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这些数字创下了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统计数据显示，疫情导致了停摆效应，对中国经济已经带来了超预期的冲击。他建议，下一步要大规模扩内需来填补空缺，使得中国经济恢复相对正常的运行状态。

“疫情带来停摆效应”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今年1―2月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工业等方面的数据？是否符合你此前的判断？

刘元春：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国民经济的循环还比较正常。疫情之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明，从1月23日到2月底，疫情所带来的停摆效应在各个领域都得到明显体现，很多参数都创了有这个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应该说比大部分人的估计会差一点。比如，供给和需求在同步下滑，而且生产性需求下滑更为迅猛一些。

疫情带来的停摆效应，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疫情到底会给哪些领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大家还是缺乏判断。前阵子很多宏观研究团队都在预估一季度的增长速度，有些判断是负3%的增长，有些判断是正5%的增长，分歧特别大。这反映了百年未遇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经超出大家传统的认知范围。

当然，也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弹性，当前正发挥着较大作用。这个作用明显体现在几个方面：1―2月，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产量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的时候，都出现了正增长。从商务指数看，虽然1―2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3.8%。所以，很多产业还是具有很强的韧性。

另外，还要看到生产供给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最明显的是1―2月份医疗防护物资生产同比增长127.5%，实现超负荷增长。

总体来看，虽然1―2月份的投资下降了，但这些投资不是消失了，而是由于疫情管控导致停工停产，出现投资延迟。投资在3月份或二季度可能会有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会弥补回来。

纵观整个一季度，3月份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大。从目前复产的状况来讲，3月份的数据应该好于预期。未来，一些核心的产业在复产之后，弥补性的生产能力能够发挥出来。同时，消费的弥补性也会显示出来。因此不能简单片面来看1―2月份的数据。

时代周报：疫情会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出现较大的变化吗？

刘元春：目前来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第一，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从失业率来看，虽然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较去年12月上升一个百分点，但是没有出现失业潮。第二，目前资金链、产业链受损状况也还好，复原性应该还不错。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主体的预期和信心要逐步从疫情冲击中调整回来。另外，大家关注的节点性的改革要陆续进行部署，保证经济循环回到原来的常态。

“新基建是先锋，但未成主体”

时代周报：疫情过后，是否会导致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发生变化？今年下半年消费有没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从而抵销上半年的损失？

刘元春：从过去的一些经验来看，短期的疫情冲击一般不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支付和购物方式可能会导致边际人群发生变化。比如，原来一些老年人不愿意在网上购物，但是这一次他学会了。疫情对线上线下的交易模式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但老百姓的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原因很简单，在疫情冲击下，不管国家如何进行补贴、救助，人们整体的收入水平还是会下降。经济恢复需要有一个过程，老百姓整体的支付能力也会有所减弱。

不出意料的话，未来几个季度，报复性消费很难出现。但不同地区已经开始在稳消费上做文章，能够对冲疫情对消费的冲击。

时代周报：投资，特别是以5G、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能否扛起今年稳增长的大旗？

刘元春：这些年稳增长很重要的一个举措是稳投资。稳投资里面有很重要的三个板块：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这三个板块要同时发力，才能够使中国的投资有所稳定。

目前，单纯依靠基建来推动投资的上扬，难度较大。

截至去年底，整个投资规模已达到56万亿元，今年如按照5%左右的增速，会接近60万亿元。从以往来看，基建在投资规模中的占比不超20%。虽然可通过新基建来提升基建投资，但“新基建”在基建里面的比重，业内估计可能在10%左右。

新基建的布局要顺应社会产业发展规律、顺应疫后经济恢复的潮流，可以成为稳增长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可以成为先锋，但很难成为主体。这与当前投资的格局以及新基建本身占比偏小有关。

时代周报：下一步，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促进投资？

刘元春：第一，民营企业家投资的积极性、预期要进行调整。民间投资占整个投资60%左右，要保持稳定的基本盘。第二，以高端制造为主体的更新换代的投资也要加速。第三，房地产方面，要稳房价、稳地价。如果房地产投资出现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基建投资，特别是新基建怎么也补不了这个缺口。第四，基础设施要在补短板上面进一步发力。不仅仅是5G、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在传统基建方面也要有较大的举措。社会领域的投资要进行加速，特别是在民生工程方面。

“大规模扩内需来填补空缺”

时代周报：现阶段和疫情结束以后，宏观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会有何不同？

刘元春：当前要进一步打好疫情的攻坚战、狙击战，这是前提；第二，通过系统性的行政助推和政策扶持，使得国民经济的循环链条不仅不会断裂，而且能够同步快速恢复到常态状态；第三，在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在保证完成全年目标上发力。

当前，外部环境变得非常重要，持续恶化是一个基本判断，但恶化到什么程度具有不确定性。我们现在整个外贸依存度依然超过30%，一季度主要是疫情导致内部停摆的处境。下一步，可能导致国外经济停摆，这会对中国的外部需求带来巨大冲击。经济冲击的重点可能有所转移，政策的力度可能也会有所变化—通过大规模的扩内需，来填补以前带来的空缺，使得中国经济处于相对正常的运行状态。

时代周报：如何大规模扩内需，填补空缺？

刘元春：目前来看，第一轮受到疫情冲击的主体是投资，导致供给的损失。下一步，主要是需求的损失，所以复工复产完成之后，如何弥补需求损失是政策的核心点。通过较大规模扩内需，使得中国市场正常的需求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是重中之重。

从稳定需求本身来讲，肯定是一个多元的体系。稳定内需的政策要有一个弹性。因为现在世界的动荡状况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在目前中国这种高债务水平条件下，核心是以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进行配合。

时代周报：如何把握宏观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刘元春：第一，经济恢复的目标要适度、要科学。比如对保增长的“度”要有一个基本判断。如果目标过了这个“度”，就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二，扩张性的政策由谁来主导，效率如何？要总结上一轮出现过的问题，强化政策的传递效率。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要更加精准、科学化。在超级疫情和世界经济大动荡的多重冲击下，不能简单、教条化处理一些问题。

（文章来源于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