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主要是社会—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向，这应该可为中国借鉴

　　　　  

　　对中国是否将陷入金融危机的讨论近来非常热，许多舆论将中国今天面临的局面与1997至1998年时对比。然而无论怎么看，2013年中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应该都是远比1998年、2008年健康。

 

　　1993至1997年的大规模下岗失业导致消费增长停滞，银行惜贷导致投资增长放缓，还有政府大幅削减开支以期望平衡收支，如此种种，遂使经济由增长放缓进而陷于通货紧缩境况，从而又导致公共债务比率飙升，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汇总债务超过警戒水平，一般估计在1998至2001年期间都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70%。与此相比，2008年之前的五六年中国经济正经历着空前快速的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加，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债务大幅度下降。至2013年，即使经过好几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总体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仍然远在60%以下，而且，与债务增加相对应的是公共资产同时大幅度增加。所以，如果说中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在1998年确实面临危机的威胁，在2008年肯定不是这样，在2013年也应该不是这样。

 

　　在1998年之后直至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是国家主导发展进程，表现为资本深化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路径。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尽管并没有清晰定义和共识，然而，不管怎么定义，中国模式必定包含两个特性，一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另一个是国家主导的发展进程。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否还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有什么需要补充、扩展、改变的余地？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考虑到世界资本主义变革以及中国未来的社会政治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扩展这种可行性和合理性？

 

　　当前中国经济金融的现实状况包括了三个核心元素，即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路径、从福利政策扩展到提高劳动保障和劳动报酬的分配格局、一个具有足够潜力扩展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部门。这三个元素的配合意味着，中国大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类似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文献中一般将之简单地概括为“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模式。与大工会对应的，一方面是劳动保障和报酬的改善趋势，包括集体谈判权的加强、劳动法律的实施、全社会劳动者的工会化程度提高，以及实际工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是生产技能积累成为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至于大政府，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大规模消费有赖于国家提供社会福利，尤其是普及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以及城镇住房保障和相应的公共设施服务，而作为后进工业化经济体，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亟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追赶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政府和整个公共部门应该能在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主要是社会—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向，这应该可为中国借鉴。这种发展模式是否能在未来中国实现，取决于能否应对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这包括要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公共部门，使得国家权力和政策导向免于新自由主义化，使得国有经济体系免于金融化和投机化，当然也要使得公共部门的决策阶层免于官僚特权化。由此，以来自农村的劳动者的彻底融入工人队伍为表征的城镇化进程，以广泛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为导向的制度安排，不仅是在经济意义上，而且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对中国未来将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未来的中国模式可以是一种越来越具有社会民主、大众民主意涵的模式，这就不仅包含而且超越了“黄金时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