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仍未到达转变临界点

   业内人士认为，上调工资会对CPI有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涨薪也不会导致企业迁移，一方面过去中国劳动力成本基数小，企业可以承受；另一方面，从全球来看，像中国这样具备完善产业集群的地方并不多。
　　眼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涌动着一股加薪大潮，这带来了一连串的问号，是否会引发全国企业的涨薪潮？加薪压力是否会引发广泛的通货膨胀？是否会削弱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竞争力？"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会因为外资迁移而被边缘化？
　　颜色由冷色系向暖色系渐变，代表薪酬逐步增加
　　涨薪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自今年初以来，全国已有14个省市上调了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接近20%，上海、广东和浙江的最低工资标准，经过此轮调整更是成为国内率先超过千元的3个省市。而据人保部人士透露，今年全国将有27个省市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而在这次从中国南部地区逐步向内陆省市蔓延的加薪的背后，蕴含着的是国内对全局性收入分配的改革。在饱受争议的劳资纠纷后，珠三角的富士康、本田等企业则不同程度地上调了一线员工的工资；远在东北地区，肯德基在沈阳签订首个集体合同，职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也达到5%。
　　这种"上下合力"的推动是否会引发全国企业的涨薪潮，在劳动力成本增加时是否会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会因为外资迁移而被边缘化？业内人士认为，涨薪不会导致企业迁移，一方面过去中国劳动力成本基数小，企业可以承受；另一方面，从全球来看，像中国这样具备完善产业集群的地方并不多。相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涨薪能够提高职工的消费能力，刺激国内需求，而在带给企业压力的同时促使他们加快产业升级改造步伐，提高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自上而下密集涨薪
　　今年2月1日，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从670元调整为960元，以13.1%的涨幅成为国内第一个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而这也拉开了上半年全国各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幕。6月3日，北京宣布自今年7月1日起，北京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涨幅达20%。
　　至此，包括上海、天津、广东、宁夏、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全国已有14个地方上调了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接近20%，而上海、广东和浙江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此成为在全国率先迈入"千元工资"的3个省市。
　　此前，人保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介绍，一季度已有7个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作出调整，今年还有20个省市计划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看来，此计划指标已完成过半。据他介绍，除了各部门和地方正在制定实施的单个政策之外，具有全局性的收入分配改革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政府的调薪也蔓延到企业。在珠三角，富士康表示，继7月1日起为工人加薪30%之后，自10月1日起，达到一定业绩标准的工人将额外加薪66%。近日，陷入罢工风波的本田劳资双方最终也达成协议，工人的工资在1544元的基础上增加500元，加薪幅度为33%。而远在东北，6月17日，肯德基在沈阳签订首个集体合同，合同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每个月将会由700元提高到900元，年均增幅也达到5%。
　　这次部分外资企业的涨薪是否会引发一轮企业加薪潮呢？ "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对于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国企等会有指导意义，但对其他企业来说，是否涨薪仍是要看市场情况。"一位行业商会的负责人透露。据他了解，自2008年施行新《劳动合同法》以来，江浙沿海一带的企业已经承受了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虽然从今年3月份开始，出口型加工企业恢复得很快，差不多达到去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大部分企业的资金链仍比较脆弱，如果劳动力成本再次提高的话，对他们来说压力会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涨薪的意愿并不大。"
　　世界银行驻北京的资深经济学家LouisKuijs表示，他们不认为上述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事件预示未来中国工资水平将逐年大幅上升。尽管分析师们普遍认为，长期内中国面临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放缓将成为促使中国从低成本世界工厂向消费推动型经济体转型。但Kuijs表示，他不认为中国已经到达转变的临界点，很难相信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用尽。
　　摩根士丹利分析报告也指出，对于涨薪，农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潜在压力最大，而电气机械制造、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机械和设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所受的影响则较小。通胀与"世界工厂"边缘化隐忧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业内担忧的是，此次加薪在增大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是否会出现外资撤离而发生迁厂行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因而边缘化？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表示，最低工资的调整幅度滞后于平均工资和名义GDP的大幅上升，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刺激政策正逐步退出，大规模的工资调整或会产生通货膨胀，并对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竞争力产生影响。
　　商业咨询公司AlixPartners近期发布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中国作为全球最低成本零部件制造国的地位，已被印度和墨西哥超越。
　　此前一些沿海企业放出风声，因为承担不了涨薪的重负，要将企业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内地或其他区域。对于迁厂的论调，上海台商协会理事郁诗礼表示并不认同，"迁移很困难，其一，迁移成本很高；其二，物流成本骤增，内地的物流成本要比沿海高出许多；还有，这些企业在当地已享受了税收优惠，迁移的话，就要吐出这些优惠。"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近期也表示，部分省市最低工资的上调符合趋势，因富士康、本田而起的加薪潮不会影响中国吸收外资。"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加大了各地的劳动力成本，但是廉价的劳动力，并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他表示，中国对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经济不断高速发展，法治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在安邦集团高级分析师贺军看来，工人涨薪会直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对一些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加工企业会有影响。但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上规模的企业影响不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加薪导致它们迁移。"像这类企业更多需要的产业集群和体系的配合，在全球来看，具备像中国这样较为完善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的地方并不多，企业选择性少决定它们并不会撤离中国。"
　　"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贺军进一步分析认为，外资来中国投资，看重的不仅仅是低成本的劳动力，而是庞大的市场。"加薪可以看做是中国开始调整的起点，以前我们是通过压低劳动力等各项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现在转而对国内需求越来越重视，出口和内需协调发展。"
　　而另一个隐忧是，这次上调工资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通胀预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月份CPI同比上涨达到了3.1%，超过全年预定的警戒线。对此，贺军表示，上调工资会对CPI有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还包括货币的投放、调控的效果等因素，因此是否会加大通胀预期仍有待观察。
　　野村研究报告也显示，除非过剩产能消失，否则对CPI的影响有限，虽然制造商想通过提高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来向消费者转嫁更高的劳动力成本，然而，过剩产能的存在迫使制造商不得不进行价格战，从而限制了提价的能力。提速经济结构转型
　　针对这轮国内企业加薪潮，业内更多给予的是肯定和赞同，职工工资的提高将会带动国内的消费能力，加速推进以投资、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结构转向以消费为主的结构。 "工厂职工在人们印象中往往是作为生产者，但却忽视他们本身也是消费者，提高工资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促进国内消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表示。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认为，中国内需不足，主要指的是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则源自企业存留大量利润而不向职工发放，于是居民购买能力不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无疑可以将一部分企业存留利润向职工分红，扩大居民消费能力。建银国际的分析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债务危机使中国出口需求下降，中国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已无法于2010年有效地使中国维持强劲的增长。因此，中国要通过增加基层劳工工资来刺激国内消费，以抵消中国出口需求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有助于确保经济可于下半年稳定发展。
　　而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下，此次加薪显然也有着更多的考量。
　　李义平指出，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比如日本、韩国在发展初期，走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道路，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就将这些产业转移到海外，完成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制造业的优势很可能会被其他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所取代，但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合理化则成为必然的路径。" "加薪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会有一定压力，那些技术含量不高、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的产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境地，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会借此提升自身的产业技术水平、增加产品附加值，一些新的产业会重新受到青睐。"贺军分析认为。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近日也表示，应该尽快让我们的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向产业的高端走，争取更大的附加值，并且把这些附加值让人民共享。
　　与此同时，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处理好产业升级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赖德胜表示，一是努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步伐，为制造业技术升级改造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基础；二是选择适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适用技术，切忌在技术选择上一味地追求高精尖，尽量发挥投资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当然，尽快形成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梯度开发路径，是延续和保持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有效办法。 "中国制造在未来仍是有竞争力，但在竞争的内容上会有所变化。"贺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