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克服经济增长主义

　　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数量是无可厚非的，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始终把单纯的GDP增长当作压倒一切的目标，为增长而增长，并将其置于人民的福祉之上，一旦超过应有的度，就演化成了增长主义。经济增长一旦从服从于人民福祉的增长转化为置于人民福祉之上的增长主义，并且成为了一种政绩表现，就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进而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二五”时期，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将更加艰巨，既要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的矛盾和困难，又要为未来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在这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存在哪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未来还将面临哪些困难？如何解决问题、克服困难？这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予回答。本刊今日刊发的文章，既有来自政府研究机构的专家，又有来自高校的学者，还有来自实践领域的代表，从不同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最初的经济增长是由外需拉动的，且由于外需拉动的杰出效应而成为惯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承接外来产业转移，即所谓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加之当时急需资本和外汇，于是便形成了最初的依靠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有着显著的增长效应，因而延续至今。靠外需拉动的模式使我们的发展模式日显被动，暴露出以下问题：

　　第一，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人生产、外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外国人借钱。长此以往，不仅难以将内需作为长效机制，而且经济发展完全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当世界经济处于较快的发展期时，对我国产品会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也会处在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一旦世界经济较为萧条，特别是对我国产品有较大需求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萧条，进而减少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便会迅速蔓延到我国。

　　第二，外需拉动的支撑点是我们便宜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低工资的结果虽然支持了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但却直接影响了国内消费。于是，当国际市场需求大大减少，国内则因工人工资低托不起国内市场的时候，这种一开始并不发生在我国的危机却对我国经济影响甚大。此时，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投资上项目外别无选择，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只剩下了一驾。然而，情急之下目的性极强的投资性拉动又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比如，投资质量不高和通货膨胀等。

　　第三，严重依赖外需，不仅经济发展依赖于国际形势的波动，而且由于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价格上扬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如果用于结算的货币，例如美元有意贬值，输入性通货膨胀就会更为严重。

　　第四，通常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顺差的国家应当处于主动地位，然而实际情况是，如果处于逆差的国家的货币是国际结算货币，处于逆差的国家反而会更为主动。例如为了平衡过大逆差，缓解本国经济压力，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处于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如果处于顺差的国家不升值，处于逆差的国家则会自动贬值，在事实上造成处于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 中国是一个大国，按照亚当·斯密的论述，大国虽然应当重视国际贸易，但同时更应当重视国内贸易。中国经济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状态，变化了的形势要求我们在不放弃外需的同时，把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简单追求GDP增长的思想支配了相当多地方政府的行为，由此产生了诸多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协调的现象。

　　首先是不惜成本地追求亮点和辉煌。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存在着事实上的竞赛或攀比，个别地方政府总是尽力追求最大最亮最辉煌，于是有了“鬼城”，有了穷县举债建新城，有了各种各样的世界之最。

　　其次是不怕重复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淘汰低层次的产能过剩。然而，当把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普遍选择的时候，有些地方政府则不怕重复建设，甚至通过行政手段，规定只准买本地的产品，不准买外地的产品，由此妨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妨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妨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

　　第三，相对于消费，投资更能在短时间内拉动经济增长，故此，投资和上项目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首选。

　　一些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扩张性的投资冲动，其原因一是现行的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收支失衡，资金缺口不断加大，以致形成了“少米或无米下锅”的局面，举债是筹措资金的一种办法，有时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任期制度使得官员们必须在短期内有辉煌的政绩。三是软约束使得地方政府无破产之忧，一届政府用完几届政府的资金，债务则转嫁给下届政府。

　　投资拉动的首选产业是工业，地方政府上的项目基本都是工业项目，绝少农业项目，原因在于工业对GDP的增加贡献比农业大。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是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投入不足，人员、土地流失等问题的产生，这就是在本轮CPI上涨中为什么率先涨价的是农副产品的主要原因。

　　在转方式调结构的今天，不少地方政府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解为上新的项目，提出无项目就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只要还是只讲速度，不讲质量和效益，即使上的项目技术含量再高，也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此外，中央希望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在十二五期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7%左右，以便调整结构，让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然而由于经济增长主义的惯性，一些地方政府显然对放慢速度积极性不大。

　　经济增长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生，造成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经济增长模式支配着分配。一旦把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分配自然会向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转移，因为政府和企业可以用其所得继续投资，继续促进经济增长，致使居民收入有限，直接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继之，在投资一定的情况下，则会偏向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因为这样的投资格局有利于继续增长。于是，尽管一些基础建设的投资已经边际效用递减，在这种情况下转而投资民生会从总体上提升资本利用率，但在实践中却难有理想的结果。

　　在单纯的经济增长思维方式的支配下，虽然经济在迅速发展，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欠账过多，虽然从数字上看人民群众的收入在提高，但由于自己要负担上述社会保障的费用，挤压了人民群众的消费。深层次地讲，是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的混淆，是用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去解决社会问题所产生的问题。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克服经济增长主义。

　　当前，必须把发展思路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要正确把握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新的发展方式。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和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新的发展方式要求：1、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强调富民，保障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点。2、特别强调内需，认为内需是拉动经济的长效机制。3、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淘汰落后产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4、强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5、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公平正义，强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调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要切实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要求以及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出发，就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政府不应当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政府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考核标准服从于经济社会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既然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应当按照新的要求设计各级干部的考核标准，并且在党管干部的前提下，让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相关制度约束的变化，才能校正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行为，克服经济增长主义，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