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6月19日19：00，“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第十三讲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8室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陶然教授，讲座的主题为“关键历史转折点与初始制度微小差异——中苏转型的比较研究”。

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经济转型中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苏转型模式比较，中国与东亚增长模式比较，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等领域。出席此次讲座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多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近百位研究者、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刘守英教授作为主持人，向听众介绍了陶然教授。刘守英教授指出对关键历史转折点和初始制度差异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主题，陶教授对这个问题关注已久，期待他的精彩演讲。

陶然教授对大家的欢迎表达了感谢。陶教授首先用两个例子解释了初始制度差异的重要性。一是贵族和农奴权利的微小差异导致了东欧和西欧的分野。1324年鼠疫之后欧洲人口大量减少，农奴制在农奴主势力稍强的东欧被强化，在农奴势力稍强的西欧则被瓦解。二是君主和贵族力量的差异导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分野。贵族势力稍强的英国在1688年发生了光荣革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基础。而君主势力稍强的西班牙则在发现拉丁美洲以后穷奢极欲，很快在欧洲战争中没落。随后，陶教授按照如下四个部分展开演讲：

第一，计划经济转型文献的贡献与不足。（1）发展阶段差别与剩余劳动力假说。该观点只看到中苏剩余劳动力的差别，却忽略了中苏不同行业的产出差距不大的事实。（2）改革策略差别。该观点认为苏联采取的休克疗法，不完善的私有制给经济带来重创；而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经济实现了平稳转型。但问题是苏联也曾试图推进渐进式改革，若渐进式改革有效，为何在中国成功了，苏联却没有？（3）经济管理体制与差异。该观点认为苏联是 “条条”体制，中央对经济实行严格控制，很难从地方试点开始推动改革。中国是“块块”体制，地方政府管理更多企业并掌握更多财政资源与决策权，改革能从地方试点开始。但此观点夸大了中苏经济管理体制的初始差异。

第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与条块转换机制。（1）“军工最大化”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条条”体制。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都采取最大化军工产业与武器生产的战略来捍卫社会主义政权。（2）1960年代中期苏联大规模开发石油并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油价上涨的红利使其在不牺牲私人消费的前提下加强国防建设并参与世界争霸。苏联的扩张却使得中国与西方世界在1972年开始和解并共同对抗苏联，中国军事压力开始下降。所以中国开始生产更多消费品，为文革结束后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三，中国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1）1980年代经济转型中的上下互动。中国压缩军工支出，启动市场化改革，城市职工工资的增长带来农产品的有效需求。同时农业改革的成功、公有制企业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市场化的货币需求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品的需求，最终各种产能得以充分利用。反观1980年代的苏联，因其最大化军工产业，民众有高收入也买不到消费品，渐进式改革无法启动。（2）价格双轨制在1980年代渐进式改革后出现，1990年代消失。超发货币造成了消费品供不应求，出现了市场价高于计划价的双轨制。随着消费品生产产能增加，双轨逐步并轨。（3）地方公有制企业在1980年代的兴起与1990年代的衰落。1980年代通过放松行业进入管制改善了公有制企业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问题，又通过利润分成改善了工资激励低效率的问题，公有制企业反而快速增长。但1990年代中期产能过剩和公有制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突出，企业的民营化开始推进。（4）从1980年代的“财政承包制”到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承包制下中央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资金的控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上下游关系，并未对地方收入过度攫取。但随着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产能增加而增长放缓，中央财政受影响，最终引发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

第四，1989年的第二次转折。1989年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的改革变成了“半截子”的市场化改革，并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习东亚模式，压低本币汇率向国际市场倾销，经济迅速发展。但当时国内在金融部门、制造业上游与高端非金融服务业以及城市商住用地领域保持垄断，地方政府压低环保、劳动力和工业用地的价格来招商引资。在带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收入差距扩大和过度依赖出口和经济的泡沫化等问题。

演讲结束后，陶然教授就经济特区的作用、关键节点的确定标准、稳定脱贫等问题和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

最后，刘守英教授感谢陶然教授的演讲并就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刘守英教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四个思考方向：一是苏联的军工经济与我国军工经济的差异。二是1972年中美关系变化的动力。三是1972年-1978年的转变过程是否仅是由1972年事件诱导的？四是1972和1989年两个转折点是否是统一的分析框架？

讲座至此圆满结束。“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旨在邀请国内外既懂经济政策、又有学术造诣的经济学家进行中国改革发展和转型及其理论研究学术分享，敬请期待后续的学术盛宴。

供稿：熊雪锋；编辑：杨菲；核稿：陆美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