能力要强得多。因此一种政策决策过度注重微观的变化，可能会使我们出现一些问题。可能我们前几年都在谈很多的一些问题，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最后大家都还不错，最后发现的就是政策调整过度，这种前瞻性往往不足。原因就是怎么样？我们目前决策的这种模式可能过度注重微观考虑。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为什么会这么注重微观反应呢？原因也是这个时代变了。第一个是我们的舆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导向，市场性的舆论网络后之后，所形成的决策者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当然第二个是什么？我们的决策者可能对于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像这些年的变异可能重视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从目前来看，我们可能在目标上面应当进行一些不同层次的考虑，这种考虑可能会导致我们在强化这种中长期目标的稳定上面，就会提高到新的层面上。刚才很多老师所讲的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的冲突，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吗？实际上现在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受困于此。现在大家看到奥巴马的日子是很难受的，一方面要保失业、稳金融，还要约束财政赤字。当然欧盟的问题更严重。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来看，发现我们面临很多的短期问题、中期问题，是不是独有的呢？不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所提出来的这种结构性的目标是不是没有啊？不仅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比中国的结构性目标并不差，因为大家知道奥巴马在这几年的方案里面，第一个是新能源战略，第二个是再工业化战略，第三个是出口放慢战略。这三大战略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结构调整战略。对于短期来讲，大家可能关注很多的是数量宽松型的政策，关注的是财政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中期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欧盟的这种结构性的调整明确不明确？也很明确。

　　在这里面会看到，现在欧盟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是稳金融，第二个是减赤字，第三个是争就业，第四个才是稳增长。通货膨胀的问题怎么样？现在根本不谈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现欧盟里面的这些目标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结构性。所以说我们所讲的重视结构性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中国才有的，是世界才有的。如果我们再回到历史来看，比如说八十年代，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这种结构性的手段和结构性的目标所彰显的核心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只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些而已。特别是在我们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碰到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谈话的大危机之后对于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很重要的一个导向就是周期性的导向，第二个是结构性的导向。这两大导向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未来所关注的，中国想表达最简单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全国人民看到的问题，是全世界看到的问题，是未来战略期大家谁胜谁负的一个问题，下一个核心问题怎么样。我们的报告里面点得很明确，就是要启动市场导向型的结构性调整。为市场导向型的调整创造市场环境，形成良好的政治激励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关键点就是政治激励机制到底怎么来进行构建，怎么来形成我们一种良性的经济激励机制，最后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构性的反应。也就是说结构问题不是一个最原始的问题，是一个态势问题。因此大家都会认识到促改革、调结构。但是改革怎么改啊？我们原来谈过一个，是要改自己。前三十年很重要，我们大部分时间在构建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体系，政府是高高在上，在驾驭市场、构建市场。但是后三十年就会发现核心的改革是什么？是要改自己，改政府自己。而改政府自己可是需要艺术，需要这种大破大立的战略性的实际，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会非常复杂。

　　因此很多人谈到的制度红利还会存在，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未来的制度红利存在着强大的政治的风险，这种风险对经济有可能是副作用的。说一我们最为重要的应该引起深思的就是结构调整中间的深层次的政治激励体制、经济激励体制的构建。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