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五个前沿问题

近日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办了“《中国经济观察》论坛：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研讨会”，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陈宝生出席了会议。经济学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共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致词，副主任韩保江主持。论坛就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重大前沿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及《资本论》的普适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要掌握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即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面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具体有五个原则：把生产力发展看作社会运动的首要因素，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解释生产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在生产力渐进的历史发展前提下来解释经济关系当事人的行为；马克思是从所有制关系出发来理解全部生产关系体系；从经济关系出发来解释上层建筑；强调实践。二是联系实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不管是要生存下去还是要发展得更好，就是要和西方经济学比较。

关于《资本论》的普适价值，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王天义教授认为：《资本论》的普适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经济发展形式的统一性。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对人的依赖，人的依赖关系就是自然经济；第二个阶段是人对物的依赖，表现为商品经济；第三个阶段是人对谁都不依赖，自由发展。第二，马克思以三大崭新因素为内核建立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一个崭新因素讲了商品有二重性，劳动也必然有二重性。第二个崭新因素讲了工资的本质，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第三个崭新因素讲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和特别的区别。正是这三个崭新因素才使得马克思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第三，马克思以四个环节为支点，确定了社会化大生产情况下经济运行的框架。这四个支点，就是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生产是起点，最终是为了消费。当前消费问题非常重要，扩大内需重点是扩大消费，而我们的消费怎么分析，内需怎么扩大？我认为马克思这个分析框架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意义。

《资本论》的普适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方法，是用于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用于创建理论体系和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的科学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它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二、从确定性研究向不确定性研究的演变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谢鲁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演变，就是从确定性研究向不确定性研究的演变。对亚当徠斯密假说的研究，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开始，把自然方法引进来，用实证来证明确实存在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论证，前提就是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是具有确定性的。后来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之后的经济学家对确定性提出了怀疑。现在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从不确定性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的。

不确定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放松了条件进行研究。二是完全否定式的研究。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归纳西方经济学向三个方向发展。第一，从对个人行为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不完全竞争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博弈论等等。第二，研究认为个人行为合理性是有条件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能不能达到有机统一是需要条件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是我们希望的市场经济。第三，结果基本上是否定的。认为个人秩序不一定达到社会合意的结果，所以需要国家和社会干预，这是凯恩斯强调的国家干预。

由此我们能得出几点认识：首先，这是一个未解的命题，还需要研究。其次，还要研究所需的条件。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都是需要的，那么达到这个合意的结果，需要具备什么制度。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和秩序之间，是历史性的，没有一个普遍的真理。

三、改革、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应有的内容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何自力教授认为改革实践面临两大挑战。第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挑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宪法层面说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但是现实中，公有制为主体到底怎么体现的？第二，分配制度的挑战。我们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可现实最大问题是收入两极分化。如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怎么体现？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桂田教授认为，从总体上来讲，世界上现在只有一种发展模式，就是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这是先行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目标，而后起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朝这个目标和模式迈进。当中国完成这些任务之后，还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到21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达到15亿，到时候中国劳动力是7.5亿左右，如果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失业率达到10%左右，就有8000万左右的失业大军。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其次是城镇化后的城市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城镇化是我们的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率是不断提高的。当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按照城市化率 47%来计算，城市人口已经超过6亿。城镇化后的城市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可能比发达国家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更艰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教授认为，可以从五个层次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模式。一是基本经济制度。二是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四是开放。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模式的走向，正确道路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搞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能搞教条主义的东西，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挑战及绿色经济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因素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外部环境的演变。危机后很多国家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产能过剩压力。二是宏观调控。从现有格局看，现有的财权和事权分权，中央和地方分权模式下，我们很难摆脱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但是由于市场的价格和收入之间很不匹配，使得中央宏观调控面临巨大压力。但是，调控真正压力来自于价格逆转之后财政收入的压力，因为财政收入是弹性的，财政支出是刚性的。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教授认为，中国绿色经济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要求 GDP还要保持一定速度，而人均GDP排在全世界100位以后，和高收入国家相比是10倍之差。第二，每年增加那么多劳动力，还有转移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第三，贫困和低保人群仍然不少。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还有将近3600万，城市还有2300—2400万最低保障人口，要消除贫困还是要发展。第四，城乡和区域差距很大。

五、语言经济学的五大命题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认为，语言经济学的五大命题是：第一，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第二，语言是一种元制度，就是最基本的制度。第三，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第四，语音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第二个是作为文化符号。第五，怎样看待母语安全问题。一个国家的母语是不是安全，更多是从文化符号意义上来说，如果汉语消亡了，这个文化可能就受到影响了，但是作为信息载体或者传播工具的语言，其实是无所谓母语安全不安全的。一个民族使用什么语言，这个语言安全不安全，取决于这个民族本身是不是强大，这个国家经济是不是强大。一个国家经济强大、各方面都强大，使用什么语言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不行，其他方面也不行，这个语言就不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