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中诞生、创新和发展

简单地回顾一下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会从中发现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性,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从重商主义开始，资本主义需要原始积累,对外贸易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西欧封建社会晚期或资本主义初期,商业居于工业之上。重商主义者从商业资本的运行出发,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代表,且来自流通领域,主张多卖少买。为了多卖少买,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贸易保护,兴办“国家工场”。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安图安·徳·孟克列钦1615年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是指管理国家经济的科学。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1621年发表了《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这本书后来经作者彻底改写,1664年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为书名重版。我们看到,最初的经济学理论回答了当时给定条件下一国如何致富的问题。既有理论分析,更有政策建议,还有社会实践。重商主义在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的原始积累问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之后，斯密系统提出了市场经济理论,从体制层面解决了人类如何富裕的问题。历史进入了工业资本主义。这是真正市场经济的开始。斯密面临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使人类富裕的问题。他于177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其书名可见,就是要回答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富其国裕其民的问题。他批判了重商主义者只有对外贸易才创造财富的偏见,在经济思想上第一次宣称: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他从体制或制度安排层面回答了人类富裕之路,这就是分工加交易的市场经济体制。斯密的家乡在格拉斯哥,这里是苏格兰的工业中心,分工和交易十分发达。斯密的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大规模展开,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分工和交易的魅力。他的书第一章是“论分工”,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从“利己心”和分工出发,斯密给予市场经济以高度评价。斯密指出,人们在支持国内产业的投资时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会把一切资源配置得很好。他强调,投资的权力不能委托给那些“大言不惭地,自以为有资格的人”。他说,“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上。”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自动地卖出去,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斯密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工商业一般事务进行干预,认为政府的职能是保护私人产权,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因直接观察且善于分析,抓住了人类何以致富的根本问题,描绘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从体制层面回答了人类何以富裕的问题。斯密的理论创新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芒。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按照斯密所描述的模式一路前行,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市场经济充分展示了他的魅力。然而,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在1929年发生了,危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的先驱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关于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论断。

历史造就了罗斯福。1933年3月,罗斯福面对着惊涛骇浪般袭击的经济萧条的严峻形势,就任美国总统并宣布着手治理经济萧条。罗斯福是在缺少治理经济危机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摸索前行。

罗斯福新政着重于需求管理,其基本特征是:

①鼓舞民众信心。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讲过一句十分精彩而著名的话:“我们唯一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这是其新政的指导思想。

②一反自由放任,强调国家计划和需求管理,包括直接对农业生产进行干预。

③摒弃了传统的财政平衡的做法,接受了财政赤字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观点。

④扩大信贷,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刺激私人投资。

⑤向国外转嫁危机,包括宣布美元贬值,组织美元集团等。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需求管理的措施后,从1933年开始,经济开始复苏,尽管速度比较缓慢。

凯恩斯适时地出现了。经济危机造就了凯恩斯旨在应对经济危机和经济下滑的经济理论。凯恩斯对经济危机做出了划时代的分析,主张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以需求管理力阻经济的下滑。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详细地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他一反古典经济学把供给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把消费,甚至是奢侈性消费放在第一位,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不在经济制度,经济制度没有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有货币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基于三大心理规则。第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第二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第三是灵活偏好,即人们愿意保持和拥有更多的货币。基于上述的分析,凯恩斯一反自由放任,主张积极的政府干预。他的政策的特点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其目的在于阻止经济下滑,不在于平衡预算,稳定通货膨胀。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可以发挥乘数效应,即可以带动民间更多的投资,并由此形成更多的就业岗位。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被称为通向繁荣的经济学，凯恩斯本人也被称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确实带来了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凯恩斯抓住经济发展面对的新问题,创新了经济学。如果没有凯恩斯的理论贡献,罗斯福新政就可能只是一时的政策选择,正是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创新,以及凯恩斯的信徒们前仆后继地论证和完善该理论,需求管理才上升到科学的层面。至此,需求管理成为各国政府面对经济萧条时条件反射式的选择。

面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负面效应,为了解决滞胀,诞生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是打阻击战的,是花钱保速度或者买速度,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短期内会推高物价或复制原来的产能,时间稍长就会出现严重的结构问题,进而引发滞胀,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都是为了解决滞胀应运而生的。

供给学派的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政策是里根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的代表是阿瑟·拉弗的代表作“拉弗曲线”。拉弗是里根竞选班子里的经济顾问,一天早餐时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曲线。这条曲线描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即超过某一点后,提高税率会强烈抑制纳税者的经济活动,以至税收会减少。意即税率太高,纳税者觉得不划算,因而不愿意生产,税收反倒减少了。税率低到某一点,人们认为值得干,微观层面的蛋糕做大以后,税收反而更多。据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资,更好地发明创造,更勇于承担风险,甚至更敢于消费。他们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会提高生产率,增强经济实力,降低通货膨胀。里根担任总统以后,实行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也对于解决滞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货币主义认为凯恩斯理论分析的前提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弗里德曼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三种情况,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即此消彼长的阶段,凯恩斯仅看到了这种关系。第二阶段,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由于人们已经根据通货膨胀的过程调整了自己的预期,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不存在了,成为难以消灭的“硬核”。第三阶段是政府实行错误的干预政策,自由市场机制受到干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变成相互加剧的关系。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在最初阶段(短期内),由于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减少了失业。然而到了第二阶段(长期),事情又恢复到了老样子。不过还是有一个重要区别:经济恢复到了先前的就业水平,但工资和物价都比以前更高了。弗氏的结论是:在短期内,失业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成反比的,具有替代关系,但在长期内这种关系却会消失,那时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就没有关系了。再要实行扩张性政策,结果只能是滞胀。据此,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物价稳定,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基本一致的水平,例如每年增加4％~5％,其他问题都让市场去解决。

依据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设计的经济政策曾经使不少国家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政策主张付诸实践,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政策;美国里根担任总统后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主要内容。弗里德曼成了治理滞胀,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以上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简单回顾,说明了经济学是在解决问题中发展的,是实用的科学。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在解决问题中发展的。就经济体制而言,我们曾经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理论的推导证明计划经济有无比的优越性,然而实践中的低效却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体制选择的问题。我们既要解决计划经济的低效问题,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于是经过长期的理论探讨,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致富,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各国的市场经济又各具特色。我们试图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人们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可以看出：

第一，经世济民是经济学的宗旨。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了富其国裕其民,是为了一国,甚或世界的经济发展。尽管经济学理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其正确性也是相对的,但经世济民,不尚空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富其国裕其民的宗旨一直没有变。

第二，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任何学科都是在解决本学科特别面对的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问题所以成为问题,或者是说已有理论不能解释,或者是新出现的现象,理论尚未来得及解释。敏锐、准确地发现这些问题,加以剖析、解释、抽象,形成理论,这些理论再经过实践检验。如果实践证明是可行的,问题就得到了相对的解决,理论就上升到了新的层次。任何学科,包括经济理论就是在解决无数的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累积不断发展的,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连在一起,就形成了理论体系。

第三，研究者要深入实践,对实际情况有深切的感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认识分成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感性认识就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参与或深切感知。如果没有直接感知，格拉斯哥最初因分工带来的经济效率,就不可能有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如果不是当时在英国的观察和阅读,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不是对计划经济的实践的感知和反思,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据此,要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研究者一定要深入火热的经济实践。

第四，要善于使用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使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举例说,“面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些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所要做的那种琐事。”［2］(P8)所谓抽象法,就是从大量的现象入手分析其内在联系,从中找出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得出科学的结论,并形成特定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就是这一方面的典范。既有自己的范畴、又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还有该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性层面的结论。如果不擅长于科学的抽象,那就只能是一堆材料,就只能从现象到现象。现在在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有一种倾向,热衷于模型,而不是擅长于抽象。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将此与科学的抽象法做了对比,称此为一般擅长于技术层面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事的工作,而科学的抽象则需要智慧。

第五，经济学的发展要有竞争。从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出,经济学有很多流派,他们都从自己特有的角度研究特殊的问题。他们的理论是他们所处环境、所处角度的问题,是特定立场的观察和思考,都旨在解决特定的问题,因而其正确性也是相对的。这些供决策者选择的经济学流派之间存在着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经济学就很难谈得上发展。

二、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肥田沃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一场巨大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为中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肥田沃土,其意义如同当年英国的发展为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肥田沃土和研究对象一样。需要的是中国经济学家积极地投身其中,进行科学的研究,就能有丰厚的收获。

在这块开放的肥田沃土上,诞生了一系列以其为研究对象的观点和理论。例如:第一，解决了历史悠久的大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作出了理论贡献。与成功实现持续发展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发展的起始条件是大和发展的不平衡。同时,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所积淀的历史、文化深厚。怎样去其糟粕、汲其精华,使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是一个划时代的课题。我们把大的特点转化成了发展优势:

(1)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稳定是公共产品,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

(2)中国历史上政府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强,只要作用的方向是正确的,还是可以起积极作用的。中国的实践证明了这种特点在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3)实现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第二，解决了体制方面的问题,为研究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和体制条件作出了贡献。当几乎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选择了休克疗法的时候,我国则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经济体制没有截断历史,遵循了“路径依赖”的原则,不会产生剧烈的社会震荡。这样的体制还可以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保证经济稳定地发展。第三，为研究农业大国如何转型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传统农业国如何发展成现代工业国,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课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比非常高。一般认为这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我们把这个不利条件变成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充裕,我们利用这样的比较优势进行资本积累,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丰富的劳动力红利。当然,我们并没有陶醉于劳动力价格低这样的比较优势,而是随着人力资源转为人力资本,随着资本的相对丰富,不断推动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我们明确宣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其显著特征是从高速度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第四，面对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研究追赶型国家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早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面对的任务相对简单,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21世纪以来,推进现代化面临两个重大条件的变化:一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二是全球生态问题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及时指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协同推进“五化”,是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深化了追赶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三、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

1.怎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真正落到实处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至今在实践中落实得还不理想。面对的问题是:(1)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源必须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里加以配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是难以高效,二是更易产生腐败。难以高效因为信息和能力有限,这已被计划经济体制所证明,腐败则是在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寻租可能是一种“最大化”的理性选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引用《评论家季刊》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应当成为我们研究如何使体制高效运行，最大限度地克服“寻租”现象的一个有意义的思路。(2)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出发，积极推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改革。最佳状态的经济运行是兼具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3)怎样才能做到宏观调控有度？“救火”式的宏观调控说明市场经济的体制还不健全，体制本身的运行有问题。此外，过度的宏观调控使指导市场的信号频繁变化，这会影响到人们对市场的预期。我们的改革应当首先在完善体制上下工夫，其次是使宏观调控体系更加科学，更加健全。（4）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问题。我们的地方政府承担着发展经济的主要责任，各级地方政府存在着事实上的“竞赛”。地方政府的官员首先是人。他们会遵循人类行为的一般原则，在约束软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更易于搞政绩工程，形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个别地方政府甚至为污染环境保驾护航。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位，以及怎样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今天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应当研究怎样摆脱两个陷阱  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发展路径曾经为我们所大力推崇。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后发优势。所谓比较优势,传统的意义就是发挥劳动力便宜,资源环境便宜的比较优势,以低端的产品通过对外贸易完成最初的原始积累。一些追赶成功的国家虽然在最初也遵循了“比较优势”原理所指引的道路,之后及时摆脱了资源、环境便宜,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比较优势,适时进入了科技创新的比较优势,成功跨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我国的发展也证明了不能陷入传统比较优势的陷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兴建了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如果我们仅仅是发挥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我们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解决了发展之初的资本缺乏问题,但这样的模式只能使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由于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产业门槛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这样的产业。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越来越多的人被这样的产业所吸引时,人们紧接着会发现,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少有的利润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事实上,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在科学技术的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的今天,一国的经济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显然,资源环境、劳动力变得昂贵并非坏事,它逼迫我们摆脱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应当研究怎样适时地摆脱传统的比较优势,不至于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另一个是如何避免后发优势陷阱。后发优势是指一国虽然后发展,但可以利用先期发展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技术,通过模仿而少走弯路,节省大量用于探索和研究的费用。发挥后发优势的模仿可以做大,让GDP迅速膨胀。后发优势陷阱指的是由于模仿可以发展,从而淡化了改革创新,一旦需要创新的时候,由于缺乏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安排,货真价实的创新很难出现,以至陷入后发优势陷阱。事实上,创新不是号召和规划出来的,是制度安排、环境使然。创新是探索未知领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创新能否成功取决于创新者所掌握的信息是否充分,作出的判断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方向,以及必须攻克的技术难关是否能够取得突破。其次是来自市场的风险,即使技术方面的创新成功了,但不等于市场就接受这样的创新。创新的这些特点,要求社会文化既激励冒险,又包容失败。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是人们广泛参与的创新,并因广泛参与而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是缺乏协调、缺乏规划的反面。美国学者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指出,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规划,才使创新具有了多样性。他写道:“如果让国王一个人选择投资的项目,那只能造就色调单一的国家”。故此,市场经济下的万众创新需要特有的商业氛围。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后发优势的模仿,不是着力于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我们就可能陷入后发优势的陷阱。

3.应当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耦合问题  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并会反作用于经济体制。体制与文化是一个广泛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结合。

产生于自然经济与封建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是:(1)缺少独立人格,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2)封闭。自然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偶然发生的交换也只是小生产者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在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上都是十分有限的。这种生产方式缺少优胜劣汰的竞争,且难以发挥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是一种封闭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也是封闭的。(3)在农耕文明和封建等级制度下,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狭小,社会价值诱导信号单一,对为仕趋之若鹜。(4)追求终点平等和安贫乐道的知足常乐,稍富即安,目标层次不高。在消费方式上由于生产规模的限制,崇尚小生产方式的借鉴和自给自足是其必然选择,由此又抑制了需求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减少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5)推崇“中庸”,冒险和创新精神不足。所有这些,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浓厚的商业氛围和企业家精神、自由选择、公平竞争、诚信、永无止境的奋斗等文化因素相去甚远。当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以此为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和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经济发展还要深入研究和解决一系列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民营经济平等进入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城镇化的问题等。通过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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