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1.3%。 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个 百分点。

这些数据与城镇化进程与户籍制度改革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对于农民脱贫又释放了哪些信号？中国网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宋扬。

中国网：农民工总量的增幅近年来持续回落，是否与户籍改革有关？

宋扬：经济学中通常采用推力-拉力理论来解释劳动力的迁移。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数量的增幅下降，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推力减弱，拉力不足。一方面，近年来中央持续出台的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14年以来，城乡收入比已经缩小到3倍以下。因此，农村对农民的推力减弱。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传统产业 的增长动力不足，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使得城市对农民工的拉力不足。

但是，我们不应该单纯用农民工的人数作为判断户籍改革成败的依据。 首先，农民工增幅下降受多种因素影响，而有些因素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例如城乡差距的缩小对提高农民的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是有益的。其 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作为户籍改革的重要目标。从这一目标来看，农民工增幅下降恰恰说明了有些农民工已经转 变为了市民，获得了当地的城市户口，这些群体就不会再计入农民工的统计之中，这正说明户籍改革是有成效的。事实上，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经从2013 年35.9%提高到2015年39.9%，提高幅度超过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加快。

中国网：在农民工总量增幅下降的同时，工资水平的增幅也连续三年下降，是否与经济进入新常态有关系？

宋扬：首先，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需求是派生需求。当经济进入新常态时，产品市场的不景气会传导到劳动力市场上，降低劳动力需求。对农民工的市场需求下降时，工资和就业都会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其次，与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就业的人数在下降，第三产业就业增加，而第二产业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第三产业。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拉低了平均工资。

再次，与农民工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近年来的户籍改革使农民工得以享受更多迁移地的公共服务，如农民工子女享有了在迁移地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部分地区还允许其在当地参加中考乃至高考。

此外，二三线城市以及小城市大都降低了落户门槛，这些改革措施使得举家搬迁、举家落户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女性农民工比例、50岁以上农民工比例都在逐年提高，这些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更多的从事较低收入工作，进一步降低了平均工资。

中国网： 农民工收入水平增幅的下降是否会延缓城镇化进程？这对我国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有何影响？

宋扬：应该不会。

从 过去几年农民工人口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出，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已经进城务工了，新增的农民工多数为女性、高龄农民工、或者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尽管平均工 资增幅放缓，但对增量的人群来说，他们在城市中依旧可以获得比在农村务农更高的收入，推力-拉力理论依然成立，所以平均工资增幅的放缓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 阻碍城镇化进程。

从扶贫的角度来看，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对减少贫困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13年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被反复强调，并作为基本方略加以确认。

事实上，户籍制度改革会降低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利保障和公共服务，进而增强城市对于农村贫困人群的拉力，有利于帮助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劳动力实现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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