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黄卫平:抓住机遇 才能逆风而行
发文时间:2011-04-06

抓住机遇 才能逆风而行


[提要] 黄卫平:归纳通胀上涨的原因,从中国实际出发,大概有GDP的物质内容的变化、货币超发、输入型、供求结构变化等因素。由于中国经济周期与全球不完全一致,在世界经济形势不好时,中国不一定不好,甚至可能是发展的巨大机遇。

  ■ 人们说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是最不确定的一年,但不确定中存在着确定。

  ■ 1997和1998年是中国经济转折点。1996年以前,中国经济的特点是短缺经济;1996年以后,则进入过剩经济时期。

  ■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基调,是“一个管理、两条主线”。

  ■ 从GDP总量来看,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 我相信,中国将是第一个能够以7%年增长速度,连续增长40年的国家。


  最近几年,世界经济运行跌宕起伏。中国宏观调控阴晴难测,在闪转腾挪之余,整体经济格局却是峰回路转,在去年晋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和政策走向如何?经济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有何变迁?

  日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黄卫平在深就十二五规划与当前的若干经济问题,为人大深圳研究院学员做主题演讲,记者借机与他展开热点对话。

  1

  宏观调控政策

  明显转变

  记者: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变局堪称波诡云谲,经济形势判断难度加大。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宏观经济格局?

  黄卫平:人们说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是最不确定的一年。总体来说,就是缺乏方向感,刮东风也行,刮西风也行,现在还有可能刮旋风,但我感觉不确定中依然存在着确定。

  从2008至2010年连续三年的春季时分,我都要到美国出席次贷危机的研讨会。美国经济在2009年是相当困难。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所有电视和平面媒体都在说一个主题――“告诉国民如何节约”。

  到了神州大地,却在告诉国民怎样花钱。也就是说,在别人困难时,中国经济却是一枝独秀。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录得10.3%的增长速度,并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第二,今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记者:经历十一五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十二五规划和以往的规划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黄卫平:十二五规划中最大看点,是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加关注民生。在24个主要指标中,有9个与民生有关;在12个限制性指标(以前叫指令性计划)中,有4个与民生有关。值得关注的是,两个7%的指标,即GDP和老百姓收入均为每年增长7%。

  另外是内外均衡。在进行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时,我曾提出了在保持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争取做到进出口平衡。现在来看,当时这一政策目标实现的难度较大。不过,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再度强调内外均衡,以及经济增长与民生均衡。

  记者:过去几年里,国家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逾20万亿的货币超发效应持续发酵,昔日的保增长目标开始由稳增长所替代,这是不是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已转向?

  黄卫平: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基调,是“一个管理、两条主线”。一个管理是今年要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两条主线,实际也是“十二五”规划的两条主线,即调结构的主线和保民生的主线。

  对比2010年和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项主要任务,有一个变化是非常大的。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三条为“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在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农业从第三条摆到第二条,说法叫做“推进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政策变化的背后透露什么信息呢?

  从政策角度来看,2010年是从拉动内需角度定位“三农”发展情况;今年则从扩大需求转到扩大供给。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通胀问题。如果没有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对通胀预期很难实现有效管理。另外,从供求两个角度来分析更全面。

  2

  GDP总量超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去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和国外媒体的高调关注相比,本土媒体反思居多,类似幸福指数比GDP更重要的思潮涌现,甚至还出现GDP无用论的观点。

  黄卫平:在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时,网络上关于GDP无用论的观点,应是基于GDP与幸福感无关的考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因人而异,难以用数据来衡量。而且,欲望的满足常伴随边际效应递减效应。以吃馒头为例,吃一个解饿,二个刚饱,三个就吃撑了,四个受不了,第五个可能要你命,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记者:作为全球公认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最佳指标,GDP统计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黄卫平:美国经济学家萨谬尔森曾言,“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GDP指标现在仍然有用。人类的经济行为主要干两件事,一是创造财富,二是分配财富。如果认为财富增加也有问题,无疑过于偏激。

  新增财富(蛋糕)必须做大,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在关注GDP指标的同时,对国民总收入即GNI的关注,是当今世界的新潮流。所谓GNI,统计的是一国公民一年内创造的财富,与其所在国家无关,华侨在海外创造的新增财富,事实上和国内老百姓的福利关系不大。中国经济总量虽然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仍排在全球第124位,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记者:在晋升“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离美国这个全球第一还有多远距离?

  黄卫平:按照美国智库的预测,假设中国和美国年均GDP增速分别为9%和3%,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中国可能在202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自秦始皇以来,中国GDP总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位,乾隆时期,占全球GDP总量的三成。不过,经济总量大不等于国力强大。在清朝甲午战争期间,全世界都认定中国的北洋舰队赢,结果却是意外大败。

  即便到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GDP总量仍是世界第三,在美国和英国之后。从GDP总量来看,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问题是GDP的质量。

  3

  增长内容变化拉高通胀

  记者:决策层在2009年底开始着手管理通胀预期,缘何至今通胀压力未解,反而有压力上升的可能呢?

  黄卫平:通胀意味着人民币对内贬值。一些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通胀的现实情况:以30元人民币来计算购买力,在1978年可购买99斤大米+12斤猪肉+10斤食用油;在1998年可购买11斤大米+2斤猪肉+2.6斤食用油;在2008年可购买5斤大米+0.7斤猪肉+1.1斤食用油……

  有人推算,2009年100元等于1978年15元的购买力。就算是从1990年1月-2009年12月,中国CPI月均增速均值为4.81%。

  分析中国的通胀压力,CPI构成的差异应加以关注。简单推算2010年的权重结构,食品类占权重为34%,居住占比为13%。相比之下,美国CPI构成中住宅类占比达42.1%,食品和饮料仅占15.4%。

  为使CPI统计更为科学,国家统计局对权数构成进行了相应调整。其中,居住提高4.22个百分点,食品降低2.21个百分点。即便如此,食品类占CPI权重仍然较大,如果是因为农产品因素导致物价上涨,央行收缩货币不一定能有效控制通胀。

  记者:时下,将通胀诱因归结于货币超发,是货币主义者的观点。中国式通胀是不是有其不同诱因?

  黄卫平:归纳通胀上涨的原因,从中国实际出发,大概有GDP的物质内容的变化、货币超发、输入型、供求结构变化等因素。其中,我认为GDP的物质内容的变化才是这些年物价持续上升的基本原因,认识不到这一点,有可能在治理货币超发的过程中,反而刺激物价上涨。

  在过去30多年来,中国GDP以年均9.8%的增速飞速发展。这些年来GDP增长的物质内容,不再是以前的日用品和农产品,而是高楼、高铁和机场。

  GDP是新增财富,GDP增速越快,财富增加越快,相对来讲,居民的收入就越高。当居民收入增加时,整个货币收入自然提高。

  由于GDP增长的物质内容是高楼大厦,而不是农产品,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速。当相对大量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量的农产品之时,农产品价格一定只能升。

  事实上,人们大概能够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蔬菜是几分钱一斤,90年代几角钱一斤,现在则几块钱一斤了。因此,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既可抑制通胀,又能保障民生最基础的需求。今年经济工作六项任务次序的变化,反映出中央对农产品供给的重视。

  4

  抓住机遇才能逆风而行

  记者:大国崛起离不开国际环境的支持,更关键在于“化危为机”的能力。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是不是与把握机遇能力强有关?

  黄卫平:用“多难兴邦”来形容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有其合理独到之处。事实上,中国经济运行周期有其特殊规律,往往是8至10年一个周期。同时,GDP增速一旦到达两位数,持续四五年就要调整。

  由于中国经济周期与全球不完全一致,在世界经济形势不好时,中国不一定不好,甚至可能是发展的巨大机遇。

  典型例证就是,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不确定。但是,以欧美为主的出口市场稳定,一些订单从东南亚转移到中国,中国抓住机遇做大出口,短短十年内成为世界工厂。可以说,中国经济是从1997和1998年后才走上常轨,城镇化以及农转非带来的生产行为的变化,让农民工第一次走上历史舞台。

  在2008至2010年,以欧美为主的世界金融中心出现危机,外部环境可谓恶劣,主要出口市场陷入危机。中国及时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出台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内需迅速转旺,再一次论证“别人难受,中国特棒”的发展轨迹。

  记者:在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在十二五期间会不会遭遇不利的国际因素?

  黄卫平:应该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有“被世界工厂”的一面。在1997至1998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全球大量的直接投资转移到中国,订单是人家给的,资金是人家转移而来。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都在谈世界经济失衡这一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涉及主要是地球村里穷国和富国的失衡,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现在,这一概念出现180度的转变,提的是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只有贸易顺差过大的国家主动调整,世界经济才能平稳发展。

  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量均为全球第一,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已是势在必行。以外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这是中国必须进入结构调整的第一个助推力。

  同时,由于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地球村可持续的发展受到了挑战,世界经济需要共享性增长,也就是常说的包容性增长。社会共享的概念,全球一致认同的是反贫困、公平、机会均等、社会包容,以及构建社会安全网。由此出发,中国进行收入分配体系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弥补环境赤字的进程,必然成为十二五期间调结构的又一助推力。

  记者:面对控通胀、调结构和保民生的政策目标,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乐观。您怎么看待这一分析?

  黄卫平: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持悲观论的主要逻辑,是预期中国快速的薪资增长和房地产价格飙涨,导致资源错配,中国终将面临银行体系的坏账风险。

  Grant Thorton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公布2011年《国际商业问题问卷调查报告》称,在被调查的300家内地企业中,预测经济前景乐观的占比,在2011年仅为42%,从2007至2010年分别为86%、78%、30%和60%。同时,一项全球调查结果显示,有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未来5年可能将爆发金融危机,有40%的人认为中国可能在2016年后爆发金融危机,担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或将难以继续。

  从经济周期的运行机制来看,中国经济已告别2009年一季度的谷底,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我相信中国将是第一个能够以7%年增长速度连续增长40年的国家。

  最近,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滞涨的预测开始出现,即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年增长低于6%,物价高于4%的格局。其宏观逻辑是刺激民生的财政支出将导致供求失衡,物价因此上涨,通胀出现。而企业则因为担忧财政赤字的危害而不敢加大投资,同时银行紧缩银根,令企业贷款困难,持续这样做会造成经济增长停滞。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通胀已然出现,但短期内并不至于出现停滞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