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整体经济出现新常态，而北京经济从总量、内容和结构上也都出现了新变化。如何理解这些变化，不仅对企业、居民的决策有重要意义，对政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政策更有相当影响。

   首先，总体上说，北京和国家整体情况相似，经济增长将会持续，但速度会有一定程度下降。不同于整体的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下，北京的经济结构变化更大。随着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大，北京正从一个大服务业经济体，逐步过渡到强服务业经济体。其次，北京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低收益、低风险的“与发达国家合作，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模式转向产品和服务的上游，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过程。第三，新的产业形态兴起，不再主要依靠产量和价格进行竞争。第四，电网和天然气、石油管道等网络性质产业在经济中重要性日益上升。第五，文化传媒产品的全球化过程明显加快，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竞争、文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第六，医疗领域发展越来越快，在经济和就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第七，足球、篮球等体育产业正经历超常发展，同时经历从政府到市场、从本地到全球化竞争的过程。

   北京经济发生的新变化，给企业、居民和政府的投资、生产和消费决策带来了巨大挑战。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从产业链低端往高端移动，收益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增加。今天越来越多的北京企业从发达国家的合作者向竞争者转变。这种直接面向全球对手的竞争，成功了，收益巨大；失败了，损失不小，需要思考和研究如何在收益风险规避方式之间找好平衡。其次，新的产业形态，如高铁、北斗星、航空航天、深海探索、特高压和大飞机项目等，其发展路径、市场结构乃至企业和行业的组成形式都还有待探索，才能够从“赢家全拿”的系统竞争中脱颖而出。对此，企业需要创新，政府也需要从传统的支持方式中转变，以便更有效地帮助企业。第三，在电力、天然气、轨道交通等网络为核心的产业中，何种形态的市场结构、何种形态的政府监管是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这些上游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价格水平对国民经济有直接影响。政府如何遵从规律，合理干预数量和价格？第四，文化传媒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竞争，如何有效组织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定价，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都必须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他国经验和教训很难借鉴。第五，医疗产业关系国计民生，重新审视医疗产业的性质，组织好医疗服务的提供，改善医患关系，找准服务定价，理顺公益和市场的关系还需要艰难过程。第六，在体育这样以观赏为主的行业中，数字可视化消灭了国家的界限，传统保护弱小产业的方式方法都已失灵。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保护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总之，在新常态新阶段，深刻理解新变化和特征，回答好上述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北京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