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为了响应习总书记“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的号召，推动中国经济学界加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研究，促进创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在2015年11月18日隆重举办了主题为“经济与历史——在中国经济学中如何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60多位专家学者，就相关论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成果。

一、经济学为什么必须重视历史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创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专家们对经济学历史本质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为什么是一门历史科学。与会学者都强调离开了历史、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任何经济理论都没有意义。二是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学者们支持吴承明先生关于“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的观点，认为经济史理论是对经济发展经验的抽象和深化，同时经济史研究还为检验和修正经济理论提供了可能性。

南开大学教授逄锦聚对于中国经济学为什么要加强历史研究提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经济学分析必须结合历史分析。经济学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实践经验不仅是当代经验也包括历史经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一门科学没有历史就没有根基。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实践经验和中国经济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经济学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四个来源，其中，中国实践经验和中国经济理论成果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支撑。中国当代重大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现代和当代重大问题的选择。第三，我国一段时间内经济学教育忽视历史是不正常社会现象的反映，在经济学中加强历史、重视历史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岗认为，理论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任何总结出来的规律都不应该是超历史的，具体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历史背景，才能够搞清楚历史形成的交互关系，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才能够正确地总结出经济规律。针对新古典经济学人性的永恒不变性和同质性的假设，林岗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性有着时代的特征，人们由于所处社会条件的不同，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也有所差异。人的思想作为其人性的反映，也总是人们对其所处时代的经济基础直接的甚至是扭曲的反映，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

北京大学教授刘伟从五个方面论证了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第一，经济学是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统一，经济学人一定要有人文关怀和历史担当。第二，经济学具有逻辑分析和价值取向的双重特征，具有一定的历史趋向，片面地、更多地、简单地强调逻辑解释能力会忽略经济学分析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趋势。第三，数学形式表达了经济学的科学性，但思想和理论的深邃性却是历史的，而目前却存在着淡化思想深邃性、强调数理完美性的趋势。第四，经济学应该研究国家的国情和历史，强调其在道路选择中的历史因素，而不是普世价值。第五，经济学面临着怎么处理现代和历史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对经济学发展更有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志凯进一步阐述了经济与历史的关系。她认为，经济史昭示着经济学的可能性。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以经济生活为出发点，是在经济生活中发现必要性、发现可能性，并加以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来自于现实的经济活动，而现实是刚刚发生的历史，其中的问题比比皆是。经济研究的一个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分析现实矛盾认识制度与政策的得失。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有着关键环节和特点，例如公与私、计划与市场、资源开发与保护等，反映着中国经济历史发展的内容。新中国60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不断选择、不断变革的过程。对于经济学而言，什么是问题，什么是规范的方法，要在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去探索。中国的问题是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现象的综合，需要多个学科的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春学谈到了经济学与经济史之间的互动问题。他认为，对于经济理论来说，经济史可以发现理论、修正理论、评判理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家可以给经济史提供思考问题的框架。对南北战争和奴隶制问题的研究、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研究都是历史与经济理论互动的成功案例，对历史和理论的发展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龙登高分析了一些历史现象与经济学原理相悖的问题，认为如果经济学原理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不能成立，或者理论陷入了认识误区和试错探索，那么这都是在提醒经济学家考察和反思阶段性的历史特征及其作用，从而修正经济理论。

就历史与理论的关系问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徐则荣和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邓久根认为，目前经济理论和历史割裂的现象，不利于完整地、正确地把握经济思想，比如，英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对于理解重商主义有很重要的意义。河北经贸大学教授张增强认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是基础性研究，是孕育新思想的温床。

二、如何历史地构建中国经济学

与会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构建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与会学者一方面呼吁摆脱各种教条主义的经济学范式，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坚持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避免其“非历史主义”倾向，为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提供现代工具；另一方面强调和倡导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自始至终坚持“问题意识”，研究和理解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解决中国革命和发展中的经济问题。其中，挖掘中国独特的传统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式道路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从而形成真正的中国经济学。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顾海良教授总结了构建经济学的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驳斥前人的观点而建立自己的学说，第二种方法是在历史和前人理论中寻找论据支持自己的学说，第三种方法是重建学说。顾海良呼吁在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中不应以西方经济学为中心，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不能忽视中国自己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教授颜鹏飞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应向历史转向，在向历史转向中处理好西学东学之间的关系，不应惧怕西学东借，而是应注意引进和借鉴西学中符合中国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的合理成分，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理论自信和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兰兮认为，经济史的分析框架可以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可以成为经济学的方法论，丰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她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关于“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使得这些命题的研究深度得到了空前的发掘，形成了那个时期中国史学的显著特色，尤其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史、农村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人的学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德步回顾了中国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提出了构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五个方向。第一，要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下，尊重历史，尊重自然，考虑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建立环境友好和生态和谐为基本理念的“自然”经济学。第二，在人本史观基础上，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确立以民为本的政策方向，建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民生”经济学。第三，中国经济学应该超越人的简单理性，同时彰显“感性”和“仁性”，建立“人文”经济学。第四，建立合作为体、竞争为用的“和合”经济学。第五，构建基于本民族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话语”经济学。

北京大学教授王志伟认为理论的发展史是互相交融的，理论的构建是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互动。王志伟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要从国情出发，每个学科都要借鉴历史的经验，将历史作为知识发展的根基。理论的构建关键在于对历史的正确把握，可以借鉴计量等工具性手段。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董长瑞认为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应当从人类的历史视角出发，正确把握人类的历史发展方向。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资料增加的问题，不能因为单纯增加人均GDP而忽视人的本性。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和内容并不相同，不同阶段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重点。

很多学者认为，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武力指出，生产力是关键，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需要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重视对行业和产业进行深入研究。他还指出了从国情出发进行大国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认识到政治统一性的重要性和强大政府的重要性，同时，还应该重视对大国发展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贺耀敏认为，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是考察我国经济史的基本出发点，吃饭穿衣是民生最基本的问题。他以我国解决穿衣问题和纺织业发展的关系为例指出，中国穿衣问题的解决丰富了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包括制度理论、工业化理论、技术变迁理论、全球化理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等。他还主张将案例经典化，因为经典案例是解读经济学的载体，能更好地推进经济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认为，中国经济学需要多种理论和不同国家历史经验的给养，应该将不同国家的经济史和富国政策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贾根良呼吁经济学界应该关注经济理论在其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多样性和连续性，关注经济学同其他社会问题之间丰富而复杂的关系，关注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在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的富国经济政策和它背后所蕴涵的不同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思想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毅针对目前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比较研究了美国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以期有助于制定中国制造业战略。云南大学教授张林提到了非正统经济思想对经济学多元化的作用。

南开大学教授赵津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伍山林都强调了经济学研究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特征和必要性。他们认为现有的大部分经济思想和学说都是在外国的制度环境下产生的，不利于很好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研究需要注意国外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差别性以及实用性，重视中国自身的特点和特有的制度，如专制制度和宗教信仰的缺失、户籍制度、国企、要素非对称优势、国有低成本、土地制度等，找到中国的特色，进行高质量的理论概括。

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

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发展问题也是与会代表讨论的焦点，这些讨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中教学和人才培养问题，二是如何评价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问题。

首先，与会学者反映，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普遍存在着削弱历史的现象。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为数不多的院校开设了相关课程，但是这些院校的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也不完备，课程被压缩或者被放入选修课中。不少高校甚至取消了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这样的状况使得学生对经济学科的性质和内容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认为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学，甚至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学生缺乏对经济学广博历史背景和丰富思想内容的基本认识，缺乏对经济学历史感和人文精神的认识，忽视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辽宁大学教授韩毅主要从培养经济学人才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学中经济史和思想史教学的重要性。他认为高校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而历史不仅仅是客观存在，还蕴含了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与手段，学习历史有助于加强方法论和思维的训练。他同时强调，要让学生掌握两种方法，首先是从事实（历史、现实）总结出的经济理论，其次是用事实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并且要让他们认识到历史事件对于论证经济学理论更加可靠，对于学生经济学素养的培养更有帮助。

很多学者都认为经济学应该对培育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和现代民族精神发挥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谢富胜反思了经济学教育的目的，认为中国经济学教学中照搬西方教材、统一题目和同一答案的做法，没有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和如何建立批判性思维，不利于人才培养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邹进文、中山大学副教授朱富强指出，目前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崇尚实际上反映了哲学思想上的贫乏和错误，无助于树立正确的科学方法观和价值观。南开大学教授王璐认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能够让学生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经济学科，不单能看到主流经济学的内容，还能看到非主流的内容。

近年来，很多高校积极纠正了经济学教学中忽视历史的疏漏，加强了经济史和思想史教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明确规定经济学硕士必须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选一门作为必修课，并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作为全院所有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主办了2013年、2014年、2015年三届“量化历史研究讲习班”。上海财经大学专门建立了经济史系，招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个专业的本科生。

同时，为了解决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人才断档和师资缺乏问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纷纷从国外聘请著名华人学者、引进国内著名学者、招聘国内外名校博士生充实或重建教师队伍。

另外，学者们普遍反映我国现行的教学科研管理和考核体制存在严重缺陷，没有注意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点和价值。这些缺陷制约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也对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不利。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等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改善了相关状况。

此外，很多学者交流了经济史和思想史教学心得。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认为当前教学的重点是如何让学生掌握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南开大学的经济史教学为例，对于硕士，要讲专题，选取经典学者的经典论文为范本，加强学生对于经济史特有方法论的理解，加强写作正规学术论文的能力。同时，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引导学生选题和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以保证高质量地完成学位论文。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兰日旭、武汉大学副教授刁莉等讨论了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进问题，建议在经济史教学中结合当今经济热点，注重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也注重史论交融，还要注重从世界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的严鹏提到采取案例教学的方式实现历史和理论的结合，例如近代企业与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近代关税与李斯特等。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徐丹丹认为同行交流对提高教学水平很重要。在教材建设方面，天津财经大学教授马国相认为教材建设关系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问题，一本好的教材，既有利于吸引学生，又便于教师讲授。

其次，如何评价量化历史研究方法问题。20世纪40年代后，经济学数学化成为趋势。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我国经济学的科研工作中，量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占据了经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数学表达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完善，但另一方面，过于追求数学形式，使人们忽略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学也造成了经济学的边缘化。近年来，计量经济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但是，无论是模型构建还是计量检验，数学不可能完全表达人类丰富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历史和思想的缺乏使得我国经济学的研究逐步脱离对中国发展道路自身特点的整体把握和认识，理论研究表面上的繁荣并没有形成对现实更有价值的指导作用。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一方面对量化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肯定，同时也讨论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局限性。

很多参会学者推崇熊彼特分析经济的三种方法：历史、统计和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数量方法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经济史研究的唯一方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杰指出过度的量化分析使科研论文表现出高度的同质化，缺乏历史感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明孔同意把经济史看成是一种方法，认为历史本身就蕴含了分析问题的视角与手段。他认为经济史研究方法要有包容性、广阔性和多样性，呼吁重视对史料的研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勇勤认为经济史研究方法有三个内容：历史现象的再现、从历史到理论、再用理论研究历史。他同时强调在用理论研究历史时要区别工具与方法。学者们谨慎评价了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指出近几年国内学者有过分量化、套用概念的趋势。

学者们也肯定了经济运行具有数量性质，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建立在准确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的理论需要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为鹏、副研究员隋福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杨乙丹、北京大学副教授管汉辉都提到历史数据库的建设问题，并基于不同的数据库更加精确地分析了相关专题。

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不论是逻辑方法还是历史方法，归根到底还是要“致用”。为研究而研究的目标必须被抛弃，经济研究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获取对社会有用的、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手段。北京大学副教授颜色、中央财经大学孙菁蔚博士都对量化历史研究中构建奇怪的工具变量、进行各种数据挖掘、剔除不好结果和展示好结果的“摘草莓”行为，刻意得到有关片面的有争议性的常识性话题的结论等扭曲现象进行了反思。

四、推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

学科发展的建议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在近年又出现复苏的迹象。研究人才梯队建设、课程设置、研究方法改进、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和进步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但是，衡量和评价理论经济学的标准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作为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发展。理论经济学中的数学化倾向以及由此引起的招生、教师评聘方面的标准使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无法摆脱困境。在国际上，经济学排名前十的大学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排名前十的大学基本重合，也就是说，经济学强的大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强。为了加强经济学中历史的作用和地位，推动我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本次研讨会提议采取以下切实措施。

1.完善课程体系，应当明确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

2.完善科学考核体系，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教师教学科研成果的考核要考虑其自身的特点，不能搞一刀切。

3.完善学科评价体系，改变目前学科评估只评估一级学科的做法，恢复对经济学专业二级学科，例如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的评估。

4.加大支持力度，在社科基金评选、各种科研教学项目申报，以及优秀成果评选中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给予特殊支持。

5.加强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专业的选人、用人和留人，改变目前师资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

（王珏 黄淳 李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