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各项重要指标全面下滑，7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与PPI等数据均触及了6年来的最低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为9年来的最低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7月累计值）更是15年来的最低点。同时，A股市场近期的大幅下跌又与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爆发前夕的股票市场暴跌十分相似。因此，当前国外“唱衰中国论”再次甚嚣尘上，国内对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萧条，又是否会出现美国式“大萧条”也开始有了担忧。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萧条迹象，但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已为经济萧条提供了解决之策，中国政府也有能力运用多种宏观调控手段阻止经济的大幅下滑，因而中国经济不会重蹈美国“大萧条”的覆辙。

一、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萧条迹象

　　产出缺口与价格水平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冷热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产出缺口是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值，为正表明经济处于过热状态，为负则表明经济处于萧条阶段。价格水平的走势通常由CPI、PPI或GDP平减指数反映，价格上涨表明需求旺盛，价格下跌则表明需求不足。CPI和PPI分别反映消费领域与生产领域的价格走势，而GDP平减指数则能够反映国内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走势，比CPI和PPI更为全面地体现一国价格水平的变化。

　　从产出缺口与GDP平减指数的走势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当前出现了萧条迹象。产出缺口方面，根据笔者的测算，2012~2014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分别为9.38%、9.49%和9.24%，而实际经济增速分别为7.7%、7.7%和7.4%，由此得到2012~2014年产出缺口持续为负，三年依次为-1.72%、-1.81%和-1.84%。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产出缺口为负的时期都对应于经济萧条的出现，分别是“物价闯关”失败后的1989~1990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1996~2001年以及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相继发生的2008~2010年。GDP平减指数方面，根据笔者的测算，2012年以来GDP平减指数持续下滑，进入2015年已经由正转负，上半年为-0.5%。同样地，以往仅有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这两大经济萧条时期出现过GDP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

　　CPI与PPI的走势也表明消费需求与企业生产意愿的不足，印证了中国经济出现了萧条迹象这一判断。就CPI走势而言，虽然2015年以来CPI的涨幅仍处于1%左右且5月份后涨幅有所回升，但应注意到两点。一是，由于计算CPI时假设一篮子物品是固定不变的，但消费者会倾向于用不太昂贵的物品替代价格上升的物品，因此CPI会高估价格水平。二是，5月份后CPI涨幅的回升主要是猪肉价格大幅上涨所致，6、7月份猪肉价格分别抬高了CPI涨幅0.2个、0.48个百分点。如果剔除猪肉价格的影响，CPI实际上仍处在低位。就PPI走势而言，截止7月份PPI已连续41个月下降，这大大的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PPI为负的持续时间。不仅如此，PPI的降幅仍在不断扩大，7月份5.4%的降幅创下了6年来的最低点，这意味PPI的下降态势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善。

二、美国“大萧条”是一场“人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得人类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

　　人们一提到经济萧条就会首先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是历史上衰退幅度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起源于美国并波及了全世界。1929~1933年间，美国GDP规模缩减了29%，物价水平下降了26%，投资规模减少了90%，股票价格下跌了85%，并有接近一半的银行倒闭。“大萧条”也是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经济危机，不仅使得宏观经济学成为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操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类似于“大萧条”的经济周期波动虽然是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但当时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却是导致“大萧条”如此严重的罪魁祸首。

　　1、“大萧条”时期美联储信奉清算主义而未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引发金融恐慌，致使金融体系崩溃。

　　美联储成立于1893年发生严重金融恐慌后的20世纪初，成立的最初目的也并非制定货币政策，而是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然而，“大萧条”期间清算主义理论却得到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众多拥护，其认为经济需要经历一段萧条时期以挤出以往过度发展所产生的泡沫部分。正因如此，美联储对“大萧条”时期的银行挤兑现象反应不足，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潮。这使得大批银行由于资本金不足相继倒闭，进而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垮塌。1930~1933年，每年银行倒闭的比例分别高达5.6%、10.5%、7.8%和12.9%。

　　金融体系的崩溃也被视为美国“大萧条”发生的导火索。一方面，金融风险的上升抬高了企业的贷款利率，加上金融中介数量的减少又削弱了金融体系向企业的放贷能力，二者共同加剧了总需求规模的下滑幅度。另一方面，为应对金融体系的崩溃，储户增加了现金持有比率，银行也提高了自身的准备金率。1930~1933年现金持有比率增长了2倍以上，超额准备金率由接近于零攀升至4%。根据货币供给模型，这就导致了货币供给的大幅减少，从而使得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

　　2、面对总需求的大幅下滑，美国政府坚持财政预算平衡而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致使实体经济在衰退中越陷越深。

　　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应增加财政支出与赤字来创造有效需求以促进就业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然而，“大萧条”时期占据主流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却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平衡财政预算。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也坚持的是“市场自治”而非“罗斯福新政”倡导的政府干预。正因如此，1929~1932年间财政政策一直未作为增加总需求与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恰恰相反，1932年通过的税收法案大幅提高了政府的征税规模，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却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这是因为当时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财政赤字会使得企业对政府丧失信心，从而使得企业计划投资变得保守，所以应增加财政收入以平衡预算。因此，在缺乏积极财政政策的干预下，美国经济陷入了总需求下滑导致失业增加，失业增加又加剧总需求下滑的恶性循环之中，“大萧条”时期美国GDP规模缩减了29%，失业率一路攀升至25%。

　　3、面对通货紧缩的出现，美联储未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实际利率高企并加重债务偿还负担，加剧了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

　　受早期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无效论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前解释“大萧条”的原因中并未考虑货币因素。但随后兴起的货币主义对货币政策无效论进行了有力地反驳，并从货币因素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大萧条”，指出当时紧缩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持续通货紧缩恰是导致经济长期处于衰退的重要原因。“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大幅减少了26.5%，导致了通货紧缩持续四年之久，价格水平在此期间下跌了26%。货币供给之所以会减少，除金融体系的崩溃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萧条”时期美国实行金本位制，美联储为避免货币贬值只能收紧货币供给。当1933年美国脱离金本位后，货币供给明显宽松，也使得美国经济逐步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境。

　　“大萧条”时期持续的通货紧缩从两个方面加剧了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一是，通货紧缩使得“大萧条”时期的实际利率高达10%左右，处于美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实际利率的高企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投资需求。二是，通货紧缩导致了实际债务规模的加大，加重了债务者的偿还负担，也就是著名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尤其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历了债务规模大幅扩张后，这一机制对经济的影响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大萧条”确实是一次人为的灾难，但它作为一场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实验”也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发展与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近80年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得政府对如何运用宏观调控应对经济周期波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更强大的熨平能力。正如本?伯南克所言：“关于大萧条，你是对的，我们一手造成了那样的局面。我们深表歉意。但多亏了你，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事实上，美国等国家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有效应对就是政府实践宏观经济理论的成功案例。就危机的严重程度而言，金融危机初期实际比“大萧条”更为严重，短短半年内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三家破产或濒临破产，2008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速迅速下降到-8.3%。但不同于“大萧条”，这次危机中美国政府积极做出了三方面的正确应对。首先，美联储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通过贴现窗口、TAF及TSLF等多种手段向金融体系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其次，政府积极扩张财政支出以刺激总需求，财政赤字率由2008年的3.1%迅速提高至2009年的9.8%。最后，美联储不仅迅速将基准利率降至零附近，更在常规货币政策发挥到极致后推出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从而保证了流动性的充足并使实际利率保持在低位。因此，美国经济经历了短暂的下滑后在2009年下半年就逐步企稳，并未出现经济的大萧条。

三、中国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阻止美国式“大萧条”的发生

　　尽管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大萧条”提供了解决之策，但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目前财政政策已受到财政收入下滑与政府债务高企的约束，货币政策有效性也在不断下降，因此，中国政府缺乏足够的政策空间应对经济萧条的发生与恶化。但本文认为这类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首先，尽管财政收支矛盾逐渐加剧，但考虑到中国政府拥有充足的资产规模进行兜底，财政政策依然能够在重要时期发挥关键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高达227.3万亿元，远超过124万亿元的主权负债。其中，受债务影响最大的地方政府，其2014年末108.2万亿元的资产规模也远大于30.28万亿元的债务规模。即使考虑到资产变现性等因素，政府也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偿债压力。因此，政府能够在重要时期通过扩大财政支出阻止经济的大幅下滑。

　　其次，降息和降准的空间依然较大，仍能发挥“稳增长”作用。不同于欧美国家面临的“零利率下限”约束，中国的贷款基准利率还有4.6%，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更处于17.5%的国际高位，央行拥有充足的操作空间。虽然利率市场化下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确实面临效率下降的困境，但2014年11月~2015年6月之间的四次降息还是能够引导市场利率下降了0.87个百分点；三次降准也使得银行的实际准备金率下降了1.7个百分点，货币乘数提高了0.6个点。不仅如此，即使降息降准等常规货币政策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注资政策性银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额度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也可以在特殊时期内扮演“稳增长”的重要角色。

　　最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还可进一步改善，从而更好的达到“稳增长”目的。根据IS-LM模型，2011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组合会抬高利率水平，这就会加重政府债务的负担从而制约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增长”力度。如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有助于政府债务压力的缓解，也能加大财政对“稳增长”的资金投入。根据笔者的测算，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可为财政支出腾出8700亿的资金，使财政支出额外提高4.7~5.7个百分点。因此，政府可以将政策组合调整为“积极财政+适度宽松货币”，进而更有助于“稳增长”

　　除此之外，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多的居民储蓄、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充足的呆坏账拨备与人民币汇率贬值空间，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应对经济萧条的底气所在。最后需要重申一点，目前政府需要进行宏观调控是因为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速已低于潜在增速，正在步入类似于“大萧条”的周期性放缓阶段。但是，宏观调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未来只有切实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启动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才能摆脱“高增长依赖症”和“刺激依赖症”，真正步入又好又快又公平又环保的经济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