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第二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我们整理了开幕式以及闭幕式上主旨嘉宾的讲话，供读者思考，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在开幕式上的致辞整理。

刘元春

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媒体界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办第二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我谨代表学校对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同学以及线上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对第二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这一个疫情常态化的状态里面，对于会议，特别是国际年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网上与网下的结合，使很多传统的会议能够摇身一变，变成国际会议，使国内的讨论能够展现出国际的风范，这也是新冠疫情时期中国人的智慧。我们真正做到了在每一个大的转折点和危机点，都能够抓住化危为机的机会。所以我想，中国人在这四十年里面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创造性，为我们的发展理论提供了最好的一个样本。所以说，我们可以感觉到经济学院这些年里，特别是在刘守英院长的带领下，扎扎实实立足于中国经济学，来展开方方面面的研究，这是值得我们学界欣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发展经济学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完全改变了它的格局，目前我们重新举起这一个发展理论的大旗，恰逢其时。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大家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不发达的经济、不发达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赶超经济等研究，基本都处于相对苍白的状态。很多讨论发展问题的，都是从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非主流的一些视野，来看待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发展经验，因此那时候，从缪尔达尔他们开始，讨论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发达的理论与不发达的经济。在80年代这种大转型时期，好像这种状况已经改变，这个改变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华盛顿共识。他们认为，利用新自由主义这一套经济哲学，为我们所有的国家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教义。因此大家也会看到，在90年代，很多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学者都哀叹发展经济学已经死亡。我记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几篇论文是大家必看的，一个是拉尔，发展经济学朝何处去，还有一篇是发展经济学是否已经死亡。为什么宣告它死亡？因为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一套理念能够完全取代发展经济学传统的结构主义，也能够取代不发达经济学、不发展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这些理论范式，能够很好地解释在这一个国际化、市场化、私有化浪潮中间，世界在新古典体系里面所构建的乌托邦的体系。

那么当然大家会看到，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最好的发展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为什么？因为我们正是按照这一套理论，我们创造了中国的奇迹。我们在当下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2008年美国大危机，以及由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十多年的长期停滞。这两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我们过去对于发展经济学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因为大家会看到，我们不仅仅要置疑主流经济学对于发展理论的置疑，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在危机的冲击下面，主流经济学自身产生了范式的崩溃和全面的修整。前几天有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本硕博实验班的开班仪式，我在这个仪式上就讲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对新古典达成新共识；2006年，很多货币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货币经济学所形成的十大准则，已经成为一种科学的范式，能够用单一的目标、单一的规则、单一的工具来解决整个宏观问题。那么因此，从90年代到2007年所形成的大缓和，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全面胜利，这是让大家非常欢欣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不到两年危机就产生了，直接导致他们所预言的一个目标、一种工具、一个规则这样的体系全面崩溃。这个崩溃标志性的事物，这些年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直接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所构建的传统的一系列政策哲学和政策理念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在2008、2009年这几年里，大家只是修正它，修正的有核心的几个点：第一个，他们认为用宏观审慎监管作为宏观政策的第三条腿，来弥补宏观经济学对于金融领域、金融危机关注的不足，这是很重要的修正。第二个修正是，他们认为应当在一般均衡里面更加注重金融部门的创新性发展。但是这些修正大家会看到，在这几年里面，特别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又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史诗般的五大事实它解决不了，第一个，更低的增长，它解释不了；第二个更低的价格，更低的价格，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资产价格低，现在变成负利率，期货价格低，期货价格甚至变成负价格。这样的一些事实很难解释。同时我们看到微观领域由于信息技术的爆发、数字经济的拥挤，我们所在微观部门假定的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这样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组织模式、竞争方式与新古典所假设的也完全不一样。这样动态的一种平衡和动态的微观竞争，使我们在传统的瓦尔纳斯均衡里很难理解。因此我们看到，这十多年里，我们原来所支撑的一些理论勇气基本上被现实消灭殆尽。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修正，很可能是一种经济学的革命时期的到来。大家会看到近几期美国的很多主流杂志都在讨论这个命题。但是这个命题还没有向我们的发展理论、发展经济学的领域进行扩展，特别是西方的一些主流的学者，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实际上我们对于发展理论的反思和总结，也已经到了一个革命性的始点，这个始点第一个就是人类发达经济体如何突破长期停滞的困局，这需要我们在宏观理念上有新的突破。大家会看到，最近IMF所发的working paper，特别是萨默斯的文章，他认为必须要有新的思路重新构建宏观的框架。

第二个很重要，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以及下一步所面临的问题，更需要新的思路、新的理论。这些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来源于何方？我们举目一望会看到，世界所面临的九大传统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时代在困难中不断在寻找答案，但是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传统的答案已经被证伪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谈到的一个超级问题——全球不平等问题、收入分配恶化问题。按照目前的统计，全球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已经与1929年的情况基本一致。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样解决它？29年、33年爆发危机之后，世界给出的解决不平等问题有四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前苏联模式，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消灭不平等的所有制根源，即国有化、公有化。第二种方案是纳粹所给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方案。第三种方案是英国和北欧采取的福利经济学的方案。第四种方案是罗斯福新政所孕育的社会政策，加自由经济的模式。但是大家会看到，目前这四大模式都已宣告失败，人类要重返传统理论来寻找解决当下的一些发展问题、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目前已经显得理论和思想非常苍白。大家会看到，美国这几轮大选里面，围绕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不平等、两极分配极端化，民主党和共和党给出好几个不同的方案，比如说全民收入计划、全民薪酬计划、全民工作计划以及全球资本税计划。大家发现，在这样的逆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崩溃的时代，这些答案实际上都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因此我们会看到，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必须要从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向另外一极进行转变，这个转变就是我们总书记讲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为人类思想的进步，为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最好的富矿”。我们在简评上做的一些卓越的工作，我们在快速进步当中保持基尼系数的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降的趋势，证明我们整个的政策方案、战略举措以及这些政策和举措所孕育的理论思想具有它的合理性和时代性。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大时代，是需要理论，同时也能创新理论的超级大时代，是一个目前主流经济学出现崩溃、现实世界在寻找答案的一个时代，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来研究中国在发展中间所孕育的新的理念、新的理论和新的范式。

今天经济学院邀请这么多的国际名家和国内大家云集在这儿，来共同讨论发展理论，我想这是再适合不过。作为学校我们大力支持经济学院持续地将这一个“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办下去，一定要在国际层面上发出中国最为自豪、最为深层的理论号角。

最后，祝愿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