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于当地时间12日下午1时宣布：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ngus Deaton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尽管迪顿教授至今已发表了近百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若干部著作，但笔者认为迪顿教授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定量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把测量家庭福利这一看似简单却极为复杂的问题具体化、实证化，为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税收、福利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测度家庭福利水平 关乎社会公平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家庭福利是指一个家庭在经济生活中过得如何。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其福利水平不仅仅影响家庭自身，对整个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如果家庭福利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过高，会引起社会不满，严重时可能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另外，如果一些家庭的福利水平很低，低到不足以满足基本物质生活的程度，此时我们称之为贫困。减少贫困，让公民能够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是每个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可见，只有准确地测量每个家庭的福利水平，才能把握社会总体的不平等情况、了解贫困的严重程度，才能更有效地制定各种税收、转移支付等公共政策。也就是说，测度家庭福利水平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迪顿教授的多数研究正是源于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准确测度 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在迪顿教授之前，学者大多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福利的标准，并依此制定福利政策。比如，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某一给定值，就认为该家庭属于贫困家庭，可以享受政府救济等福利。但是，迪顿教授却提出了在测度家庭福利时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具体包括家庭内部规模经济、健康状况、物价因素等等。

　　家庭内部规模经济是迪顿教授投入最多时间研究的问题之一。如果基于人均收入来判断家庭是否为贫困，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家庭内部资源共享的问题，由于贫困家庭通常人口规模较大，因此该种方法会高估社会整体的贫困程度。举例来说，如果两个家庭的月人均收入都是1000元，但是第一个家庭是由一对夫妻组成的，收入各为1000元，而第二个家庭只有一个单身者，收入也为1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两个家庭的人均收入相等，但是前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要比后者好，因为夫妻之间可以共享资源，例如可以共享住房、水电等等。可见，当存在家庭内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构建出具有可比性的等值规模收入对于准确测量家庭福利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测算用来比较不同家庭结构和人口组成的等值因子(equivalence scale)，迪顿教授开始了对家庭消费结构的研究。他引用率最高的论文就是1980年出版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文章，篇名为《一个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文章构建的需求系统保留了需求理论中一些良好的性质，同时便于实证估计。迪顿教授和后来很多研究者正是运用该需求系统分析不同家庭的消费结构和福利水平，特别是估算家庭内部的规模经济。这种定量化工具的提出为各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税收、福利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除了家庭规模经济的问题，迪顿教授认为在测量家庭福利时还应该考虑其他几个问题。比如，消费水平是否比收入更能反映家庭福利，不同地区物价水平的差异是否影响家庭福利，家庭资产与负债情况如何引入福利水平的测量，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影响家庭福利等等。迪顿教授围绕这些问题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以健康状况为例，他认为家庭成员的患病情况对家庭福利有重要影响。如果有家庭成员患了重病，在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即使家庭人均收入较高仍然会大幅度降低家庭的福利水平，甚至会出现因病致贫的情况。

　　迪顿研究成果 有助中国精准有效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愈加突出，这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这种背景下，准确测量家庭福利水平以及社会整体的不平等和贫困程度，进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来降低不平等、减少贫困就显得至关重要。

　　笔者针对我国家庭福利水平测量特别是家庭内部规模经济的测度正在开展研究。初期成果即将在国内顶尖的经济管理杂志《管理世界》发表。研究表明，在测量我国贫困状况时，考虑家庭内部规模经济并按照家庭的组成规模和人员结构而进行等值规模调整也是非常必要的，调整后的我国贫困率为5.8%，是不经过等值规模调整时的近一半。已有的很多文献中没有考虑家庭资源共享等情况测量出来的贫困率严重高估了中国的贫困水平。

　　此外，目前中国的很多反贫困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以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没有考虑家庭内部的资源共享、因病致贫等问题。习总书记今年在贵州调研时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可见，如何更精准地定义和度量贫困，以更加有效地使用和分配扶贫资金进而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借鉴迪顿教授的研究成果，构建更加科学、量化的家庭福利测量标准，在“保户”和“保人”之间做出更加科学的权衡取舍，提高低保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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