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之后，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在改革过程中，一大批中外经济学家通过他们的思想和建议，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改革进程。其中，影响最大的外国经济学家，应该是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

对40岁以上的中国经济学者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名字可谓耳熟能详。1985年夏天，科尔奈教授来北京参加了一次国有企业研讨会，之后又参加了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他提出的“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投资饥渴症”成为当时的热词。他的著作《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在中国卖了10万本。

很多学者认为，他对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的研究，足以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遗憾的是，科尔奈教授在今年10月19日不幸逝世。一些中国学者撰写了关于科尔奈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的回忆文章。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更关心的问题是：科尔奈是如何从一个匈牙利的记者变成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如何基于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提炼出具有普世性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他的成长经历能够为我们今天的青年学者提供哪些启迪？

为此，本文将基于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介绍科尔奈成为一名世界级经济学家的心路历程，然后讨论科尔奈的学术成长之路对中国学者的可能启发。

《短缺经济学》（上）1986年中文版封面

初出茅庐

1928年1月21日，科尔奈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他父亲长期担任德国驻布达佩斯使馆的法律顾问，能说三种语言：匈牙利语、德语和斯洛伐克语。由于家庭条件优渥，科尔奈从小在当地的贵族学校读书，接受双语（德语和匈牙利语）教学。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了匈牙利，他父亲和两个哥哥因此蒙难，他则幸运地逃走了。二战结束后，他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并且在党报《自由人民报》担任记者。

1946年，他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且被《资本论》的逻辑、明晰和热情所打动，从此决心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作为报社经济部负责人，他有机会参加高级经济决策会议，并且向官员、工厂经理和工人了解经济问题。1955年，因为批评斯大林式的集权主义，他被迫离开报社，之后被调入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从那时起，他决心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不再介入政治活动。

科尔奈正式的研究工作，始于他27岁时准备博士论文，以便申请副博士学位。虽然他1945年曾在布达佩斯大学主修过哲学和历史学课程，但并没有大学学位。而申请副博士学位，也不需要在大学里上课。他把轻工业的经济管理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访谈，这得益于担任记者的经验。1956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其核心观点是：计划经济实际上很难得到实施，因为企业没有激励机制。

他的博士论文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他从助理研究员被直接提升为研究员。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他决心掌握西方经济学知识，从自学英语以及阅读德文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开始。然后，他逐渐接受了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但是，基于过去的工作经验，他不再迷信任何理论。

一代宗师的“破”和“立”

掌握了基本的西方经济学之后，他开始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计划经济的运行问题。他与青年数学家陶马什·利普塔克（Tamás Lipták）合作，写作了论文《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分成制经济效应的数学调查》，并请人翻译为英文，然后投递给世界顶级经济理论杂志《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这篇文章首次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激励机制，并于1962年1月一字未改地发表了。之后，两位作者再次写作了一篇数理经济学的论文，证明了完全集中化的经济体制理论上也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且再次顺利地发表于1965年的《经济计量学》杂志。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以及他的博士论文英文版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从此他多次受邀到英国的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访问，并与当时的顶级经济学家阿莱（Maurice Allais）、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斯通（John Richard Nicholas Stone）、赫维茨（Leonid Hurwicz）、阿罗（Kenneth J．Arrow）深入交流，这些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科尔奈并没有迷失在西方学界的赞誉之中，而是反思西方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并出版了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反均衡论》（Anti-equilibrium，1971年匈牙利文初版）。

《反均衡论》1971年匈牙利文初版封面

有“破”更要有“立”。科尔奈没有停留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层面，而是立足匈牙利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问题，努力提炼出新的经济规律，从而弥补西方经济学的缺陷。为此，他先后撰写了著作《非价格控制》和论文《经济系统的自主控制》，指出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的价格机制之外，还存在许多非价格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

1980年，科尔奈出版了巨著《短缺经济学》（A hiány）。该书系统地分析了短缺经济的现象、起因和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当时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认为，科尔奈是唯一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在世的经济学家，而科尔奈也将这一点作为毕生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短缺经济学》2011年匈牙利文版封面

1984年，科尔奈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正教授，但他坚持每年一半时间在哈佛，另一半时间在匈牙利工作（不带薪），并放弃了美国“绿卡”，以便保持对祖国的熟悉和感情。

在哈佛任教时，他继续深入思考短缺经济现象，认为“软预算约束”（SBC）是关键原因之一，由此提炼出软预算约束理论，并进而发现全世界所有的政府机构、银行、非盈利组织都可能存在软预算约束现象。这一理论经马斯金（Eric S. Maskin，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钱颖一等学者模型化之后，成为流行至今的经济学重要概念。

科尔奈在哈佛大学时，讲授“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一书（A szocialista rendszer，1993年匈牙利文初版）。如果说《短缺经济学》是科尔奈的巅峰之作，那么《社会主义体制》就是科尔奈的集大成之作。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均面临严峻的转型问题。为更好地利用知识为祖国效力，同时考虑到年事已高，2002年科尔奈毅然辞去了哈佛大学的教职，完全回到了匈牙利。之后，他开始转向政策研究，频繁针对热点问题发表各种文章。直到逝世前一年（93岁），他还在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已”。

与科尔奈比，中国学者有多少理由抱怨？

科尔奈的学术成长历程表明，他能够从一个报社记者，依靠自学成才，“逆袭”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要归功于多种因素。

第一，家境优渥，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培养了自主意识和广泛兴趣。第二，担任记者时，见多识广，并掌握了实地调研方法。第三，很早就明确了以学术为志向，并且坚定不移。第四，频繁出国交流，扩大了眼界，结识了高人。第五，凭借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平台，获得了顶级资源，扩大了学术和社会影响。

然而，公平地说，以上五个因素中，除了家庭出身是外生的，其它四个因素都是后天努力形成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因此，与其说后面四个因素是原因，不如说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更何况，虽然科尔奈童年时期家庭优渥，但是之后多名亲人被迫害致死，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这样的家境跟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并无必然关系。

看完科尔奈教授的自传，我个人最大的感触，不是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经济学家的成功秘籍，而是发现了一颗坚强的灵魂如何与逆境进行不懈的抗争，是发现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真实写照，是发现了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作为年轻一代的学者，面对现实的种种困境，我们可能有很多抱怨。但是，跟科尔奈经历过的事情相比，再跟他取得的成就相比，我们还有多少理由抱怨呢？

我们常常抱怨国内大学的经济学训练不完整，基础不扎实，因此没法追踪经济学前沿。

的确，对零基础的人来说，不必说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这些数学基础令人望而生畏，不必说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和动态优化等经济学工具让人云里雾中，更不必说当代经济学的前沿问题让人摸不着边。但是，科尔奈没有读完大学，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和毅力从零开始学习经济学，反而能够抓住真实世界中的重大问题，在学术研究上剑走偏锋、独辟蹊径。

实际上，有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是半路出家，本科都不是经济学专业，但都做出了重要成就。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其它专业的知识，例如物理学或计算机知识，可以迁移到经济学专业上来，二是研究经济学并不需要什么都懂，通常只需要在某个方面深入钻研。

科尔奈庆幸地认为：“正因为我没有一位导师可以让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的步伐，所以我敢于提出有原创性的思想。也正是因为我不了解经济研究的当代技术，我才没有迷失在大量形式的和技术的工作中，也不必担心我的回归方程是否何用，也不用管顶级期刊和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严格的技术要求。”今天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基础可能都超过了科尔奈，虽然肯定不可能都成为科尔奈，但是科尔奈的乐观态度至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们常常抱怨自己英语不好，毕竟英语不是母语，因此在英文写作方面先天不足。

但是，英文写作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者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碍。科尔奈从小学习匈牙利语和德语，年近30岁才开学自学英语，英语并不太好。事实上，他在1963年首次到西方参加学术会议时，都不敢说英语，而是说德语，然后请人翻译。他所有的重要论文和著作，都是先用匈牙利文写作，然后请人翻译为英语或者其他语言出版。在哈佛授课时，他的英语发音带着非常浓重的匈牙利口音，但授课效果受到学生高度认可。

可见，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关键是内容。今天的青年学者，英语好的比比皆是，还有很多语言润色公司可以帮忙修改英文表达。因此，英语不好应该不是青年学者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碍了，主要障碍是如何在理论上取得突破。

我们常常抱怨学术界门派林立，文献浩如烟海，理论创新太难。

要知道，科尔奈面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一直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科尔奈没有沉迷于在主流经济学顶级期刊顺利发表多篇论文的成功喜悦中，而是勇敢批判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模型假设与现实不符，内在机理过于理想化，过于依赖价格机制。他以匈牙利这样一个欧洲小国为切片，深入剖析了东欧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机理，总结出数量控制、排队、管制等非价格的资源配置机制，并揭示了真实世界中存在广泛的不对称均衡和自主控制，从而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刻画资源配置方面的不足。

正是因为科尔奈“一只脚踏进了主流经济学的门槛，一只脚仍在主流经济学之外”，他才能够不落窠臼、不守陈规，大胆创新，从而成为转型经济学的开创者。相反，如果他完全接受西方经济学，亦步亦趋，最多会成为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熟练学徒而已，绝不可能取得诺贝尔奖级别的重大成就。是的，理论创新很难，机会永远都在，但机会只留给敢于创新的人。

我们常常抱怨国际学术界存在歧视，对中国学者的文章格外挑剔。

以我的个人经历，这至少部分属实。如果一个学者使用印度数据，没人会质疑数据真假，但使用中国数据却必须不断自证清白。中国研究的议题设定、稿件评审、文献评价以及期刊出版，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群体手中，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并非华裔。

科尔奈当年也曾面对类似境况，那时的主流经济学期刊哪里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论文？突破总是很难的，但科尔奈教授做到了。他自己认为，第一篇经济学论文能够被国际顶级期刊顺利采用，是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用西方经济学语言撰写的论文，反映那里的真实情况。

换言之，要向世界讲好本国的故事，首先要熟练使用西方经济学的通用语言。故事讲多了，信的人就多了，然后才能让听众接受新的故事。

我们常常抱怨周遭环境嘈杂，没法安心从事学术研究。

但是，跟科尔奈相比，我们已属幸运。科尔奈是在战争的烽火中长大，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两次被单位开除，多次被传讯，一度面临坐牢的噩梦。他本来也可以在体制内谋求步步高升，但是他毅然放弃了这个铁饭碗，选择了以学术报国的独特路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在他的自传《思想的力量》中，最让我感触的部分是，在多次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时，他都能遵从内心的呼唤，始终坚持求真和向善。这种坚毅的人格必定渗透到了他的经济学思想之中，因此才能实现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致和所向披靡。在国际经济学界，科尔奈并不是一个主流学者。如果没有这份内心的坚守，就不可能有理论上的标新立异和卓尔不群。这种可贵的品质，乃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中国学者应该向科尔奈学习

我并没有说抱怨总是不好的，事实上抱怨也是推进变革的力量。我是说，在我们没有竭尽全力的前提下，抱怨会使我们丧失斗志。至少，我们应该在抱怨的同时，努力触达自己学术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公平地说，今天的年轻人至少在某一点上有抱怨的理由，他们面临更加短视化、功利化的关键绩效指标（KPI）考核，不得不为了生存以文章数量取胜。在科尔奈的时代，经济学界更加看重文章本身的贡献，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主要是看发表期刊的等级和文章数量。

晚年的科尔奈也曾对学术界的量化考核表示了不满，甚至指责他曾经执教的哈佛大学在这方面都不能免俗。一位资深院长在卸任后坦承：当前学术界的主要矛盾，是青年学者“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理想和“一年磨十剑”的考核体系之间的矛盾。对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路在何方，不要问我答案。

匈牙利是一个人口不到1千万、国土面积9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人口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但是，科尔奈根据匈牙利的经济体制特征提炼出了反映东欧计划经济体制的“软预算约束”概念，并进而将这一概念推广到全世界所有经济体。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概念化、理论化能力。

窃以为，中国学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应该向科尔奈学习。

（文章来源于澎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