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办。本次研修班为“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第二期，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人大经济学院张宇教授带来第一讲，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形成发展与历史贡献》，总结疏理历史进程、主要理论、逻辑体系等，涉及很多新问题新观点。本文为节选。】

要明白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关系。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就是中央政治局学习中提出的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个概念是中央经济工作提出来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我们现在的重点更多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包括了关于社会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间的经济学部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经济的理论总结。不过，过去我们经常用的概念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现在我们把它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在理论和上有了一个高度，有了自信，举起了一面旗帜，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下面我们梳理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大家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基建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规律。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的认识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并没有提出过一个系统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或者说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出现的条件下，人们如何能够建立一种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去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主义社会呢？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果人们对于所从事社会主义的运动目标毫无了解，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什么意义？这确实是一深刻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这就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的深刻分析，从中发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种种物质因素，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比如，私有制下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只能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的生产来代替，等等。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过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是，他们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的论述又是十分丰富的，贯彻于他们理论生涯，遍布于他们的论述著作。比如，马克思最初研究经济学的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都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进行了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虽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但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著名论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主张，因此，《资本论》的理论指向很明确，未来要建立共产主义。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经济特征有哪些呢？概括起来主要内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共同享有社会的财富；消灭商品生产，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消除城乡和工农差别，实现城乡融合；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等等。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一个比较较长的历史时期，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合作制、商品生产等多种中介形式。

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的这一部分理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灵魂所在。没有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恐怕很难成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学说，这一学说的目的，就在于科学阐明，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的规律。实现这一目的，仅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归宿，又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介，因而是社会形态演变历史进程中必经的重要阶段。显然，而以揭示这一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我们不光要看他对《资本论》有没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有多么丰富，更重要的是要看他是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试金石。

在我们日常的印象中，共产主义好象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其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常是作为同义语加以使用的。不过，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他们更多地是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的。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马克思在1875年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发展阶段。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后来，主要是从列宁开始，人们依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的论述，逐步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开来，把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把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称作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就当前的中国来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落实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各项措施，如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落实人民当作作主的权利和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等，都可以看作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现实步骤和具体行动，都是在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社会的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不断的检验、丰富和发展，不能把它教条化、固定化，否则就犯教条主义错误。

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消亡”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颇为流行。希法亭、卢森堡等当时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曾持这一观点。布哈林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经济学》一书中，他开宗明义讲道“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末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因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社会效力，都立刻消失了。然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消亡绝不等于政治经济学的消亡。列宁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相比恩格斯的定义“倒退了一步”，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列宁问道：“即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Iv+m=IIc关系吗？还有积累呢？”

30年代以后，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初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消亡”的观点被否定了，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斯大林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编写工作，指出“一本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问题发表了意见，1952年，这些意见正式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题出版发行。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表达，其主要观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规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分配形式和重要的经济规律，等等。

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逻辑是很严密的。我们现在说这个理论有问题，问题在哪呢？大概在于这个前提，我的前提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按劳分配，限大限度满足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种逻辑都没有问题，前提恐怕出在生产力的基础上，所谓的社会化大生产，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恐怕从这里简单推出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是需要研究的，从社会主义初级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出发，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生产力结构，这样，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结论自然就不成立了，代之而起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的理论。另一个问题是，苏联教科书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最一般、最抽象的规定，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或具体模式相混同，把计划经济体制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会在实践上反映出来，当时的经济体制也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做法。这种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为此，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具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注意综合平衡；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他强调，“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地学”。1958年和1960年期间，鉴于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些混乱认识，毛主席几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逐章逐节加以讨论，并强调，要批判式的而不是教条式的阅读。他自己则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3]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作了许多评论，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邓力群等同志一起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研读，发表自己的意见。肯定了其正确的方面，指出其存在的缺点错误，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缺少辩证法，而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充满了这辩证法，比如说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怎么处理，比如说农业、工业、重工业关系怎么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怎么处理，长远和眼前利益怎么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怎么处理、平衡与不平衡怎么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怎么处理，等等。

当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总体上还属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难免有其历史局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思想，如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主要依靠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推动经济发展等，明显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以后出现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局面埋下了伏笔。其中的教训也是需要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和记取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形成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科学发展理论，成立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关于实行“三步走战略”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对外开放理论，关于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理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等等。这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包括：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等。这些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就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在拓展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丰富，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有概括其主要内容，可以有以下十个方面：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始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从实际出发制定经济政策、进行战略谋划。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既要鼓励先进，提高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调动各方面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又要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努力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必须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同时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框，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丰富人类经济思想的宝库，贡献了中国智慧，这是我们在经济领域中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点好理解。但是，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人类经济思想的宝库呢？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政府和市场关系，一般讲的就是什么裁判员、运动员之类的关系。但中国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却是极为丰富的，可以举出许多：

一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不同部门、企业和领域有不同的组合。比如，沿海不同于内地，农村不同于城市，农业不同于工业，国有企业不于同非国有企业等。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存在过不同的模式，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宏观与微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多种维度。比如，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政治动员，计划协调，统筹兼顾，宏观调控，微观管制，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等都体现了政府的经济职能。

四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地方政府既是一级行政组织，又担当了类似企业家的角色，从而使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了不同于众的复杂结构，成为了影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五是政府作用的主体不仅局限于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宏观经济的调节者，而且是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能够集中更大资源调控经济运行。

六是政府作用的目标不局限于维护市场秩序，还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七是政府作用的方式不局限于短期的需求调节，而是包括了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国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并创造了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等多种宏观调控方式。

八是政府作用的内容不局限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包括计划规划、统筹协调、市场监管、国有资产管理、产业政策等的作用。这些都大大超越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深化和创新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06页。

[2]同上，第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一九七六第四卷），第290页。

 

原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ZhangYu/2016_04_13_356845.shtml