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2日，以“反危机与再平衡困境下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发表主题为“反危机和再平衡困境下的世界经济”的论坛主报告。

该报告对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现象概括出了5个特征并指出，中国经济的调整与美国有相似的再平衡特征，同时也具有外围国家调整的被动性特征，因此存在着一些结构调整的风险，服务业产值占比的提高不仅有内生的瓶颈，对拉动GDP的效应有限，同时，在未来美国的再平衡过程中也会面对严峻的冲击与挑战，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在劳动就业方面的贡献。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厚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分别就论坛主报告发表评论演讲。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教授主持，报告与评论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关雪凌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致力于打造一个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互动平台，为研究世界经济的专家和学者把握世界经济脉搏，寻求可持续的、共赢的经济繁荣政策提供我们的服务，并通过我们大家持续的共同努力，打造出中国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高端“智库”。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协办，2015年12月12日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报告厅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

附：论坛主报告摘要稿《反危机与再平衡困境中的世界经济》

反危机与再平衡困境中的世界经济

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许多事件的出现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对于这些超预期事件，市场做出了过度的反应、媒体进行了过度的解读、政府出现了过度的担忧。所有这些都源于现有的理论和认知对世界经济新现象的解释力的缺失有关。

该报告在关注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年度特征的同时，强调对2008年危机以来经济复苏总体逻辑的梳理，认为2008年的危机是对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这种调整无论对中心国家还是外围国家而言都具有内生性的调整要求。但是，在调整的路径选择上，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因此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复苏过程中一直受到反危机和再平衡效应冲突的困扰，这一特征一直延续至今。而反危机与再平衡效应冲突的困扰，对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有着不同含义，对中心国家而言，反危机与再平衡是政策目标的权衡利弊选择，而对外围国家而言，这是危机本身，发达国家的反危机政策以及再平衡过程的溢出效应对外围国家经济增长造成了冲击。

正是在上述分析框架基础上，该报告对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现象概括出了5个特征：

（1）世界经济仍然处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复苏过程中，但是整体增速趋于下降。

（2）国别之间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好于新兴经济体。而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好于欧洲，欧洲好于日本。新兴经济体增长连续6年出现下滑现象，但制造业出口国的情况好于资源品出口国的状况。

（3）世界贸易的增长慢于世界产出的增长，这说明世界经济并没有在危机调整中实现再平衡，世界经济的复苏仍然依赖于个体国家反危机政策的效果。

（4）发达国家进口总量的增加，并没有为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带来明显的拉动作用，而新兴经济体进口的深度下滑值得关注。从原因上判断，新兴经济体国内结构调整的政策外溢导致了新兴经济体货物贸易量的下降，而进口贸易的下降又对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走低有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新兴经济体内生的增长速度下滑，并在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相互的负反馈冲击。

（5）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7%以下，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形成特点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科技发展的周期决定了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超调导致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有所不足；三，外围国家国内需求的增长无法替代中心国家外需的拉动作用；四，新兴经济体的股市繁荣改变不了世界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五，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尝试使经济再平衡过程更趋复杂。

该报告认为，在2008年危机调整的过程中已经化解了一些中心国家所担心的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但是国别之间政策冲突的风险依然没有能够根本解决，成为了2015年之后主导世界经济未来走势的核心因素。因此，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的分析是判断未来增长走势的关键。

该报告认为，2014年之后欧元区的反危机主要以完善区域内部一体化政策为主，经济复苏出现转机，但是欧元区的经济运行有暂时脱离美国再平衡过程的趋势，无论地缘政治的冲击是否会改变欧元区经济复苏出现中断，都不会对美国再平衡乃至世界经济产生大的冲击。

报告指出，日本安倍经济学是典型的反危机政策，其对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起不到太大作用，从日本的实际增长业绩来看也已经落后于欧元区。但是在日本国内，安倍经济学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这主要源自于安倍经济学在国际战略调整方面的逻辑符合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心态。

报告中通过“两个20年”和“两个70年”经济增长业绩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右翼政治主导下的经济政策难改经济颓势，这一结论得到了中日两国之间经济依存关系数据的支持。

美国在12月份升息之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将进一步偏向再平衡目标，2008年危机传导将向实体经济转移，这种政策的溢出不仅会再次冲击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体，也会造成世界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分化，所以未来短期中，美国经济向好对世界经济复苏并不有利。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调整与美国有相似的再平衡特征，同时也具有外围国家调整的被动性特征，因此存在着一些结构调整的风险，服务业产值占比的提高不仅有内生的瓶颈，对拉动GDP的效应有限，同时，在未来美国的再平衡过程中也会面对严峻的冲击与挑战，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在劳动就业方面的贡献。

中国贸易方式的改变，就国别视角而言是必须经历的调整过程，但是，随着一般贸易占比的增加，中国进口在2015年出现深度下滑，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新兴经济出口的负面冲击。尽管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在增长率下滑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实施性的变化，中国制造在世界上依然无法替代，加之中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对外战略调整的有益尝试，也会给中国国内经济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关注的外部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长期中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结果必然是与高端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优势地位的出现，中国必须对这一长期变化趋势予以合理的应对。其二是注意防范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失误所导致的复苏阶段的二次探底。其三是注意防范TPP协议中的贸易排他性对中国经济所形成的外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