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坠落阶段，中国仍努力维护秩序的开放性和规制性；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可能使国际秩序彻底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

“我不担心中国的崛起，我更担心的是特朗普的崛起。”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如是说。

正是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二战后确立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走向了衰退，美国越来越从国际经济秩序的领导者转变为掠夺者。这也使得国际经济秩序转型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前景。

笔者认为，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努力，国际经济秩序有可能重回既尊重开放的国际体系又兼顾国内社会需求的框架之中。

一、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根本特点

“秩序”通常指维持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基本或首要目标的行为模式。具体到国际经济秩序，对当今有影响力的是英国19世纪建立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秩序。1846年，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开始实施自由贸易改革，并以战争、殖民等手段将自由贸易原则推广到全世界。二战后，新的领导国美国用其“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秩序，这一秩序经过多次调整，持续至今。

国际经济秩序主要包括下列几项要素：国家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制度建构和政治环境。“嵌入式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自由秩序，能够产生合作和自我克制。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对外经济政策依赖于一定经济条件。16世纪到19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及英国凭借航海优势对外贸易扩张，选择了自由主义；而18-19世纪的美国是通过保护贸易立国的。自由和保护是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一组基本矛盾，时而自由主义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变得流行起来，时而保护主义占上风。

二战后重建国际经济秩序时，自由主义占了上风，并通过建立国际组织、进行国际立法使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一套机制。这套机制以多边为框架，被西方学者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特点是：保持世界经济开放，又要保护国内社会。

以关贸总协定（GATT）的建构为例，全球贸易的规则是自由与保护并行的，反倾销等措施对国内社会给与了保护的可能。1945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条款以及1961年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资本自由化条款均含有保护各国管制资本的权利。实际上，“嵌入式自由主义”是尊重国际经济运行规律的制度设计，为自由留出了安全阀（保护国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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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治下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在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从形成相互依赖到制定社会性契约再到形成国际制度，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是一个秩序不断加强或消减的过程。换句话说，秩序是变化的，受各种因素影响得以创建、得以发展并走向衰退。

“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阶段，其发展的顶峰是新自由主义大流行；二是多边国际秩序走向碎片化阶段；三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动荡阶段，表现为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流行。

1.多边自由主义阶段

在这一阶段，美国构建世界秩序的重点是遏制苏联，GATT沦为冷战工具，一方面多边体制对体制外的社会主义模式充满敌意，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以复兴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共同遏制苏联。

总体上，该阶段的国际秩序是自由主义的，其顶峰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大流行。主要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执政，推出里根经济学，并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改革，成为传播“新自由主义”的中心；1990年，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出台，芝加哥学派的弟子（Chicago Boys)活跃在世界各地；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等积极推广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加剧了美国贫富分化，加剧了国际社会国家间的贫富分化。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 产业工会联合会公布的《高管薪酬观察》报告，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和普通员工的平均工资之比，1965年为24倍、1979年为35倍、1989年为71倍、1999年为29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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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碎片化阶段

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失败，多边贸易体系首次出现重大裂痕。冷战结束使美国外交政策从对苏联的遏制转向应对欧洲和日本的相继崛起。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参与和扩展”的外交政策，重视区域经济合作，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911后，小布什试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霸权体系。2003年WTO坎昆部长级会议再次失败，这应该是多边体系走向碎片化的转折年。

自此，各类区域、双边协定得以签署。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称这种现象为“竞争性自由化”(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即以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倒逼多边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多边体系被破坏的速度是惊人的，据WTO统计，截至2015年10月15日，全球区域贸易协定(RTA)累计达265个，绝大多数国家参与了一项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

3.衰退阶段

特朗普上台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进入第三阶段，走向衰退。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对现行国际多边机制中不利于美国利益的规则与制度安排进行贬低攻击，甚至随意毁约、“退群”，发动了对多个国家的贸易战。

人们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放弃国际领导权。近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在《外交事务》上发文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思想”，提出了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修正的贸易政策，即以工人利益为核心的贸易政策。

莱特西泽同时指出：“在未来几年，美国将面临两大贸易挑战：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对市场的塑造，和功能失调的世界贸易组织。”他认为：“与许多国际组织一样，世贸组织已经偏离了最初的使命。世贸组织原本是协商贸易规则的谈判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互相指责的诉讼场。”

而美国为了“驯服”世贸组织，特朗普政府对上诉机构重拳出击，成功让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正式“停摆”。莱特西泽认为：“想成功驾驭贸易这一猛兽需要灵活性、实用主义以及打破旧惯例的意愿，同时在面对国际精英时要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勇气。”

莱特西泽的阐述部分说明了特朗普政府的国际经济秩序观：第一，多边机制已经偏离初衷，需要驯服；第二，要用破坏性方式进行驯服；第三，重构的新秩序中，中国是特殊的；第四，新的贸易规则应矫正，强调保护国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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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阶段总体上表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的倒U型发展，即自由与保护这组矛盾，以自由为起点得到发展，达到新自由主义顶峰后开始碎片化，然后进入自由主义的坠落时期。

三、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角色

从时间序列上看，中国进入美国治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滞后的。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超越遏制，接近中国。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地位得到改善的标志性事件是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接触中国。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受益于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曾持续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07年、2010年分别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与第二大经济体。反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全球的权力占比确实在缩小。

从行为模式看，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扮演了建设性角色。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危机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定在原来的G7之外，建立G20这一包括主要新兴国家在内的国际协调机制，这是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的关键举措，中国发挥了作用。再如，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流行时，2017年，中国在达沃斯表达了坚持开放，维护国际秩序的态度。在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始终坚持以打促谈的立场，随时欢迎美国坐下来谈判。

从观念上看，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看法和美国不完全一致。美国强调以破坏性方式驯服WTO，中国与欧盟等国一起，提出了WTO改革的建议；美国主张“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而中国长期坚持相互依赖和合作共赢；美国认为中国是特殊的，试图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改造成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秩序”，认为单极国家(美国)拥有一种普世性的意识形态并可以推广至其他国家，中国对此是反对的；美国宣扬与中国脱钩，中国主张平等对话，保持大门的敞开。

综上，在“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坠落阶段，中国仍努力维护秩序的开放性和规制性；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可能使国际秩序彻底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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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秩序破坏源于美国资本主义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流行，冷战似乎验证了自由世界的神话，而打破这个神话的却偏偏是神话的缔造者。这说明，现有国际秩序的失调是神话缔造者内部出了问题。具体讲，新自由主义改革侵蚀了支撑国际秩序的社会契约，更违背了“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的初衷。

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本质是美国政权是站在华尔街一边，利益集团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利益偏好转化成公共政策，控制财富和权力结构。用金钱武装的精英集团是美国政治的决定性角色，通过游说获得了政策寻租。

布什政府曾在2006年一年就对棉农补助了24亿美元，这一行为不但违背了WTO法，而且对非洲、印度和拉美的棉农造成了伤害。最近，特朗普发布总统行政命令，打压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这是美国政府和互联网公司对中国公司的公开掠夺。可以说，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扮演角色，越来越从领导者转变为掠夺者，而这是美国国内政治模式支持和操纵的结果。

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下降。过去，尽管美国滥用武力，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它有开放贸易的主张，是国际秩序中公共产品的供给者。现在，美国正成为破坏者。从经济实力看，美国正处于相对衰退，其他国家的增长更快，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越来越小，这限制了华盛顿的行动能力。

对内，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问题也日益呈现，金融集团、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而普通民众则被抛到了后面。贫富分化使得美国民众拒斥当前的自由国际秩序，美国国内出现了较为强烈的“内顾化”倾向，认为美国应从领导世界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向国内事务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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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经济秩序的未来

国际经济秩序转型面临几种可能：（1）回到GATT时期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框架中，既尊重开放的国际体系又兼顾国内社会需求；（2）进入新冷战状态，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秩序下的经济秩序；（3）进入无政府的混沌状态，各种力量各种思潮混战；（4）形成地缘政治支撑下的经济区块，如北美区、欧洲区和亚洲区。

笔者寄希望于第一种可能，原因如下：

第一，资本主义是在全球扩张中诞生的，资本需要全球市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从本质上需要一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第二，“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秩序框架仍可用。国际精英们对“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理解时常是片面性的，追求简单的自由或粗暴的保护。实际上，GATT和IMF等国际组织在最初设定的时候是考虑到自由与保护的关系的。莱特西泽抱怨说“与许多国际组织一样，世贸组织已经偏离了最初的使命”，可见，他的贸易主张仍在GATT的初衷之内。

第三，特朗普政府搞单边主义，呈现出极端疯狂特点，但类似行为在过去的秩序中不断发生，仍属于常规性美国方式。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在遇到多边贸易体系发展不畅时，就会采取单边行动。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会继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不会在采取单独行动时有所犹豫。”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美国单边行动的抵制太软弱，现在是世界各国拿出勇气去“驯服”美国的时候。

第四，各国虽然频频处于贸易战的状态，但并没有抛弃“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精髓，仍以法律为武器。美国发动贸易战，援引301条款，无论这样的条款怎样违背国际法，怎样的霸凌，其行为方式仍在国际秩序的框架中。

依据以上四点分析，我认为世界各国合作，努力改革国际秩序是有可能的。那么，如何走向未来？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要解决内部问题，要认识到美国式资本主义出了问题，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走向腐朽。美国不能依靠颠覆国际秩序来解决国内问题。美国维持强国地位的唯一出路是自己将身上的肿瘤割下去。

对于中国来说，同样要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内循环体系。其次，中国不应因为与美国纠缠而放弃多边主义诉求，要阻止建立意识形态下的经济秩序，积极回应西方对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等焦点问题的关注。第三，在与美国的斗争中，要准备打持久战，既有斗争的勇气，也有谈判的准备。第四，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签订贸易协定，为国际秩序可能发生的第四种情形做准备。

（文章来源于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